《红色资本》读书笔记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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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银行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资本的起点和归宿。金融机构诸多，但核心玩家只有四个：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以及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2010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这四家就占了六成以上；它们控制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额的45%。

从资产角度来看：这四家加上交通银行，五大银行在2010年持有六成政府债券，八成央行票据，以及四成所有公司债务；它们为其他银行提供了三成银行间拆借和固定收益融资，并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信托）提供了超过七成的融资服务。相比之下，其他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只持有不到两成政府债券，两成企业融资以及25%的银行间拆借。如果从融资来源来看：五大银行拥有近六成家庭储蓄，五成企业储蓄；股份制银行则拥有9%的家庭储蓄，29%的企业储蓄，因此它们过度依赖银行间市场，接受了34%的银行间拆借和30%的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借款，看上去资本十分不充足，仅仅占有整个金融体系资本总量的10%左右。

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系统是所有落后的低收入经济体典型特征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中央对各个部门的控制是不可动摇的。相对的，外国银行持有很少超过两成的金融资产总额（在2009的贷款盛宴后堪堪到了1.7%）。尽管有WTO协议的要求，中国金融业仍被把握在北京手中。

为中国国有经济引擎高速运转提供资本动力的是大规模的银行贷款，和债券的发行；股市只是个零头。2000-2010年间，中国国内通过股权市场进行融资的比例在包括贷款和债券在内的所有融资总金额中只是个位数。

然而我们再仔细看看：是谁在承销并持有这些固定收益债券？是银行！（as of 2010，他们持有的债券总额超过70%以上，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债券）

如果看得再深远一点：那些在一级市场寻求投资的机构，他们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银行信贷。

在中国，银行就是一切。

2.2 海南房地产泡沫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几乎没有现代意义的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北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苏联的金融体系模式：一个大的统筹计划之下的财政部以及几个小型银行，主要做短期资金借贷服务；中央银行的作用没有凸显；几乎没有专业金融人才，因此银行沦为政府附庸。最重要的是：当时的银行不是由北京统一进行管理，而是由各个省级党委、政府管理，满足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银行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地方党委控制着当地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官员的任命。

结果就是银行成了一张地方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刷卡”的“信用卡”。1980年代末，发展成放贷狂潮，促进了经济泡沫，最终结束于腐败与通货膨胀（官方数据接近20%）。这个疯狂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就是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1988年4月6日，海南省经济特区成立。数十万青年人在超过30个优惠投资政策的吸引下涌向海口与三亚，人人心知肚明：机遇在房地产。21家信托投资公司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承担了银行职责，其作为信托的特殊地位加之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转让，创造了爆炸性的获利机会。突然之间，海南出现了两万多个房地产实体，平均每80人一家地产公司，三年内，房价翻了两番。

使海南得到快速致富的商业模式很快蔓延到了整个国家。

1993年，朱镕基开始控制管理国家经济，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投机者作鸟兽散，留下600多个烂尾工程和价值300亿人民币的坏账（当时全国财政预算的10%，全国坏账总额的8%）。而2010年，中国每一个省会城市都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大肆推动银行贷款。

海南房地产的崩溃直接导致了1994年政府的“好银行、坏银行”改革。

2.3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1993年广东国投在美国发行债券时，穆迪和标准普尔对广东国投给予了和财政部同样的信用评级。然而1998年，广东国投因无力偿还1.2亿美元外国贷款而破产。朱镕基对此无法估量的财务损失十分愤怒，当即责令广东省政府关停广东国投。

负责破产清算的毕马威会计事务所于1999年4月所做的初步财务审核发现当时广东国投拥有260亿美元的总资产，但负债已高达440亿美元。494个债权人索赔共计560亿美元，其中470亿美元归属320个外国债权人代表。

最后，广东国投债权人所面临的事实是，90%的公司贷款和承诺永远不可能得到偿还：广东国投在全省投资了超过105个股权投资项目，超过八成的项目都失败了，且破产回收率为12.5%，其三个主要子公司的回收率为11.5%到28%不等。

这些数以亿计的美元最终都到哪儿去了呢？答案是：许多广东国投所投资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仍然存在，但现在它们都在政府所拥有的其他口袋里。

广东国投的破产导致了全国数百个信托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的关门；而其他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处境与广东国投没有什么不同，使领导层意识到了这其中蕴藏的金融风险，从那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以美国金融体系为标准的大刀阔斧的银行体系改革。

2.4 2010年中国的银行堡垒 目前许多分析师对中国的银行的估计市值虚高。 摩根大通的股票100%在市场上流通，可自由交易，股价体现了投资者对公司可持续经营业务的估值达成的共识，因此股价总数乘以股票市场价格便可以算出市值。 然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由于限售只有30%股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大把股票被中国机构持有不能够上市流通，股价不能反应投资者对其公司的准确估值。因此，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总市值难以估算，且难以和境外发达自由经济体中的上市公司作比较。

如果不看总市值，只看总资产，能否进行比较呢？ 可以。资产规模的确是评判银行实力的标准，但一定要考虑资产质量。 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银行系统毫无控制地发放大量的贷款，四大银行在1999年不良贷款比例曾高达39%。之后十年的重组与金融改革中，慢慢剥离了48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

2010年，17家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绿已经下降到5%。这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把钱贷给了更好的有能力并愿意偿还贷款的公司呢，还是原来的拖欠贷款的国有企业客户开始按期偿付了呢？如果原因是后者的话，为什么前面的问题贷款回收率如此之低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客户群没有变化，中国的银行都会贷款给国有企业，他们被视作比私营企业更可靠的客户；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政府告诉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并）贷款给国有企业，但它似乎无法告诉国有企业要按期偿还贷款。然而国企贷款到期偿还无力，当局不会责怪银行家经营不善而赔钱，但银行家“不听招呼”，就一定会被责怪。因此仅仅对银行系统进行改革而不对整个国企和政府体制进行改革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过去十年里不良贷款率的优化反映了国企对归还贷款的意愿以及能力的提升：之前投资建设的项目开始产生现金流，或者对坏账的其他优化安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