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读书笔记 第一章

Outline：

1.1 FDI篇 2001年：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加入WTO。 朱镕基认为这能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转型，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对于让中国走向世界有着极大的热情，当时每一个公司的大老板都相信朱镕基，认为中国经济自由化的道路的不可逆的。

插一点私货：近年坊间传言外资撤离严重，本质上有一个因素或许便是对于习近平失去信心，认为他并非先前领导人那样dedicated to 深化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法治不健全，一切党说了算，外资会有点不安呐(:з」∠)

单说这次肺炎造成的经济影响以及后续重建，我觉得政府还是会对加大吸引外资有点兴趣的？国内民间债务不比2008年，到达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尤其年轻人间，储蓄率堪忧，受疫情影响，钱包比较空，失业率应该也会上涨，指望刺激本土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该难度不小，光指望靠财政政策来拉动，财政部预算压力比较大；配合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则有可能会给金融系统进一步带来压力（比如放贷给一些信用不那么好的企业，坏账率更高，资产表上风险资产更多…）；所以外资注入显得更加重要，不晓得会不会落实一些针对外资切切实实的利好政策？——but then again，外资也不是当年没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资了，中国也不再是当年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中国，再加上中美关系紧张、经济“脱钩”等外部风险，外资未必能有这么“好骗”

虽说经济自由化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外资进入中国还是有种种限制（“鸟笼”理论）。当时外商投资只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特定区域进行，而且被迫与效率低下的中国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每个地方政府都希望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开发区和来自国外的“鸟儿”。2000年底，以中外合资形式存在的外资企业站到了所有外商企业总数的50%以上。这一数字在中国加入WTO的8年之后（2009年）大大降低，全外资企业占到了外商企业的75%。外资终于拥有了选择投资方式和地区的权利。

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先进技术+管理技术的转移，提供就业，储蓄，创造外汇

1.2 国企篇 80年代时，中国国企还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

一个转折点在于1993年年初，朱镕基接受了中国香港联交所首席执行官的建议，决定选择股由企业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打开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大门，以此逼迫国有企业遵守海外的法律、会计准则和财务要求，他希望外国的监管能够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业绩起到积极作用——and he was right. (:з」∠)

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和中国工商银行入个成为如今这样的巨无霸、全球财富500强？

答案：美国投资银行家们将一个管理经营不善的省级邮电局打造成为了现在的中国移动，并且将它包装成一个国际电信业巨头，打包卖给国际投资基金经理们。1997年，中国移动完成了在纽约和香港的上市工作，募集了42亿美元。接下来，中国的石油企业、银行、保险公司陆续地在全球资本市场的IPO中发行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份。所有这些工资的构建与上市都是美国投资银行家们的功劳。

这些成功吸纳海外融资的国有巨无霸接下来就成为了中国的“国家队”。

1993年最初上市到2010年初，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在境外国际市场融资共2620亿美元，同期FDI大约为8180亿美元。

虽然都是钱，但是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和FDI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后者创造了全新的、非国有经济体，使国内产业崛起；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绝大部分都用来建立和加强体制内的公司。共产党对于在上海、香港以及其他地方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都拥有绝对控制权，事实上他们只有少量的股票上市流通。

1.3 银行与债券篇 中国当今金融系统的大框架由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设计制定；1998年由朱镕基和周小川开启的综合金融体系改革却于2005年夭折。

1990年：建立的上海与深圳股票交易所。 1994年：制定了一整套法律，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全面商业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吸取教训，强化金融改革，时任总理朱镕基抓住有利时机，推动银行的资产重组和重新定位（aka“技术性破产”）。

朱镕基和他的左膀右臂周小川（中国金融体制内大咖级人物）彻底调整了当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因为当时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困境是：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够，当时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银行体系岌岌可危，对实体经济构成极大威胁。

因此，周小川在改革初期就拿银行开刀，一方面对银行本身进行重组，处理问题资产，让银行恢复健康。类似美国当年利用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RCT）来解决储蓄与贷款危机的经验，周小川主张建立四个“坏银行”，用于处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一个公司背负一个大型国有银行的“坏账”。

2000-2003年：通过上述方式，大概剥离、转移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坏账。

在此之后，资产负债表变得好看了，就可以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重新进行注资，吸引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5-2006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在上海、香港上市并成功融资400亿美元。

另一方面，为了缓解银行系统的压力，需要建立另外一种机制，即债券市场：这可以让工资与投资者建立更为直接的关系，提高金融市场的灵活度，在股票市场十分弱势的时候提供更多投融资渠道。

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会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债券市场，而这些都和国家的外汇政策息息相关。在这里，周小川还是成功了。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放弃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此后的18个月，人民币升值了约20%；而在2007年，利率上升了2%。这在外界看来是中国迈向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在外界看来，一个活跃的债券市场的所需条件已经逐步落实到位了。

归根结底，债券市场不是真正的目的，最重要的还是股市和银行。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基础，而股市才是真正能够让投资者绕过银行和企业直接产生联系的方式（债券带来的风险一大部分还是由银行承担）。然而，复苏股市在周小川管辖范围外，他这样做就要踩到别人的脚指头；银行改革也将面临很大的政治困难，但势在必行。

2003年：周小川奠定了未来政策措施的基础工作，积极形成了1992年邓小平讲话依赖中国政府在支持中国资本市场方面的首次声明（“国九条”）。 2004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着重肯定了资本市场（债券+股票市场）的关键作用。

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周小川开始为自己创造银行改革的体制基础：03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部成立。同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主导成立了中国汇金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后者为前者全资拥有的企业实体。这些公司都成为重组四大银行的重要成员，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玩家。

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重组完成，注销了其余不良贷款并且从中国的外汇储备注资450亿美元；随后，这两家银行的股份被出售给了国际战略投资者（2005年：美国银行BOA19.9%，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5%）。

这些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意味着中资银行将与外资金融机构展开深层次合作，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公司的治理、风险管理和产品开发等各个方面的能力。这也有利于建设更完整的银行制度，来帮助执政党做正确的政策和决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领导人一声令下，信贷如洪水般汹涌而至。

这样的并购被中国某些媒体称作“卖国”。富含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攻击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进程，但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重组并最终成功上市。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收购证券公司的股权，以获得控制权。在这些券商机构恢复健康后，央行预备套现、卖给新的投资者，包括外资银行。周小川意图开放国内股市，并且首次引入直接外资参与。

周小传在2004和2005年间做的这一切似乎违反了每一个官场潜规则，树立太多敌人。银行改革使得财政部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投资损失惨重，而允许证券公司和国有企业发行短期债券入侵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企业债务方面的行政空间。他们试图通过向外资银行出售证券公司股份这一行为则侵犯了证监会的固有领土。

更糟糕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正着手建立一个超级监管机构，将银行、股票和债务资本市场监督整合在一个屋檐下——这得踩多少人的脚趾头。霎时间，各种针对周小川的人身攻击出现在香港媒体上；其源头显然不在香港。

在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下，2005年10月国庆假期期间，周小川的改革计划被削减；长假结束后，形式迅速明朗化。财政部恢复了对银行的影响，证监会阻止了外资的进入，国家发改委的权威得到了加强，甚至亲人民银行的《财经》杂志也在首页为国家发改委发表封面故事。那时的结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影响深刻：一个综合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束了，而接下来的一切政策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部委各管各的，自说自话。

1.4 中国体制特殊性 朱镕基所倡导的金融改革是一场非凡的改革，但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结构以及共存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这项改革最终还是未能得到贯彻执行。

能够撼动这个政治结构的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供给和需求规律，而是围绕利益集团二寻求互相制衡的社会机制。

中国好比一个家族企业。当执政群体发生变化时，家族利益平衡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这些家族有一个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只有社会稳定，各方才能持续利益的追求。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危机感让这些家族一度团结了起来，他们一致认为金融的薄弱威胁到他们的体制，从而支持彻底的银行重组；很多年过去了，他们发现这场金融危机没有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影响，又觉得深层次改革影响太多人的利益，没有必要。

然而归根结底，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没有撼动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当时落后，因此与外界相对绝缘；再来一次，未必能够独善其身。危机仍然存在，但中国的政治精英觉得中国看上去很有钱，坐拥万亿外汇储备，且有一支富可敌国的“国家队”。

要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就不能不了解两点，一方面社会阶层中精英阶层获益于类似西方却无约束机制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缺失。“国有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和所谓“体制内经济”的背后是财富的膨胀，而金钱就是所有的语言。垄断型国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所有政治精英都是“国有经济”的受益者。

中国国企一直试图用西方现代企业的面貌将自己包装起来，利用专业的会计师、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到数十亿美元的资本。但是，这些公司都没有自主的企业，他们几乎很难说是企业，事实上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本身的运作都完全依赖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因此，尽管中国学到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会计标准以及其他国际资本主义机制的特征，表面上虽然和西方的那套东西类似，但实际运转却是两码事儿。政府的庞大机构和巨大力量影响遍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表面上国际化的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