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夏天的少年们》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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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每个人都有过多年以后才发现记忆出错的时候。这种奇怪的混沌让我忘了在什么时候读过林格伦的《狮心兄弟》。我坚信自己在1980年读过这本书，直到为写作这次讲座的演讲稿购买了修订本，这才发现了真相。这本书于1983年首次在韩国翻译出版。我原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有误，直到读完译后记，才肯承认我的错觉。后记上写着：译者金静姬（音）于1982年留学斯德哥尔摩期间登门拜访时年74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译者初次见到心仪的作家，不知道如何是好，而林格伦大方又热情地接待了她。金静姬描述两人见面的情景时写道：
林格伦奶奶就像对待她的亲孙女似的抱着我。像马迪亚斯抱着害怕得跳起来的卡尔。然后，林格伦奶奶用清澈又温柔的眼神看着我的脸说“你这个来自远方的留学生总觉得叫人熟悉。既然那个国家也有很多孩子们想听我的故事，那就替我讲给他们听吧。”
两人聊了很久，等到金静姬从林格伦位于市区公园角落的家中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了。他们在1982年1月见面，两年后的7月20日，这本书在韩国出版。因此，我是在那个夏天读到这本书的。不是1980年，而是1983年的夏天。不是满9周岁，而是12岁的夏天。虽然我混淆了年份，但那个季节的独特感觉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某个炎热的下午，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在水踰里山顶的家里，我的小房间，我把肚子贴在凉爽的地板上，趴着阅读这本书。如果觉得姿势不对，我会坐起来。如果热得出汗了，我就再次趴回地板上，如此反复，直到读完最后一章。
但是，有个问题留在了我的心里。为什么我会坚信那是1980年呢？1980年和1983年的夏天有什么共同点呢？它又是怎么和《狮心兄弟》连接起来的？为什么我会以那么痛苦的热情沉浸在这本书里？
1970年11月，我在光州出生。1980年1月，我和家人一起搬到首尔。父亲教语文，还是年轻的小说家，他决定去首尔专职写作、过上全新的人生，他的离职成为了我们搬家的契机。我离开承载着许多情感的韩屋， 那个用木头和土块盖起来的、铺着蓝黑色瓦片、用白纸替代玻璃贴成门窗的地方，搬到了首尔外郊水踰里山坡上的洋房。5月17日，家人逐渐适应了新生活，政府颁布了戒严令。一年前的1979年10月，领导军政府独裁统治长达十八年的朴正熙总统遭到暗杀，渴望民主主义的市民奔赴街道庆祝，是7个月之前的事情。所谓的“新军部”势力趁着“首尔之春”再次发动政变，总算登上权力的舞台。仅仅4个月之前，我和家人因为一时兴起的小事离开的那座城市，我在出生后度过童年时期的地方，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个又小又平凡、以教育闻名的城市，学生们不愿服从戒严，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18日开始抗争。两天后的下午1点，在无数示威群众聚集的道厅前方的广场，军队集体开火。之后，市民们为了生存武装起来，“光州共同体”诞生了。由短暂又平和的市民自治维持的道厅，装备坦克和机关枪的军人们朝着这里返回，那是5月27日凌晨。
由于新军部掌控了舆论，除了光州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人们大多认为这件事是暴动和内乱。但是我的家人把亲朋、亲戚、亲友留在了光州，因此从一开始就准确知道这件事的含义。十天的时间，屠杀和抗争交织。平凡的市民为了挽救中枪者的性命，不停地排队献血、在市场分享食物，每天为无辜遇害的人们举办葬礼，绝对共同体如此坚持下来。大人们对我们兄妹三人说：“绝对不要在外面这么说。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光州。” 就这样，这件事对我来说，好像是必须要永远埋藏在心中的、沉重的秘密。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总是想起那些事。记得就在那个夏天将要过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实：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将要过去，我们要进入秋天了，但是还有许多人连这个夏天都无法度过。这比起某种政治上的觉醒，更像是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的时刻。
一年后的1982年，父亲从光州带来了一本相册。是遇难者家属和幸存者为了作证而私下流传的书。关于那时候的记忆，我在《少年来了》的尾声写道：
“父親將那本攝影集帶回家裡是在兩年後的夏天，他說是南下到那個城市弔祭慰問喪家時，在公車總站弄到的。有別於我年幼時的想像，額頭沒有中彈、也沒有結婚生子的希英姑姑來了一趟首爾，大人輪流看完那本攝影集後，不約而同維持了一段沉默。父親把那本書放在臥房的書櫃最內層，甚至將書背朝裡面放，好讓我們幾個孩子無法找出來翻閱。 我偷偷翻開那本書，是在某個大人一如往常聚集在廚房看整點新聞的晚上，我還記得翻閱到最後一張，是一名被刺刀深深劃開臉部、面容猙獰的女孩，她的模樣悄悄地喚醒了我內心深處自己從未察覺的柔軟。”（尹嘉玄译）
又过了一年，首尔的夏天，有个凭借着奇怪的热情读完《狮心兄弟》的、12岁的我。
这不是一本平凡的童话书。即使这本书是为了作者的儿子们写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故事以死亡为开端。病重的少年卡尔无法离开厨房的床铺，深爱着他的哥哥约拿旦说：“如果你死了，你会变成一只白鸟飞回我身边。我会立刻把你认出来。”但是不久之后，家里着火了，背着卡尔离开的约拿旦先行离开了世界。就如同变成白鸟飞回窗边的约拿旦所说的，重病在家的卡尔来到了一个名为“南极亚拉”的美丽世界，有了健康的身体，他重生了。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美好，蔷薇谷有个叫腾格尔的暴君凭借着恶魔卡特拉的力量，支配、逼迫人们。在相邻的樱桃谷，有一群义士和他们抗争，约拿旦就像他在那里的外号“狮王”一样，勇敢又真挚地拼上性命。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在这场斗争过程中，软弱又胆怯的卡尔逐渐成为这本书的真正主人公，也就是“狮王卡尔”的样子。因为卡尔通过第一人称视角非常坦率地吐露自己的心情，所以从一开始，我便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理解了他。他对哥哥有着绝对的爱与信任，对美丽自然的感叹，以及他的恐惧和颤抖。
而且，卡尔观察到的独裁者腾格尔的样子，他操纵的杀手卡特拉，软弱的人们为了与他们抗争而团结起来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此完全不陌生。一番曲折后，他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抗争过程中，有许多无辜的人们牺牲了。活下来的人都为此悲伤、流泪。但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反抗军的领导者奥尔瓦没有流泪。我记得自己在阅读这一段过程中，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随着黑暗的预感和暴力的记忆逐渐加深——与此同时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读到在南极亚拉，少年们再次以死亡的形式一起离开的最后一段，太阳不知不觉间落下，房间逐渐变暗，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哭了很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相信彼此、爱着彼此？为什么被他们的爱围绕着的世界那么美好，同时又如此残忍？
三十年以后，在奥斯陆旅行前再次读完这本书的当下，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混淆年份。我的心里其实把这本书和80年代的光州连接在了一起。1980年，9岁的我突然想到，因为已经无法度过那个夏天，自然也就永远无法一起度过秋天的、那座城市的少年们的灵魂，和三年后读到的这本书里经历两次死亡和重生的少年们连接在一起，刻在我身体里的某处。就像命运之线缠绕在一起，现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中不透明的墙壁一次性贯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