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纪

原创 熙晨、 史學苦行生

假期里在备课，历史学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中国近代史（1840-1919）》，这也是我博士毕业入职高校后即将上的第一门课。从本科时就专注于这一段，硕士、博士都是中国近现代史方向，所以也算比较熟悉，但时间久了，很多书都是本科、硕士时看的，博士论文又做的一个新领域，所以假期里将相关的书籍找出来，新的旧的，读过的没读过的，通通再看一遍，顺手根据自己的学习研究经历和兴趣爱好整理了一份书单，很基础，但多属于名家大作，在历史学界都算有较高评价，有助于了解近代历史脉络和重要历史事件，而且不同的著作也在史实考证、分析，观点、评价上可以互补，能够取各家之所长，形成一个较为综合全面的历史认知。历史学本科生的阅读还是应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为主，既注重通，也要专，在研究论著之基础上还得进一步阅读原始史料。晚清史这块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清史的一部分，又被划入了近现代史，但绝不能简单地以1840为界，进一步扩展的话，很多清代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论著也应涉及，毕竟属于一脉相承中的近代转型。这些经典著作很多都有修订、增补再版，只列出了一个较新版本，影响不大，仅供参考，欢迎补充，交流学习。 中国近代史（晚清史）基础书单

一、通史

1.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10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2.[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2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

5.[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2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6.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8.戴鞍钢：《晚清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0.陈恭禄：《中国近代史》（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11.蒋廷黻著，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王开玺：《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册），上海：东方出版社，2016年。

13.[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二、鸦片战争

1.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3.[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

4.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夏笠：《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6.黄宇和：《叶名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

7.[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

三、太平天国运动

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3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美] 裴士锋：《天国之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四、洋务运动

1.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3.[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五、藩属体系与甲午战争

1.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3.[日]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4.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5.吉辰：《昂贵的和平 : 中日马关议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六、戊戌变法

1.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2.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3.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4.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

6.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七、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

1.[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4.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德]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6.[美]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7.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八、清末新政

1.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3.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4.刘增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5.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6.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九、辛亥革命

1.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3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2.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3.[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5.[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十、其它

1.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2.费成康：《中国租界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

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4.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5.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7.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伸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11.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2.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13.杨国强：《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14.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15.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7.[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9.[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0.[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21.[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2.[英]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3.[美] 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4.[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25.[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十一、工具书

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3册），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

5.郭利民编制：《中国近代史参考地图（1840-191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

6.郭利民编著：《中国近代史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

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8.张海鹏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9.崔志海等：《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发表时间：2022-03-24 热度：2388℃ 　

　　前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仁人志士、知识分子，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开展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一九零五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一九零九年底，沿袭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立志报国的年轻新锐纷纷从社会基层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救国道路的探索积蓄了巨大能量。 　　二十世纪初, 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被迫接受西方思想，开始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遏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依然陷于苦难的深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国？这是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精英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亡图存并现代建国?中国如何才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独立的民族主权，摆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如何才能把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从现在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建国，大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建国，但晚清已降的中国，已经不具备上层社会建国的条件。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历史证明了清王朝已经丧失了保卫疆土和保护国民的能力，更没有能力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建国。而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证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思想进步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的历史重任！而当时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文盲、半文盲，几乎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甚至国家观念。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探索、呐喊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这种探索和呐喊就没有间断过。但历次反侵略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也好，鼓吹、呐喊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出乎意料的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舶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分别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孙中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尝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来的希望，国家在一天天沉沦。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社会精英、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前赴后继地燃起对祖国未来热切的期待。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聚建立。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曾先后发动了黄冈起义、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即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同时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中国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数成员,把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看成仅仅是”排满”，他们既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改变。 　　在生活层面，当年的中国，尤其是农村，绝大多数人家是用”黑油灯”，甚至火把照明,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蜡烛被百姓称之为”洋蜡”，火柴称之为”洋火”。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饭、鱼肉,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瓦房。大多数国民处于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状态。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糠咽菜，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到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 　　在文化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思想观念层面,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禁锢、镇压,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在教育层面，虽然是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在农村,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是秀才了。 　　少数受到较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都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救国?当年的孔圣人被后世尊崇为”一智能灭千年愚，一灯能出千年暗”的圣贤。而在当时的中国，也开始了救国救民思想的探索。 　　刘师培的道德救国思想。 　　他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结合，从学理上辨析了五伦、三纲、孔学、后儒之学的区别与联系,揭露后儒诠释的”三纲之说”为”巫说”,主张融合中西伦理道德之精华,藉改造家族伦理,用平等取代等级，使个体成为”完人”，继之逐步培育现代社会、国家伦理，最后通过近代修身之道与发展近代政党等，达到塑造新国民,以实现救国之目的。 　　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思想。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为以后组织领导五四青年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也为日后与李大钊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前提。 　　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师复,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废姓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人生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 　　一九一O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意识的主旋律。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日本东京，最初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民报》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他又和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及其妻何震,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京东创办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先后办起了《天义报》和《衡报》。在法国巴黎,由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浦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无政府主义的鼓噪,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并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强烈的乌托邦意识，从而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为此,他们怀抱政治救世主义，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多仁人志士最终选择了救国救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 师复的启迪和引导

　　刘石心,师复之胞弟。师复,这是一个对刘石心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刘石心,祖籍安徽,金人入寇中原,北宋南迁。其祖上由安徽迁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隆都溪角村。清朝初年迁入香山县城,即今石岐市。刘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因为院内有池塘、桥廊、亭榭等建筑，被世人称为”水楼刘家”。所谓水楼,是一栋碉堡式的建筑，楼外有城河环绕，通以桥，居后有花园，水楼因此而得名。父亲刘炳常,出身书香门第，是个读书人。维新运动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学校，为当地培养文化人才。曾组织”天足会”(女人裹脚布放开),每年都要印赠送维新派人士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的小册子,被人看作本县第一个新派人物。师复妹妹、刘石心的姐姐抱蜀也放开了裹脚布，留下”天足”，并且女扮男装，还带头下河游泳。刘石心的姐姐中还有曾经缠足的，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也都一下解放了，刘氏家族在当时、当地是开明的。刘柄常，人到中年家境已经破落，每年靠典卖祖产维持生计，随着族产逐渐吃光，只得靠教书或从事机关文书过活。在刘石心的童年,家中已无田地。刘石心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主要还是受其胞兄师复影响。 　　刘石心、师复兄弟姐妹共十三人，师复排名第四，下面是刘石心的四个姐姐:无等、抱蜀、无为、天放，刘石心排行第九，下面还有弟弟世元、抱真等人，兄弟姐妹众人后来都或多或少的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活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年，已经十一岁的刘石心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开始时，以为从军可以报国拯民。这个陆军速成学堂是为广东北伐军培养后备军事人才设立的，但随着刘石心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从军报国拯民意识发生了动摇。认识不到唯战才能止战的道理，认识不到军事如果掌握到人民自己手中，它就是消灭腐朽统治、剥削力量的最好工具，认识不到人民唯有拿起武器才能达到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反而认为军队充满血腥和暴力，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赐。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他在政治上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在思想上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脱离现实的斗争条件，去构想种种乌托邦图案，以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列宁说过：“无政府主义是正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但作为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一思想，在涉世未深、缺乏敏锐社会洞察力、判断力的青年中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 　　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立即在青年人之中产生影响。 　　一九零三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潮。 　　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日本人久津见蕨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等书先后被人介绍到中国。一时,不少刊物都在大谈而特谈无政府主义。张继还专门编译了名为《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主要是介绍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和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突出了反专制、争自由、行破坏、搞暗杀的内容。这些偏偏是当时激进社会青年所需要的，因而在思想领域大有市场。就多数宣传者和其内容来说，这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截取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与民主主义思想柔合在一起，作为反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客观上起到了对社会思想进步的积极作用。 　　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八年,由于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受到了某些挫折，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者，并以日本东京的《天义报》和巴黎的《新世纪》为阵地，形成了两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据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略问题上，与同盟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并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另外的途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而把中国革命的归宿定义为”无政府”，但在具体形式、方法上却又有着不同的意见。《天义报》(包括后来的《衡报》)比较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革命当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并主张首先组织”劳民协会”，然后进行”总同盟罢工”，让农民自动行动起来抗租抗税，抗捐，驱逐官吏，而以建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人类均力”的社会为最终目标。《新世纪》则强调了教育和知识的重要，认为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愚昧无知，因而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普及革命”，即以书和报纸宣传为武器，批判旧思想，传播科学知识。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十分复杂的团体。这个团体中以沙淦、太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无政府主义，先后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并单独成立了社会党，但很快就被袁世凯取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晦鸣学舍的师复(刘石心之兄)和他创办的《民生》周刊。师复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刘师复生于一八八四年。长于刘石心十一岁，幼年曾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师复十六岁那年,赴广州参加”秋闱”应举人试。当时的科举考场，屋子又矮又小，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考生吃饭、大小便、考试都在其中，不准随便出来。考生中,经常有人被引发精神病，甚至病死在里面。师复面对考场的黑暗情景，对科举产生厌恶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师复进入考场，头晕脑胀，出现病态。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师复在考试卷子上乱写乱画，其结果当然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父亲刘炳常不相信成绩一向优异的师复会落榜。于是托人查卷。据查卷人回复，考试卷子被师复涂的乱七八糟，还在上面写了些歪诗。查卷人说：“上司不追究,就算幸运，还查什么？”后来当刘石心提及此事时，师复对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此后，师复便在当地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立演说社，阅书报处，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女校——隽德女校。但是，在创办女校时，却遭到了劣绅何玉铭和恶毒的知县郑荣的反对。 　　何玉铭既何鼎元，是香山绅士集团的首领，为人阴险、恶毒、虚伪、狡诈,是笑面虎、两面三刀的人物，当面说好话,背地害人，人称”何老虎”。师复办女学，要求县知事郑荣拨付公款资助，而掌握公款实权的就是何玉铭。由于当时叶赫那拉氏已正式下令”维新”，要求各省办学校、兴实业,师复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倡办女学,守旧的绅士们内心是反对的，但口头上不得不附和。何玉铭的两面三刀、狡诈本性得到了发挥，他在知县郑荣面前巧言令色，力主从缓，以一个”拖”字，企图阻止倡办女学。 　　师复在与郑荣交涉遇到阻力时，义愤填膺，血气方刚的师复竟拍着桌子指责郑荣，说他”冥顽不化!” 　　在香山，郑荣受人指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郑荣大为光火。但由于师复是香山全县考第一名的”案首”，人望所归，据理充足，正义在手，郑荣又不便发作，一时间竟一筹莫展。但从此,他们领教了师复的义正词严，内心恨之入骨，处心积虑的寻求报复。师复兴办女学的请求款项再无下文。而隽德女校是后来师复等人发动开明人士私人凑钱办起来的。 　　师复于一九零四年到香港,后又去日本留学,于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师复出于革命需要，学会了制造炸弹。一九零七年回到广州，根据革命党的统一部署，准备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以配合武装起义工作。他一次在安装炸弹时，不慎造成爆炸事故，左手受伤。后经医院治疗,截去左手，伤愈后即被移交警察局受审。 　　当时,炸弹爆炸时，师复房间内还有三颗制好的炸弹和一些与香港的革命党人来往的信件。幸亏赶往现场抢救的医生伍汉持为人正直,在他的帮助下，将这些违禁证物掩藏起来，敌人才没有查出师复参加革命党和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师复被捕后，自称三水李德山，因做化学实验引起爆炸。但在一次审讯中，却被已经充任李准幕僚的原香山县知事郑荣认出。郑荣不怀好意的问师复：“为什么隐瞒真实姓名？”师复从容回答：“若报出真实姓名，恐怕会引起年迈祖母伤心，故刻意隐瞒真实姓名!”郑荣并不相信，对师复多次审问。 　　郑荣为报当初责辱之仇，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谋:即使审问不出师复企图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但也不能让师复这小子出狱。师复家族有一定实力，他担心时间久了会被保释出狱。于是,将师复押往香山监狱看管。因为香山有师复的老对头何玉铭，何玉铭在香山地界权势很大。这样就可使师复不能轻易得到保释，却可在查不出多大罪名的情况下，将其长期监禁，从而报那辱责之仇。 　　师复被郑荣转到香山监狱关押不久，其女友丁湘田，由香港来到刘石心的家中。他密告刘石心及其家人:港中同志正在设法营救师复，准备组织若干勇于牺牲的革命党人，趁节日管理松懈，用酒灌醉看守人员,武装劫狱!丁湘田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刘石心，由刘石心下次探监时带到狱中当面交给师复，以便里应外合。 　　一天，刘石心特意打扮了一番，带上一些师复换洗的衣服、吃食和生活必需品，以弟弟探望兄长的名义，大摇大摆的来到香山监狱探监。 　　师复看过女友丁湘田的亲笔信后，认真思考了一下，要求刘石心立即把信烧掉。刘石心照办了。师复严肃的对刘石心说:这个武装劫狱方案行不通!理由是,周围地形对劫狱非常不利，且会对劫狱同志造成重大伤亡，根本不可能劫狱成功。这个计划被师复坚决否决了。 　　刘石心回到家中，把师复的态度如实对准嫂丁湘田和全家人说了。反映最强烈的是丁湘田，他认定方案可行，必须实施!没必要过于慎重。为做通师复的工作，以便师复配合劫狱行动，丁湘田要求亲自到狱中面见师复。在刘石心的引导下，丁湘田以师复女友身份来到狱中，见到了师复，当面讲明来意，要求师复配合武装劫狱行动。 　　师复当面再次拒绝了他认为不可行的劫狱计划,态度非常坚决!丁湘田失望之余，只得洒泪与师复告别，在刘石心从长计议的规劝下，回到了刘石心家中。刘石心举家热情款待着师复女友丁湘田，丁湘田多次以泪洗面。在刘石心家住了五十多天后，只得回香港去了。 　　本来,师复被关押到香山监狱后，监狱方面对师复监押严格。但由于刘石心一家花了很多钱，对监狱上下左右买通，看守人员得到了好处。因此对师复的监押看管也就放松了许多，家中来狱中探望也就容易方便了。而刘石心当时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监狱对刘石心警觉性很小。刘石心得以每周星期天的下午都能进入监狱与师复会面，帮他料理生活上的琐事。监狱方对刘石心带入狱中的东西以及与师复谈话的内容并不太注意,故而刘石心常常能带入监狱中一些师复需要的书籍，其中包括从香港转来的《新世纪》。这是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一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师复每每看得很专心。师复时常给刘石心讲授有关汉学及清学的要义，这使刘石心在文史知识方面精进不少。同时，师复还有时对刘石心讲些《新世纪》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的道理和心得给他听。刘石心听得很入神，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师复赞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崇高的，但并未对刘石心明确谈到以后就走这条路。据刘石心判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师复觉得在时下要集中力量打倒腐败的清政府，此乃当务之急。 　　师复在香山监狱度过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直到光绪和慈禧双双死去，宣统继位后照例宣布大赦时，师复与刘石心之父刘炳常才有可能设法活动，营救师复。刘炳常依靠其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影响力，设法使香山县一千多名有社会名气、名望的人物联名保释师复。但由于何玉铭从中阻挠作梗,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营救师复的行动拖了很长时间才成功。为了这次针对师复的营救行动，四处打点求情，加上师复入狱后两、三年的应付，花钱太多，刘家因之破产。父亲刘炳常在营救师复出狱后，不得不到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官办的农产公司当文案，依靠每月一百元的薪水养家糊口。 　　师复于一九0九年底出狱后，即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装了假手。这个时候的师复，仍然是主张单纯的对社会予破坏，即破坏主义，不破不立。师复经常对刘石心等人说: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破不立!师复常常如饥似渴的读《波兰亡国记》的书，这本书中的观点对他的言行影响很大，同时或多或少的间接性的影响到了刘石心。 　　师复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支那暗杀团”的组织，成员有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李熙斌、郑彼岸、林冠慈、丁湘出等人。刺杀行动取得了一定得成功，如:一九一一年林冠慈狙击李准、李沛基，炸死广东将军凤山，两次行动均告成功。这在当时称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除此之外，师复等人还谋划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但在行动发起后，因派往北京联络的成员程克中途变节而不得不终止。 　　师复等人的革命行动，采取了一明一暗的两手策略。暗,就是暗杀行动;明,就是筹划武装起义。为此,师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香山的地理位置离澳门很近，恰好一年在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欺辱中国人的事件，在国内外掀起了社会风波。清朝政府为平息民怨,派出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部队，来到香山与澳门接界处，威慑对面的葡萄牙人，并在此地长期驻扎下来。师复及时牢牢的抓住了这一契机，与郑彼岸、莫纪彭、林君复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思想渗透、影响工作，终于促使这支清军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并最终促使、争取了这支清军的起义。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香军”。林君复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民军。与香军并肩作战，一举攻克占领了香山。与此同时，师复还参加了东江地区的武装起义,率领东莞起义军，与香军一起进驻到广州。 　　师复本人的思想，深受辛亥革命前的《新世纪》杂志以及托尔斯泰的影响。当师复和起义军来到广州后，感受到了广州社会形势的复杂和严峻。以前的革命乐观情绪被迫荡然无存。原来,广州光复以前，胡汉民收买了上万人的民团和土匪，这些人纪律非常差。胡汉民许诺，在广州光复后让他们进驻广州。广州光复后，胡汉民当了都督。这些民团和土匪，为胡汉民所用，曾立下汗马功劳。胡汉民只得兑现承诺，让他们真的进入广州。结果,这些民团、土匪为主的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百姓，劫掠财物，追逐女人，引起了广州居民和商人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要求陈炯明的正规军出面护境安民。恰好,陈炯明手下有上万人马，并且对广东都督的位置早有觊觎之心。这样，陈、胡之间的矛盾骤然突出起来。同时,由于各种旗牌号的民军窘集广州,人员成分复杂，指挥并不统一，彼此间发生利益摩擦是常有之事。为此,从革命大局出发，师复毅然挺身而出，偕林君复、莫纪彭居间调停。费尽心血，但并无效果。利益之争,靠口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见此,师复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也基本上无可奈何。为达成革命成功事半功倍的效果,师复只得把军队交给陈炯明。他毅然决定，延续过去的擒贼先擒王的斗争策略。鉴于革命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载沣，而是袁世凯,师复于是北上刺杀袁世凯去了。 　　一路上,师复听到甚至看到了一些新政权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情况，如: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为了都督这一权力职位问题，发生过诸多矛盾。湖南甚至把新任都督焦达峰杀死了。见此,师复更加感到刺杀袁世凯的重要性，以期成功后,革命成功的早日到来。但当师复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和决心，北上来到上海时，正巧与南来的汪精卫相遇。从汪精卫口中，师复得知南北议和即将实现，只得放弃了北上刺杀袁世凯的计划。他与彼岸、湘田一同到了杭州。杭州的环境相对安定，这样，师复就有时间去认真思考自己遇到和听说的那些问题,并经常与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和看法。师复有着人很聪明，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优点，但也有激进、易走极端的倾向。当他看到社会上和新政权中存在的一些丑陋问题时，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而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偏激的认为:任何政府的存在，其政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都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百姓的。而要消除政权存在中的这种弊病，只有搞无政府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知形成后，师复决定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就必须从宣传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起。这样，他做出了一个决策:组织”心社”。从思想上影响、教育人们。 　　一九一二年夏天，师复又回到了广州。很快，他精心酝酿出来”心社社约”十二条，并与彼岸、纪彭联名发表。其中”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五条，即”五不”,是关于个人德行的，是个人操守范畴;不婚姻、不称族姓,这”二不”,是为了反对家族(贵族)主义的;不入政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旨在反对强权，杜绝官场争权夺利的腐败现象;不做海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兵多扰民的情况而发;最后一条不奉宗教，是为了反对迷信。有些观点虽偏激、幼稚，但其出发点、初衷确实难能可贵!当时,梁冰弦正在《平民日报》当编辑，对师复的心社社约十二条，大加赞赏。专门开辟了《心社析疑录》一栏,登载心社的文章和消息，为其宣传造势。严格说来，”心社”只是一个宣传道德修养、个人操守的精神层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政治机构。真正有形的社会结构是后来设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的“晦鸣学舍”。 　　“晦鸣学舍”是师复在广州建立的以宣传和践行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目标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师复的好友和亲属,主要有无等、抱蜀、无为、天放、世元、湘田(扈离)、彼岸、佩刚、召复及李希斌等人。其中佩刚是彼岸的弟弟、无等的爱人。在师复看来，这个学舍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大家一起劳动、工作，一起学习、讨论，一起生活娱乐，互相帮助,人人平等。在学习时，由师复主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还出些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语文课由湘田(扈离)教授讲解，他原是安怀女子中学的教员，语文素养很高，善诗词。因此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学识才艺。数理化和英语则由李希斌教授辅导，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学舍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师复利用搞暗杀活动的需要募捐来的钱的剩余，选录《新世纪》上的文章，印成《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还重印了《新世纪丛书》,一共几千本，免费向读者群众赠阅。 　　“晦鸣学舍”还创办了《晦鸣录》，作为自己的喉舌，其创刊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当时,正值袁世凯疯狂镇压各地革命党人的时候。《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就被广东安抚使、都督兼署民政长、两广巡阅使龙济光查禁。不得已只好迁往澳门，改名《民生》。此时,社会党人徐安真也到澳门参加了《民生》工作。他原是浙江的筑路工程师,于民国初年参加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主编该党刊物《人道》周刊。后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又加入了由沙愤、太虚组织的社会党。该党被取缔后，他到了澳门。《民生》在澳门出了两期，也由于当局的迫害，被迫迁往上海。师复在上海除编辑《民生》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工作，建立了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这时，原社会党各地支部的成员，如南京的杨志道、常熟的蒋爱珍等，都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并主动与师复联系，表示愿意精诚合作。师复也经常在《民生》杂志上与他们讨论学理。 　　师复是个正直、正派之人，嫉恶如仇。即使是亲友有过，他也站在正义一边。这一品行,深深的影响了其弟刘石心。一次,在刘氏家族内，自香山光复后，刘石心的堂兄当上了县教育科长。这位堂兄名义上是日本留学生，实际搞来的是一张假文凭，连日本话也不会说。而这位堂兄的父亲，虽然是个法盲，居然坐上了警察局局长的宝座。更加奇葩的是,警察局长大人居然还想把自己的妹妹提拔为女师的校长!可他这位妹妹,学识令人很不敢恭维。在女子师范毕业时，考了倒数第一名!最差的一位，很不受学生的欢迎!任人唯亲到了如此的地步，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时的刘石心，由于受到师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有师复愤世嫉俗之慨。在县中学学习期间，为了反对顽固的校长，领着学生闹学潮。当听到堂兄家这些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社会腐败的明证!继而找到堂兄去当面质问，强烈反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刘石心的四个姐姐，为了表示对此等腐败事项的抗议和反对，一起毅然从女师退学，师复闻知此事后，对此大加赞赏和支持。 　　受师复革命觉悟的影响，兄弟姐妹们即使在家道衰落后，仍然亲情如一的生活在一起。受师复影响，刘石心等一干弟妹们都参加了各项革命活动，都是”心社”的成员。 　　对于旧的婚姻制度，师复痛恨不已。在他的《废婚姻主义》一文中，他痛下定论:旧婚姻制度无非是强者欺压弱者之工具而已。他主张：“不结婚”。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举办任何婚礼仪式，只要男女真心相爱就生活在一起。”爱人”，这个似乎在中国几十年后才出现的称呼，事实上早在师复在世时，就与同居相爱伴侣彼此相称了。 　　师复的爱人湘田，在师复入狱时，曾义无反顾的准备组织劫狱，但因为师复认为不可行而作罢。待师复出狱后,湘田毅然加入到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中。一九一一年,师复与湘田亲密同居。到一九一二两年人有了一个小孩。但由于两人忙于宣传无政府主义，不能兼顾小孩，被迫把这爱情的结晶送给慈善机构。这段时光是师复和湘田爱情最甜蜜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由于编印《晦鸣录》引起当局关注，师复不得不转至澳门，后来又前往上海。但到上海不久，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师复与丁湘田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于师复死前不让丁湘田到她的房间里去。谁也不知道两个亲密爱人之间到底为何出现这样的裂痕。师复所追求的理想——”互相胶漆，永无二心，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其白首”(师复:《废婚姻主义》),到底无法在自己身上得以实现。 　　幸运的是，师复的好友、同为”香山二才子”的郑彼岸之弟佩刚，一直追随师复的思想，热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师复的婚恋观。佩刚与师复的妹妹无等相识相恋后，彼此自此厮守终生。牢记并践行着师复”十二不”之中”不结婚”的戒言，没有举办任何婚姻仪式，相爱永远,用行动实践了师复的理想婚姻境界。他们两位的女儿郑德菱女士后来回忆:那时爸爸佩刚出差到外地时，每日都给妈妈无等写信，倾诉衷情。后来,将这些书信装订成厚厚的几本，兄弟姐妹们称其为”两地书”。师复未能实现了的理想境界，却在其妹妹无等身上得以实现。 　　师复宣扬无政府主义时，接触到了世界语。师复所追求的世界大同——无政府社会主义,与世界语创办者柴门霍夫博士希望藉此实现”人类爱”或”全人类主义”的理想相契合,而且世界语易学易懂，在国际上通行，师复认为藉此更利于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于是,他积极学习世界语，并广为推崇世界语。 　　从此,师复除了在“晦鸣学舍”工作以外，每天还从西关步行到东堤学会工作。他所编印的《晦鸣录》中，也以四分之一的篇幅附刊世界语专栏。《晦鸣录》被查封之后，改名《良声》，在上海编印。《良声》、《民生》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师复一人全权负责。他本人除赶写稿件、校对清样以外，每天都要花费精力处理几十封信件。师复编辑的《良声》、《民生》在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宣传世界语。师复每每亲自编辑印刷，用单手排字摇机，努力克服残疾带来的不便。工作量大，生活条件差，时间一长身体就垮了。最终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加上无钱医治，被迫中止了他未竟的事业!因肺病而去世，不幸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师复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未竟的事业，告别了这个世界!当年九月,由各位同仁将其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烟霞洞。 　　他墓碑上的墓志，用世界语撰写。 　　师复辞世八年后的一九二三年,刘石心与师复生前亲友重修其墓。由山以刚撰写墓表，王思翁书写、镌刻在山石之上。其辞云：“师复为人道主义者，又为世界语学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之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生》杂志，淬砺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记。痛矣！君于公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的一生，是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起而奋斗的。作为革命者也有其柔情的一面:师复制造炸弹引起爆炸，炸伤了手臂，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坦言:不说出真实姓名是担心祖母伤心!出狱后，鉴于祖母对师复的疼爱，一直担心断手臂会引起祖母痛苦，而不见(家人在师复入狱后,谎称其到南洋教书去了，并每月伪造师复家书向祖母报平安)。一直等到出狱后的第二年，在香港装了假左手以后，才敢回家省亲见祖母。 　　一九一二年夏，由刘石心之兄师复成立的“晦鸣学舍”，先后翻译十多种、印刷近二十种法国巴黎出版的有关无政府主义书籍。其中有《无政府主义粹言》、《社会阶级》、《军人之宝筏》等，印好便送人观看，以便扩大社会思想影响。刘石心有时也参与其中，在不知不觉的帮忙中，思想逐渐接受了哥哥师复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实际上,中学时期的刘石心，由于每星期必然去的探监看望哥哥师复(一九零七年,师复因炸李准而被判刑三年)，给师复带入旧书，其中有《新世纪》，受师复思想熏染，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萌芽。当时的刘石心认为:凡是政府组织都是野蛮、专制的，没有真民主，共和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他强烈反对强权主义，认为革命虽然会推翻清朝的专制腐败政府,但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府，而是政客的政府。而考上广州国民党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后，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幻想的影响。因而赠恶中国的军阀专制统治，所以愤而从学校退学。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刘石心受哥哥师复思想的影响，考入广东农专学校。这也是以农为本、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民以食为天思想的反映。 　　在省城广州农专上学期间,每周末回来，刘石心就去师复处,或者去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处，与他们研究、向他们求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两位医生很热心革命，这就使刘石心从萌芽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到完全接受并倡导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帮助师复做传播宣传工作。 　　当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所有革命党人在省城广州被抓。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主阵地的“晦鸣诗社”也一起被查封。

　　二、黑暗中的迷惘

　　在晦鸣诗社期间，刘石心既受到刘师复这位兄长的言传身教，又得到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的思想帮助。重点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他主张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归全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互助论》是一本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书。在这本著作里，克鲁泡特金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来宣扬无政府、无权威、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一度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在《新青年》上也发表过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曾回忆他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常常和一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时期曾明确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陈延年也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参加过在法国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的编辑工作。因此，刘石心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在情理之中了。 　　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这些事实说明，曾经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是五四青年运动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有梁冰弦、刘石心、黄兼生、区白生等人。只是随着后来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大浪淘沙,各有归宿。 　　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对五四青年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空谈。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在中国就不像西方表现的那样明显。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他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一分为二，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刘石心青年时期深陷无政府主义思潮之中不可自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才开始成为国内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思潮。尤其是刘石心之兄刘师复，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广州发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接着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先后出版《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民生》、《新世纪丛书》、《无政府浅说》等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刘石心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成员，也满足了青年刘石心一时的爱国救民热情和抱负的施展。从而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是:1、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2、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3、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传播范围也扩大到了某些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中。 　　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其落后、愚昧、无知的一面。 　　晦鸣学舍被查封，刘石心稍定心神之后，决定连夜搬走宣传主要工具——印刷机。雇了一条船，首先逃到澳门。后到香港，再辗转到上海。颠沛流离中的刘石心，身心俱疲，意志消沉。从广东农村学校拿到毕业文凭后，先在广东农林试验坊实习。后因家境困难，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回乡当了一名教师。 　　三、无政府主义的尝试

　　在挫折与迷惘面前，刘石心最终在思想上坚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启蒙，决心身体力行，开展革命理想的实践。 　　当年,当师复在上海建立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时，刘石心在广州也与梁冰弦、黄凌霜、区声白、黄尊生、黎昌仁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来,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前就听哥哥师复讲过无政府主义，但总认为那是遥远的理想，不会很快实行的。辛亥革命后，由于师复的全力宣传，刘石心受师复的言传身教，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中迷信和狂热起来。居然以为无政府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在心底，刘石心对哥哥师复充满着敬仰和崇拜，把师复当做圣人。认为师复政治头脑强，见解独到精辟，而且大公无私，正直纯洁，没有个人想法。师复的话就是真理。比如,刘石心本来在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上学，自从听了师复”不当海陆军人”的话，便毅然退了学。满以为这样一宣传,一示范，便会有许多人响应和效法。但事实是应者寥寥,刘石心不得不逐渐冷静下来。当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后，大家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已经感到光靠空谈是无济于事了。一致认为,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组织工人。当时就曾在工人中进行过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但由于政治社会环境恶劣，大家又先后被迫离开广州。 　　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与实践,刘石心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坚持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二是在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创建工会组织。 　　在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方面，刘石心积极参与编辑出版了《劳动》、《闽星》、《劳动者》杂志。 　　一九一五年秋。刘石心谐众亲友安葬了哥哥师复之后，即随同好友、梁冰弦同志到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梁冰弦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年龄比刘石心为大,刘石心尊称其为哥。梁冰弦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但英文水平很好，是文章妙手，人长得英俊潇洒。当年辛亥革命前，因常常在广州小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社会名气。为军阀、水师提督李准女儿所欣赏、所倾慕，李准曾派人暗地打听梁冰弦的身世，准备提亲。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梁冰弦获知后，害怕暴露身份，影响革命事业，只得借故隐匿到香港。辛亥革命后，梁冰弦和刘石心一样，受到师复影响，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梁冰弦曾用笔名”两极”，在新加坡编辑并出版发行过《正声》杂志，翻译过《世界工会》等小册子。梁冰弦曾对刘石心解释过两极这一笔名的内涵:两极者，既激烈又温和之意也。一方面激昂慷慨，对革命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又谨小慎微。 　　虽然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当了一名教员，但是梁冰弦很器重刘石心。两人感情甚好，梁冰弦有意将同在养正学校教书的妹妹嫁给刘石心。而刘石心因为看到师复与湘田婚姻感情关系的破裂，深受影响。自认聪明的以为接受教训，认为但凡女人都靠不住，怕生事端，从而未敢应允。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欧美也涌起了社会革命的浪潮。南洋地带乃是海路要冲,也深受影响。梁冰弦在新加坡社会上深耕数年，工作、人脉都有一定基础，便从华侨中募集了一笔经费，出于对无政府主义救国的信仰实践需要,偕刘石心于一九一八年春到上海创办了大同书局，出版《劳动》月刊。其目的在于向世人介绍世界各国工运情况和苏俄革命,鼓动劳工运动。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

　　四、为工人阶级呐喊

　　当时上海的各工人组织还很落后，有的工人组织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的工人组织反而为资本家所掌握。刘石心、梁冰弦等当时宣传的重点是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启发其阶级觉悟，让广大工人在思想上与资本家划清界限。当时的进步人士恽代英等人也经常向《劳动》月刊投稿，刊物社会影响力一度较大。刊物的主编是梁冰弦，刘石心出任助手任副主编，佩刚负责出版事宜。《劳动》月刊共出刊五期，后因经费不继,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 　　《劳动》月刊停刊后，刘石心与梁冰弦各自暂时劳燕分飞。梁冰弦回到广州，刘石心去到南洋的苏门答腊主编《苏门答腊报》。 　　与刘石心一同去南洋的有七个人，大家各自为战，在苏门答腊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做法似乎也很幼稚。从而很快就引起了苏门答腊当地警局的注意，当地警局把刘石心等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一天，有人给刘石心寄了一批书报,声称要组织工会，并把有关人员的地址登在上面，当作经销点。当地警方发现了这些报刊，于是来了个按图索骥，突然出动搜查了刘石心的住处，并将刘石心逮捕。其他六人也无一幸免。苏门答腊当时是荷兰当局的殖民地，荷兰殖民当局在关押刘石心五十二天后，将刘石心等人驱逐出境。刘石心如一叶浮萍般于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辗转来到广州，住在好友梁冰弦处。梁冰弦当时是广州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听了刘石心的情况介绍后大为惊异，他对南洋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同时,对中国社会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尤其对中国思想界、军界、政界影响颇大。驻扎在福建漳州的军阀陈炯明，看到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从自身势力的发展考虑，急切想与苏联取得联系，以达成自己势力的快速发展目的。于是,陈炯明通过马思聪之父马育航的介绍,邀请梁冰弦去共商”社会革命”的事。但梁冰弦考虑到他与陈炯明并不熟悉，而刘石心是师复的胞弟,师复与陈炯明一起搞过暗杀团，算得上是生死兄弟。并且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后，曾入读陆军军官学校。陈炯明时任校长，刘石心与陈炯明还有一层师生关系，这层关系很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梁冰弦执意拉上刘石心，一同去了漳州。一九一九年底，刘石心、梁冰弦等在漳州办起了《闽星》半月刊。该刊主要是宣传、鼓动无政府共产主义，由梁冰弦负主要责任，除刘石心外，编辑还有陈秋霖(后来此人脱离陈炯明，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与廖仲恺一起遇难。)、谢婴白(陈炯明部下,时任旅长，日本军校毕业生)。此外，还有一些从外地来到漳州，志同道合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梁冰弦、刘石心刚刚到漳州时，梁冰弦出于社会革命的需要，曾向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发信，邀请了数十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尉克水、许真风等人。这些人到了漳州，真的摆开”社会革命”的架势，谈话、演讲毫无顾忌，社会行动高调、激烈。他们还组织了专业宣传队，经常性的到乡村向群众发表专题演说，号召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军阀，甚至提出”漳州是漳州人的漳州，陈炯明回广东去”等激进口号。他们还向士兵演讲，鼓动其争取个人自由，不服从长官指挥。有的士兵听了宣传，果真脱下军装不干了。这些行动,很快就引起了陈部军官们的反对。梁冰弦开始时也还积极，但渐渐觉得事情发展下去不好收拾，就劝说他们收敛一下。由此，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梁冰弦在漳州衣着非常讲究，每次出头露面都带着夫人、子女同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早就看不习惯。这时的他们,以尉克水为首的几个人便造了他的反。梁冰弦见势不妙，于是激流勇退，以去法国留学为由，向陈炯明要了点钱回广州去。刘石心为梁冰弦送行，但又不忍与梁冰弦就此分手，也一起去了广州。《闽星》半月刊就交给了陈秋霖负责。 　　刘石心与梁冰弦回到广州不久，就听说漳州的宣传队与陈炯明的部下发生了冲突。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陈部师长)出面逮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思虑再三，感到这些人行为激进，虽不听自己规劝，但毕竟是自己招进来的。出现这种情况，对其个人和其家人都不好交代。于是,便恳请刘石心出面，到漳州找到陈炯明说情。陈炯明终究还是很给刘石心面子，答应放人，并要求这些人必须离开漳州。不久，《闽星》半月刊也被迫停刊。至此，一场宣传”社会革命”的闹剧就此收场。 　　刘石心、梁冰弦又重新聚到广州，对工人的宣传又开始活跃起来。最初深入到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趁工人放工下班的时间，在工厂门口站在竹凳上向工人们讲解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工人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开始时，只有二、三十人好奇的听，后来增加到上百人。因人多拥堵，警察以阻碍交通为名进行干涉。只得分散开来，刘石心等每人分管一小群工人分别演讲。从工人们听讲的积极认真态度上看，效果良好，工人们能听得进去。在与广大工人们熟悉起来后，刘石心等便将讲演的地点转移到厂区之内，渐渐的帮助工人们成立其组织。后来，随着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刘石心等人便将工作重点放到了思想基础好、工人数量相对较多的机器行业。 　　一九二O年秋,一对记者身份的苏联夫妇来到广州。男的五十多岁，他们费尽心机召集了广州的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同志，组织起了统一战线组织性质的”社会主义同盟”。其活动中心，北方是北京;华东是上海;南方是广州。上海方面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郑佩刚等;北京方面是李大钊、黄凌霜、华林等。广州方面,其主要同盟成员有梁冰弦、刘石心、区生白、陈公博等人。同盟刊物《劳动者》，由刘石心编辑。版面并不太大，是周刊，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在广州创刊。有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梁冰弦，刘石心却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人们曾将《劳动者》和《劳动界》、《劳动音》赞誉为兄弟刊物。梁冰弦经常为他撰写文章交与刘石心编辑;印刷和出版事务则由梁一余负责;经费由两位俄国夫妇负责。先由广州《天民报》、后由《群报》总经售。刊物的主要文章内容并不是宣扬无政府主义，而是以动员工人运动，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启发工人觉悟为宗旨。《劳动者》周刊是有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与的、有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内容的通俗刊物。刊物用朴素和热情的语言，向工人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的道理。 　　此刊物向工人灌输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以达成把工人组织紧密之目的。在该刊创刊号上《劳动者呵!》说：“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大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 　　刊物《劳动者》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神圣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创刊号《劳动者呵!》指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认为: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工人无疑便是”世界的主人”了。接着刊物一针见血的指出，因为工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他们的生活却是极”低下”的：“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有房子可住”。《劳动者》第二号《告工人》认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富人夺去，实在是天下最不公平之事”，指出:和世界上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是”格外苦恼的人力。”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刊物的一些文章如《劳动者》创刊号《劳动者呵!》对工人阶级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根源做了分析，指出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同时，刘石心等人在编辑或撰写的文章中，还揭穿了当时在一些官绅政客中风行一时的所谓以”开发实业、教育、交通”来”救国救民”的欺骗伎俩，在《劳动者》第八号的文章《最趋时的三件宝贝》中精辟的认为，只有”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才能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发达交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心等人在《劳动者》刊发的文章《劳资调和的疑问》中，对某些阶级调和论者企图缓和劳动矛盾的谬论做了有力的驳斥，尖锐的指出：“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避风雨;人家吃的是膏梁文绣，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菜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是绫罗丝锦，娇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他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刘石心以及《劳动者》编辑部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同仁一致认为: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有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工人的利益;有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工人的自由!因此要资本家”高抬贵手，施点恩惠”是绝对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就是”由平民振起，由农民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劳动者》第二号《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旗帜鲜明的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举起了共产主义旗帜，在工人阶级中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劳动者》第六号载文《和耕田朋友的谈话》对农业问题也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向农民朋友说：“你是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由于大商业、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想一个办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 　　《劳动者》还以具体、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牛马般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及时报道了各地建立工会组织的消息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人觉悟，激励工人斗争意志。此外,还登载不少专门向工人阶级介绍苏联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的文章。 　　但是在如何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制度的问题上，在《劳动者》的撰稿人、编辑中，由于所处党派、政治信仰、政治见解不同而出现了歧义。其表现就是有文字可考的《劳动者》第八期周刊中，由于其见解的局限性，而流露出不少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倾向于搞”经济革命”，做：“实际的劳工运动”;他们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个步骤，认为首先应该搞经济斗争。主张只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进行工人运动的主张上，他们又不适当得过多强调工会的作用，并不主张充分发挥共产党的作用，认为工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背景下，《劳动者》无疑是政治进步、充满正能量的媒体，对社会进步起了相当大的舆论作用。但放到后来的革命行动中去检验，有些观点则是不合时宜的。 　　例如:在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显示出无比雄伟的力量，工人觉悟大为提高。这时就更加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又善于指出斗争方向的政党来领导。但是在《劳动者》所刊载的《只要你想想》这篇文章里，谈到改变工人的奴隶地位和一切权力时，却仅仅提出走”经济革命”的道路。这既不完善，又试图回避严酷的政治斗争。有的文章则根本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必要，甚至提出：“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罢工的意义》)。有的文章虽然并不否认政治斗争,也看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和政治认知的片面性，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看到经济斗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是机械的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划分为二步：“在劳动运动里面，可以化作两种过程。第一是改造生活景状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而”工人生活的问题，又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所以”必要有了第一

（一）借紫袍（紫袍即生育儿子的衣服）

在芜湖北门大街有一座中西合一的花园别墅，虽然不大，可是很有特色。跨进比路面高的大门，就是方方正正的花园，花园左侧种了四五棵枇杷树，右侧种了几棵石榴，有一个小花坛，每年结满果实，枇杷很甜，石榴像一盏盏 红色的小灯笼。花园另一侧也有一扇大门正对大门称二门，大门二门间有走道相接，大门二边有门房， 二门一边有门房，进了二门是长方形状的花园，其一侧有山石、松柏、小型养鱼池、荷花缸，另一侧为长廊， 进了二门沿长廊就直通主楼（生活楼）。 主楼中间有客厅，东西二侧为卧房，有上下二层。 主楼结构十分牢固，在那个年代就采用现代的水磨石材料在当地几乎绝有。这座建筑由李耀之秀才（我们祖父）亲自设计监造，并特别设计建造了实用、防潮、别致的藏书楼。 主楼和藏书楼通过不长的内通道相连，二座楼的底面均高于地面约60 公分，藏书楼顶面是一个特别大的晒台，可以溜冰，大阳台边上还有更高一层的小阳台，可以登高望远，视界开阔。 在藏书楼外的二侧有东西天井，分别有食用井和洗涤水井，还有一颗百年以上的老百果树，枝叶茂盛， 常年结满果实。这座优雅的藏书楼有大大小小二百箱书，有的袖珍小木箱只有十几本书，箱面有刻字，十分精巧，主人李寅文为此楼取名“芜湖李氏，小白石山房，俪文室。“

由芜湖李氏家谱可知，原籍山西曲沃县，老祖宗是一名油漆工人，只身来到芜湖做生意，被当地大户看中做了女婿，逐代发达，转到祖父辈已是第七代，祖父的兄长李怀之任芜湖教育官职，育一子五女，著名教育家台南成功大学校长倪超是他女婿。祖父的弟弟李炳之是一名商人，育有四女。我们的祖父做过清朝文书之类小官，是个秀才，喜欢书籍，老年得子，祖母年轻时生过好几个孩子，可是生 一个死一个，说也奇怪，据说祖母在生我父亲时托梦醒后，穿了一件紫袍，于是奇迹般地保住了这个独苗。 祖母十分迷信，他不相信懂中医的祖父，生下的儿女得病一律拜神吃香灰，所以留不住幼婴是必然的，后来我们大姐也是死于吃香灰。父亲一天天长大， 李炳之夫人连育四女，求子心切，特地向祖母借紫袍穿，被祖母一口拒绝，为此深深得罪了这位才华智力过人的弟媳。

祖父还有二个妹妹，著名教育家洪铸生是妹夫，洪铸生曾留学日本，藏书万卷，诗文出众，传说是进士，在芜湖办中学，在北京办大学，任校长。他很喜欢我们父亲，抗战胜利后来芜湖我们家住过，他和我们父亲朝夕相处，交谈十分投机。

（二）铜牌替金牌

父亲自幼爱读诗书、熟读史书、记忆力强、条理清晰、不占烟酒、不识纸牌、不摸麻将、穿着随意、话不多内向。

1930年17岁时，他离开优越的家庭生活，独自一人来到上海求学，考入光华大学附中，直接进入高一年级，高中毕业后升入光华大学历史系。父亲读书用功，在他看过的不少书上有圈有点，还认真批语。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他从不进入娱乐圈，一心专研学问。1937年毕业，成绩优异，蒋纬乔院长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经第十三次校务会议审核，评为历史系成绩优秀者，获金牌一枚，并附信一封，信中说明先发铜牌一枚代替金牌（牌上铸有光华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论文优秀者李寅文），待金牌铸成后再补发，后来抗战爆发， 此事作罢。所幸，几经沧桑该信保留至今。

（三）传奇婚事

在芜湖，李家也算是知名门户，父亲是少爷，幼时娇生惯养，成年后，祖父母为父亲选秀花了不少心思，祖母经常让丫环端着椅子坐在女子中学门口物色未来媳妇，后来风声传到芜湖另一大户朱家，据说朱家原来是类似红楼梦中描述的人家，虽然此时败落，但瘦死骆驼比马大。

朱家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从事银行业，二儿子是中国西南区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小儿子是将军，五个小姐个个水灵秀丽， 有才华，因早年丧母，凡事都由后母主持，幼时在家请各种专业老师培训。那个年代按传统女子是要裹小脚的，但民主风也悄悄吹到老百姓家中，因裹脚时要勒断脚掌骨头，十分痛苦，于是 朱家几位小姐商量后，日裹 夜放，所以她们的脚比常人小，比粽子脚大。大小姐英语流利，性格脆弱，二小姐诗文满腹，清高孤僻，三小姐能画善写，倔强好胜，四小姐善书琴画，善良温顺，五小姐文采比姐姐们略差，但美丽大方，奇怪的是会跳交谊舞，而且跳得十分好。此时大小姐二小姐已许配人家，李家数次托亲， 答复是可与三小姐见一面， 于是茶楼包房，女方在内屋，男方只能门外观望，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闺秀是不准出门的，说来也巧，这天朱老太把四小姐五小姐丫环统统带出来了，相比之下五小姐身材高挑，相貌气质过人， 事后李家提出“换人”，这一下恼怒了朱家，气走了三小姐，朱老太发话朱家小姐个个是宝，哪有李家说话的份，传话拒亲，可是李家不肯罢休， 不断托人说好话。最后朱家答应把四小姐许配李家。四小姐比五小姐要矮些，但娇小美貌，性格温和善良孝顺。李家早就得到准确情报，大办喜事，高高兴兴地迎回了家。

四小姐朱绮文就是我们的生母，嫁到李家后一生坎坷，家规很多，见到公婆或上人只能站立，最多坐椅子一角，父亲是“老夫子“不让她到社会上工作，使她包恨终身。

（四）学者生涯

父亲大学毕业后，经蒋维乔院长介绍到上海民立、爱国、民智存德中学任教，这时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他校勘过“稽古录“、“史通”、“淮南子”、“书月答问”…..，同时又和同学叶百丰教授等主编“群雅”月刊，专载“经学”、“史学”、“版本“、“目录”、“考挺”等，他先后发表了“风俗通议版本考”、“风俗通议跋”、“稽古录跋”、 “版本校勘”等论文。

父亲是学者是教授，搞专业学问，得意而在行，判别古书的真伪有极高造诣，但是为了一家生计他还要和另一些同学合伙做些生意，在生意场方面他不在行， 一经商就要赔本， 于是只能跟在经商同学后面赚些小钱，一赚到钱就想买书，有的书很贵要花二千多元（当时顶一套小型住房不过六百多元），他就日思夜想，心神不定，怕被别人买走，妈妈看了又着急又心疼。为了支持他常变卖自己手饰满足他的要求，此时他总是又感激又难过，为此家里常常节衣缩食。

父亲一心专研学习，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全请人代管，一年下来说收了多少就多少，年年是灾荒，年年是修房，所剩无几，从不计较，抗日战争期间更是断了联系。父亲是一个韭菜大蒜不分的人。

抗战胜利返回故乡，老屋已被进驻的日本兵糟蹋得一塌糊涂，二口水井充满大小便气味，藏书几乎毁尽（其中60 多箱珍贵书中有不少善本），实在可惜！

父亲对收藏的书目确认后，有收藏价值的就会在首页上盖上精美的“芜湖李氏，小白石山房，寅文藏书，俪文室“的印章。 他还收藏了一些扇子，结交很多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多次拿出一把珍贵的扇子给大家看，这是他精心设计请八位名画家书法家题诗作画的扇子，画家高野侯老先生在得意作品会上题上“画到梅花不让人”，并盖上图章，这八位名人均八十高龄。 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名人，要在同一扇面作雅，谁都不会轻易下笔的。

抗战胜利后，在芜湖老家的几年中，父亲一心专研学习。这一期间，北京洪铸生姑爷爷回芜湖探亲访友住在我家，外公外婆二姨（丈夫病故）也从重庆来住我家，一时家中十分热闹。 他们鉴赏古书，赋诗论画，悠然自得。父亲又开始藏书了，他得到老辈们的赠书，又借了孤本抄书。三伏天气赤了膊，手持毛巾，不停抄写，有时抄到深夜，还动员母亲轮班抄写。实际上母亲字体端正大方、刚劲有力、比父亲书法胜一筹。他们在抄写的纸上打上格子线，每个字公正如印刻一般，那年代，没有复印机， 抄写的书装订成册，十分珍贵，“芜湖县志”就是这样问世的。

母亲手巧，为父亲做了许多精美的书套、扇套和各种外形的图章套。说起图章套人见人爱， 不松不紧， 抽放自如，妙不可言。

（五）文革遭遇

1948年父亲结束了在安徽家乡的庭院诗人生活，接受蒋维乔先生（馆长）的邀请， 黄炎培先生（董事长）的委托，一人来到上海担任鸿英图书馆（代理馆长）工作。由于图书馆管理是父亲的专长，从家庭图书馆进入社会图书馆责任重大，全心投入，茶饭不顾做了许多有益社会的工作，不久我们也一同迁入上海团聚。父亲是无党派人士，曾冒着危险收藏重要文献于图书馆屋檐之下，解放后送到北京参加会议，受到周总理接见，荣幸地被接待参观北京图书馆和博物馆、沈阳图书馆和博物馆。在解放初期能有这样机会很不容易，看到那么多的好书， 他回来高兴地说个不停，和平时内向稳重判若二人。

父亲是鉴别古书能手， 交友甚广，在他后来病重回忆人生光辉一页时，讲述了许多有趣人事，他说许多人买书要请他去识别， 如徐特立老先生到上海打电话要他陪同去买书等等。本来他同好友历史图书馆顾馆长一起升入上海图书馆任职，可是政治运动风暴来了，他被下放到静安图书馆，表面上还是主任，实际上是书的出纳员。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是“干部“享受糖票、黄豆票，可他要母亲放弃，全家饿着吃粥。工资又不够全家开销，子女大了，吃穿上学，样样要花钱。老保姆走了，体弱多病的母亲难以支撑，于是这位学者学着烧饭洗衣，有时日子实在难撑下去了，为了交学费，母亲把剩下的手饰一件件卖去，卖一次父亲就难受一次。在这期间他最愉快的事是休假日，打扫房间后搬出他仅有的几箱书，翻来覆去让风吹吹，在书箱内放些防虫蛀的药草， 还把书拿到我们面前夸说一番，我们子女又不懂， 只好点头称是。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一贯身教重于言教，从不用公家信封于私信。母亲总是用废纸糊信封用，或别人寄来的信封小心拆翻糊着用。父亲上下班总是徒步节省车钱，可是他们把我们子女新棉衣一次未穿就送给穷苦的孩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家被抄了，古书、字画、图章、首饰被抄一空，甚至连手电筒也难逃劫命。住房的墙壁被敲了许多大洞，说是藏了四旧。 父亲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他在图书馆不断被批判，后来转到里弄批斗，斗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学毛选写认罪书，第二天一早交到图书馆，然后劳动改造，打扫厕所。父亲在工作单位被批斗，母亲也在里弄被批斗，每天清晨母亲瘦弱的身影就出现在弄堂里， 每天必须扫地二次，孩子们为了“革命”造反派叫他们打母亲，向她吐口水。更遭的事情是父亲多年患有鼻炎突然流血，诊断为鼻癌，手术后，左脸基本破坏，口腔上额切除，只能吃半流汁，一天需要数次清洗，排除泄物。可是手术后不久，就逼他到图书馆劳动，强迫他盛夏烈日下拔草！

父亲的脸上用红笔打成方格，用于照光定位，此时家中十分贫穷，父亲工资停发，每天家中只能靠五角钱维持生活，到医院坐车没有钱，只能扶着他一步一步慢慢移动。可是批斗不会因此而停止，父亲走不动了，就只好由母亲去替代，看到母亲在太阳下长时间站在那里颤抖，父亲在流泪，心都碎了。 到后来， 认罪书也是母亲代写的！一天又一天，不知何时到头？难道这就是一个中华学者的下场？一个善良人家过的日子吗？

1969年的春天，在上海红都剧院（原百乐门舞厅）经过多年批斗，工作队召开区大会，正式宣布李寅文同志经审定是职员成分，消息传来父亲已是皮包骨头，躺在床上，无法参加会议，但表情还是很高兴的，他怕给妻子儿女留下沉重的政治包袱。没多久，5月19日清晨他与世长辞，享年56岁，其实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不太生病，凭他的能力，正是为社会做事的时候。

父亲临别前没有闭上双眼，他舍不得为他奉献一切的体弱母亲，病中还写了“对床望相思，梦中犹见扶杖来”的诗句。病的晚期十分疼痛，怕影响过于疲劳的母亲，他始终不哼声。在整理遗体时，发现他手臂皮肤都磨破了，人生这样遭遇痛苦，还有什么值得留念呢？让他安息吧？

（六）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走了，临死前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二句话：

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另一句是他在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时，“看到那些放在潮湿处的书很难过。”

父亲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郊区花神庙公墓，紧靠外公的坟墓。1992年母亲去世，骨灰合葬一处，每年我们和亲友都去扫墓。

1994年定瑞一家定居加拿大，1998年清明回国，兄妹四人同侄子一起去扫墓，万万没有想到父母的坟墓被挖，石碑被砸。据附近老乡说，为了修路，部队战士奉命砸碑清坟，战士下不了手，纷纷鞠躬后才动的手， 口里还说“对不起”。众所周知，在古老的中国，在全世界老百姓的心中都决不允许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就算是建设需要也要及时通知墓主商榷处理，何况此墓有主，有通信地址，我们论理拍照，询问守墓老人，他承认墓是被毁了，并签字确认。（后来听说清墓停止，不知何故？）

由于父母骨灰放在缸中，埋在深处，尚可取出，我们兄妹商量后一致认为此处不安定，不易补葬，于是合力把父母骨灰抛洒长江，让他们随着江水东流，流向大海，回归宇宙天堂，因为在那里是最安定的，在那里才是真正的家。

芜湖李氏 ：定尊、定平、定瑞、定纲 （2013年10月）

“芜湖李氏， 小白石山房，寅文藏书，俪文室”座落於此

（1915 – 2015）

我们的母亲贤淑善良、克己正直、热情待人、文学修养很深，她用爱抚育下一代，把高尚品德传授子孙。母亲经历人间沧桑，把一生奉献 给家庭和社会，我们深深怀念母亲。

（一）朱氏淑女

传说十九世纪末，在安徽泾县有一户朱氏商家，是一个类似红楼梦的大户人家。朱家原先做茶叶、瓷器生意，老祖辈十分勤奋，上天不负有心人，偶然在茶叶罐中获得“金茶叶”， 于是发达起来，后来又到南洋做生意， 在海岛上又得到大量的夜明珠，生意越做越兴隆，据说后来发展到江南扬州等地，并在上海 大兴土木，建筑朱氏弄堂，里弄里联体别墅成排 ，中西合一，十分有气魄。

朱家老太十分福气，待人和气。听长辈们说，祝大寿时大摆酒席，包剧场，声势浩大，前来祝寿者可取得金币一枚。朱家有多辆小轿车，司机都有大小老婆。

朱家老太的下一代有七姐，八妹，九兄弟，在记忆中，我们见过21公公，他酷爱盆景艺术，后来在苏州有些名气，此外和我们接触较多的有十一姑婆婆，她十分精明，还有十姑婆婆，她终身未嫁，一直跟随我的外公至终。在这些公子中有不少人成天吃、喝、嫖、赌样样来，外人称他们“三光”公子， 即“天不光不走，人不光不走， 钱不输光不走”，这些败家子把大好一个家变成了破落户，分家后各奔前程。

这些公子中，排行十六的是我们的外公朱松如老先生，外公不爱外出，爱抽水烟，也偶尔买些字画，他会做些生意，为人比较随意， 他先把家迁到扬州，后来又迁到芜湖。在芜湖买了好多房子，虽然朱家大户败落，但是外公这户还是过得去的，外公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外出创业，女儿关在家中不准出门，但请了各种专业教师授课，琴棋书画是必修课，甚至还请了英语教师传授。五位小姐端庄秀丽，有才华。

我们的母亲朱绮文排行老四，生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初九，禀性温善，聪明好学，除了家教内容外，她还善爱剪纸艺术。母亲虽然是一个身形柔弱的女子，可是十分秉直温善，她能承受艰难困苦而不屈乞，她写得一手好字，字行大气，如出男子汉大丈夫。

我们的父亲在大学历史系求学，是毕业论文最优者，是金牌得主。楷书公正如字贴，可是同母亲字行相比，还差一筹。亲朋好友，甚至著名教育家洪铸生进士都说，绮文的字真是一手好字啊！　

（二）双文伴读

芜湖李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父亲是独子，酷爱史书，爱做学问，长年收藏书、画、扇、章，庭院深处建造了专门的书库，称其为“小白石山房”，“俪文室”。父亲十七岁时离开双亲，独自一人到上海求学，直接进了高中一年级，高中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历史系。他不沾烟酒，不爱麻将，一心攻读，成绩优秀。母亲嫁到李家后，家规很多，公婆年迈多病，可是父亲要到上海求学，只得把母亲留在家中伺候老人，母亲十分支持父亲求学，对父亲人品非常信任。她一方面孝顺老人，一方面帮助父亲整理文书。同时不断自学，吸取了大量文化。母亲也十分珍惜书画，为书、画、扇子、图章做了各种精美外套，这些书套、扇套、图章套不松不紧，抽塞自如，人见人爱。　每到适时季节，母亲会辅助父亲把珍贵的，一般人不可随意触摸的书画搬出来放在有清凉微风之处，不停翻弄透气，然后放上防腐防虫，清香的草药袋。　

父亲在外面见了好书就想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芜湖家中，此时书房已被破坏一空，可是父亲不死心，每到书店看到珍贵的善本就日思夜念，母亲十分理解他，支持他，宁可省吃俭用，也设法让他买，当书买回来后，父亲喜笑颜开，可是这时母亲连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了。

父亲不光收藏古书，而且看到珍本孤本时，迫不及待地想复制，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唯一办法就是在极有限的时间内借阅抄写，然后装订成册。抄写的工作量十分巨大，而且字迹必须公整，如印刻一般，不能有丝毫错误，不可有任何修改。父亲不停地抄写，夏天汗流浃背，母亲在一旁不停地用扇子扇风，用毛巾擦汗。有时父亲要上班授课，于是成千上万字的书一本又一本的由母亲抄写，有时母亲怀着大肚子替父亲抄写，“芜湖县誌”就是抄写了半年后才问世的，八本书看了令人吃惊！其中母亲就抄写了四本，虽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所幸抢救保存至今，每当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就会令人敬佩。

父亲名李寅文，母亲朱绮文，二人名尾都有“文”字。父亲1969年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去世，然而留下了“小白室山房”、“俪文室”、“芜湖李氏藏书”、“寅文和绮文”的印章。这些印章都出自雕刻高手，是永不磨灭的章，是寅文，绮文“双文伴读“的见证。

（三）儿女情长

母亲对儿女的关切远胜于自己的生命， 由于祖母十分迷信，得病的儿孙均求神拜佛，吃香灰。所幸父辈中留父亲一人，而母亲育下的二个女儿都相继吃香灰夭折。祖父母去世后，抗战时期母亲随父亲来到上海，保住了以后生下的四个孩子。但是事情并不平静，生下的孩子一个个遭遇病魔，在做月子时母亲奋不顾身七天七夜抱着重病垂危的孩子，经过积极治疗，挽救了生命。第二个儿子幼小时受感染，满头生毒疮，母亲长期抱在怀里天天清洗，决不放弃，直到根治。母亲是大小姐出身，平日杀鱼宰鸡从不过问，也不敢看，可是当女儿二岁时，夏天突发高烧不退，十分危险。医生（此时抗战胜利刚回芜湖）说可以用蛤蟆贴在幼儿胸部吸热解毒，于是母亲托人捉了两只看上去非常可怕肉麻的大蛤蟆，母亲不顾一切亲手用绳子绑住蛤蟆腿，然后放在盆中，盆中装满了冰凉的井水，在把凉透的蛤蟆放在小女儿的胸部，蛤蟆肚子起伏不停大口大口地吸热，过了一个时辰，再置换另一只，足足换了二天，然后热度退了下来，又一个小生命活了下来，看到的人都说不容易。母亲为了儿女可以牺牲一切，平时她总是自己省吃俭用，变卖手饰，支持一个已经不富裕的家庭。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把食品让给我们，自己常以汤水代食。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可是她那饱经沧桑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了，体重不到70斤，真可怜，看了令人心酸。

母亲对下一代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启发性的教育，重品德的教育。她常说“人的一身不要贪财，要知足常乐，要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她还说“要积德于儿孙，不要积财于子孙” 。 她重视文化教育，我们到了四岁，她就开始教认识方块字，方块字都是她亲手写的，到了五岁时，我们一般可认得五百多字。她也会婉言指出我们各人的长处和缺点，但一辈子没有打过我们，气不过时她会拍打自己手心。她勤俭节约，衣服补了又补，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可是她要我们公私分明，公家的信封和纸是不许进家门的，我们工作后寄给家中的信，母亲会拆开后翻个身，用米饭糊成信封，再用于回信。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们出差时会把假日游玩的公共汽车票和出差时办公车票分成两只口袋存放。

母亲教导做人要勤学好问，要珍重老师，要虚心请教别人。她常说她不辩东南西北，但不怕出门，因为 “鼻子底下就是路”，意思是多问别人，这句话至今成为儿孙的左右铭。

（四）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母亲与人为善，心地慈厚，以德报怨。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到上海淮海路一家食品店买了一包饼干。走出店门时，突然从身后冲出一个讨饭的孩子，他抢了饼干就跑，当时我吓得大哭，旁边的路人都帮着去追赶，可是在奔跑过程中小孩不小心给树根绊倒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有的骂他小瘪三，大白天还敢抢东西，有人要叫警察。这时母亲跑过来，看到孩子衣服很破烂，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嘴里塞饼干，一付饿极的样子，于是就对他说 “小囡不要怕，慢慢吃”，并把掉在地上的饼干包捡起来，给了他，然后对我说“不要哭了，看人家多可怜，我们再去买一点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芜湖老家，此时家境已不富裕，靠父亲同老朋友合伙做些南北货生意，再收些房租过日子。母亲一方面要照顾孩子，一方面还要帮父亲继续整理抄写书籍，于是请了一位做饭洗衣的橱娘。不久邻人对母亲说橱娘不规矩，曾多次叫丈夫背上我家的米回家，母亲听了也没有放在心上。橱娘家在郊区乡下是种田的，后来事情暴露了，橱娘愧对母亲说因为荒年歉收，家有老人和小孩。母亲没有质怪她，反而给她一些钱，没有想到二年后的大年三十，橱娘的丈夫送来一筐糯米团子，表示感谢，母亲热情接待他，并送他们孩子礼物，为他们渡过困难而高兴。

随着我们兄妹四人的成长和求学，父亲收入不够开支，母亲总是把老大衣服给老二，老二穿了改给女儿，小弟穿的衣服一般很旧了。母亲看我们长得快，往往把衣服做得很大，让我们可以多穿几年。有一次母亲买了棉花和布自己一针一线为小弟做了一件新棉衣，准备过年穿。这时她听说多年相识的里弄清洁工大姐生病，住院了，这位大姐老家在遥远的乡村，小儿子和她一起生活，冬天还穿着单衣。母亲就急忙上医院，送食品还熬了汤，又把她的小儿子接到家中把新棉衣送给他，让她们母子渡过难关。其实我们多年没有更新衣物了，袜子是补了又补，补得厚厚的，母亲更不用说了，1992年去世前的冬天还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棉毛衫，母亲的一生从不乞求别人，而给予别人很多，她把爱给了人间。

（五） 沧桑岁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为了跟上外面形势，把家里的所谓四旧，例如老皇历本撕了，把他的大学毕业文凭中印有国民党旗部分剪去了，保留孙中山先生的像，又把我们儿女玩的蟋蟀罐也敲碎了。这一下惊动了隔壁邻居李书记，这位支部书记平时就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戴上造反派红袖章，他四周观察打听消息，到处告发别人。首先鼓动我父亲工作单位，并联合里弄居委会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又多次组织抄家，说古书、图章、字画、首饰是剥削阶级的四旧，还把墙壁敲了许多大洞，惟恐里面藏了东西，最后连一只手电筒也给带走了。李书记的老婆是农村妇女，文化水平较低，是共产党员，里弄居民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积极配合丈夫搞运动。我们的父亲白天在工作单位被批斗，打扫厕所，晚上回家居委会造反派还要组织批斗，并要母亲陪斗。后来父亲生了重病，手术后丧失了活动能力，居委会造反派就让母亲替代父亲被批斗。母亲有严重关节炎，她瘦弱的身体在夏天灼热阳光下，长时间站在操场上被批斗。父亲的心都碎了！这些人良心黑透了，每天清晨和傍晚，要母亲打扫街道，造反派还鼓动幼稚的小孩子打骂母亲，向她吐口水。这一切母亲都默默地承受着。

她那瘦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身体还要维持一个家，烧饭、洗衣、陪父亲看病、千方百计替父亲清洗伤口。用发给的每天五角钱生活费度过漫长的日夜，她是那样的坚强，从不在人前流泪。

1969年春天，工宣队在上海百乐门剧院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父亲的审查结果，审定为职员成分。父亲本来就是文化人，一身从事文化工作，做了大量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业。此时躺在床上已是皮包骨头，5月19日清晨与世长辞，年仅56岁，好人没有好报，老天对他是不公平的。

父亲走了，文化大革命历时数年逐渐尾声，可是对门邻居李书记却也遭受了传奇的变化，在李书记揭发我家后，又揭发楼下邻居老工人是一贯道，后来又揭发建筑工程师是右派，总之搞得楼内鸡犬不宁。可是不久他戴的红袖章不见了，他说话的声音也低了，甚至不言不语了，再后来他家也被贴上大字报，说他是走资派，是叛徒，是牛鬼蛇神，最后他的人影都消失了。传说他被关起来了，又传说他得病死了。这样的变化可苦了他从农村带出来的妻子，文化大革命中她同样被批斗，她一听到造反派到家里来抄家，就吓得魂不附体，有几次她把家门锁上，请母亲让她藏身于我家的卫生间内，躲过劫难。母亲事后对我们说对门的大姐还是一位比较厚实的人，所以也不怪她们以前对自己的态度了，还帮助她学文化，双方都失去了亲人，相互间的感情也比较融合。

（六）宝婺西沉，永远的怀念

父亲去世后，母亲很孤独，夜晚关上电灯坐在椅子上等候小儿子深夜下班，一起吃饭。她说“老来失伴苦，孤独度日愁，想到伤心处，满腹泪花流“，她思念父亲，但又痛恨父亲不让她到社会上去工作。

母亲非常热爱生活，解放初期，她一度冲破家庭束缚，曾义务担任居委会文教主任，筹办了第一个里弄“图书室”，并且大力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扫盲活动。当时她教书的对象往往是要她代写家信的劳动大姐，为了凑合她们的时间，母亲经常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工作，许多时候自己出钱买纸买笔，帮助她们学习，启发她们自己写家信的兴趣。她的学生很多，大家都亲热地叫她朱老师，朱大姐。

母亲欣赏音乐的能力很强，吹箫拉二胡是强项。1956年她画的“农家乐”在上海中山公园展出，画中牧童在牛背上悠然吹笛，远处农舍冒起炊烟，公鸡在啼叫，形象逼真。

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来到里弄儿童玩具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可是好景不长，厂被解散了。由于在外工作顾不上家，父亲要她回家，使得母亲没有在社会上长期工作，按母亲的说法，没有自食其力，这是她最伤心，最遗憾的事，是有社会工作的人不能理解的事。

1969年后，母亲孤身一人来往于大江南北儿女之间。当时儿女们都正值年青为国效劳之时，母亲为一个个孙儿孙女的诞生尽心尽力。在严寒的冬天，深夜12点钟为了媳妇的安全，她一人赶到无锡郊区厂门口接媳妇下班。为了儿女安心工作，她用瘦弱的身子挤在公交车内护送孙儿孙女，为了第三代的健康，她千方百计求医，并把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尽量购物给儿孙。在她的抚育下，儿孙辈都健康成长。儿女的峥嵘是母亲的最大安慰，春蚕到死丝方尽，我们受母亲的养育之恩，还不清报不完。

1991年冬天，母亲感觉不适，本以为是老毛病，可是日渐加重。1992年春，在上海华东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因体质太弱，无法手术。5月中旬，母亲赴无锡休养。6月底返沪，此时体力更弱。9月3日傍晚，按母亲示意，用湿毛巾擦洗头发和四肢，然后湿润嘴唇，意向性的用米粥进餐，最后盖上毯子安睡，此时她十分平静，呼吸均匀而轻微，到了深夜，四肢由下而上渐凉，呼吸更微弱了，9月4日晨，4点55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母亲病期， 亲朋好友都非常关心，尤其是高龄胞妹始终陪伴在旁，直到最后。9月4日上午，家中来了许多亲友和邻居，这时候楼梯方向传来了急促脚步声，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奔到床前，扑向母亲遗体，发出一声震撼的叫声“李家姆妈……”，这震撼人心的喊声，使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他就是穿着李家姆妈一针一线缝出棉衣的孩子，如今己长大成为公司领导人了…。

我们尊敬的姑父倪超教授（台南工学院院长）给母亲的信中称誉她是“一位贤淑的文学修养很好的好太太，好母亲……”

我们尊敬的黄正中教授（著名数学家）写了一首挽联：

“双文伴读儿女峥嵘坤苑长存无撼事

宝婺西沉音容顿杳生刍遥奠赋招魂”

天上一颗明亮的星辰西沉了，我们永远怀念伟大的母亲。

芜湖李氏 ：定尊、定平、定瑞、定纲 （2015年6月）

近现代史研究资讯

作者：钟钦武

本文综合运用中外档案、报刊、文集、日记、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均衡论、市场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等多学科方法，将近代货币本位问题置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经济秩序变动情境下考察。从国内视角，讨论近代以来知识内容与形式、选择与调整的过程，分析中国货币本位问题的阶段性变化、主旨差异及特点，探究知识变迁对社会制度演变的影响。从国际视角，回答中外金银货币本位分流的原因，解释时人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外金银本位差异问题，梳理中外货币本位演进路径的不同，阐述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特殊发展道路。既有相关研究，多从思想史或制度史视角探析中国近代货币问题，未能很好地展现思想、制度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本文从知识史视野，梳理货币本位知识扎根中国的过程，指出中国货币本位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西方化、本土化和创新化三个阶段，在实践方面又有知识面、思想面与制度面三个层次。

晚清时期，传统货币理论无法解决货币危机，货币本位知识逐渐被引入，但以“中体西用”为基础，学习的是西方铸币技术等表层知识。甲午战后，货币本位知识向经验形态转化，被纳入制度改革之中，为旧制度注入了新标准。民国初年，国人以货币本位知识为指导，立足国情，确立了银本位制，中外货币本位正式分流。五四运动以后，货币本位知识由精英阶层向社会面扩散，并在中国落地生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时人逐渐跳出西方货币本位理论框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本位主张。此后，国人在变革货币本位意愿与白银危机双重推动下，综合国际前沿理论，形成了信用本位改革路径。法币改革，终结了近代中国关于选用金本位还是银本位的纠结。货币本位改革最终促使中国由银本位直接向信用本位跨越，未经历欧美各国普遍存在的金本位制阶段，形成了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特殊发展路径。

既有研究中，西方货币史学者多关注金本位问题，中国货币史研究多以白银为中心展开，中外金银本位的关系语焉不详。本文从全球史角度指出，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促进了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中国银本位的维持又反过来影响着世界金本位制的稳定，中外金银本位在相互协进中推动了世界货币体制的发展。

货币本位变革，不仅涉及到新币黄金的使用，还要为旧币白银寻找归属。在金本位制国家，虽然白银作为辅币准许在小额交易中使用，但金本位制对白银的排斥不可避免。白银去本位币化后的出路问题，影响了当时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更是此后白银风潮的根源。对中国而言，法币改革前国人基本将金本位视作中国货币终将达成的目标，只是当时中国货币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中国银本位制的确立，为金本位制国家的白银输出提供了市场，白银向中国的集聚推动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巩固。然而，随着世界局势发展，中国最终进行了法币改革。这意味着最后一个坚持银本位制的国家也转变为信用本位制，世界历史上的白银货币时代至此结束。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货币演进虽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但体现出了与欧美平行发展的历史面向，体现了当时世界货币体制金本位与银本位相互交织的两条不同发展路径。中国维持了长期的银本位制，补充了世界金本位制运行的缺漏，也正是中国银本位制的坚守与竞争，才造就了金本位制的稳定。

此外，本文还借梳理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制度的论争及演进，辨析了近代中国学习外来制度时 “理想模型”与“历史真实”的冲突问题、知识传递过程中的离散和失真问题，以及理论论争、制度构建与实践运用之间的分离情况，国人应对外来货币压迫的思考与应对情况，近代中国政府货币治理能力的成长等问题。

本文为博士学位论文简介，2023年5月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通过答辩，指导教师为郑成林教授。作者现就职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唐史学闻

◎ 转载自：澎湃私家历史 ————————————————

本号除特别标注外，资料皆来自互联网， 版权属于原作者（机构），仅用于学术分享。 ※ 隋唐五代史 | 学闻分享

▄ ▄ ▄ 日本的亚非历史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澎湃私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2023年09月16日 13:15 上海

文丨关千里

《论点·东洋史学》（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22年1月）由吉泽诚一郎担任监修，石川博树、太田淳、太田信宏、小笠原弘幸、宫宅洁、四日市康博等编著。吉泽在序言中对本书作了“解题”：所谓“论点”，是指研究者感觉重要、对其历史意义十分关注、有时会成为论争焦点的概念或解释方法。本书不像《史学概论》那么抽象，而是围绕具体的“论点”，由撰稿者反观前人穷其一生研讨、争论的题目，在此基础上提示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线索，寓有“温故知新”之意。为此，本书集结了日本148位一线历史学者，基本上每人负责撰写一个条目（少数作者分担两个条目），这样就构成了本书的副标题——“亚洲·非洲158问”。所以，我们可以将本书看作日本学者关于亚非历史的一部别具特色的微型辞书。全书共158个条目。每个条目限定2页的篇幅，先是“背景”说明，然后是“论点”——一般是3个论点（也有少数列有2或4个论点的），最后是“探究的point”，大体相当于思考题（2或3道）。每页都有边栏，一是用来解释专有名词，二是放置参考文献（主要是日文，偶有中文；欧文参考文献单独置于书末）。

▲《论点·东洋史学》书封

据副标题可知，本书所谓的“东洋史”并不是传统的东洋史，而是扩容的、广义的“东洋史”，包括亚洲和非洲，基本上囊括了西洋史之外的区域。因此，本书也是《论点·西洋史学》（金泽周作监修）的姊妹篇。顺带一提，“论点”系列目前另有《论点·日本史学》《论点·性别史学》，均已出版。 本书除了吉泽诚一郎撰写的“序说”外，主体按时段分成五个部分。分别为：（一）“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计33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夏王朝、周王朝的封建制与灭亡、中华与夷狄、秦始皇、汉代郡国制、汉代册封体制、环境变化与中国古代史、均田制、魏晋隋唐兵制、拓跋国家、粟特人的活动、唐代册封体制、唐宋变革、游牧世界与定居世界、游牧帝国的形成与分裂、佛教的东传与扎根等。（二）“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交流”，计35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宋元时期的都城与文化、宋元时期的王族与贵族、宋元时期的地方精英与新兴豪民、宋元时期的大运河与海运、宋元时期的社会制度、宋元时期的多民族社会、宋元明转型论、汉语文化、宋代儒教、道教与民间信仰、西藏与佛教、宋元时期的食文化、航海信仰、宋元时期的侨民（diaspora）、蒙古的冲击、蒙古与伊斯兰、蒙古的霸权与危机等。（三）“早期全球化时代”，计29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华人的世纪”再考、明代皇帝、明清时期的农业、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明清时期的回教、明清鼎革与朝鲜、清代的国家体制、清代的对外关系、清廷与西藏等。（四）“近代世界的形成”，计37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外国资本、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东南亚的华侨与华人等。（五）“现代史的展开”，计24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中日战争的展开、国共内战、中国社会主义的形成、“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的飞跃等。 158个条目当然不可能穷尽“东洋史”的面貌——即使中国史单独撰写158条，也未必充分。对此，吉泽在序言中指出，撰稿人都觉得应该提供更多条目。不过，最终未能如愿，这其间肯定有各种条件的限制。毕竟，这种集体项目也有其难处。不过，有的条目欠缺，实在有点出人意料。 回到上文列举的条目，也许可以觉察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对重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二是对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视，三是对中外交往的关注。另外，最近数十年颇受瞩目的环境史，著有《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村松弘一撰写了“环境变化与中国古代史”。基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视角考察中国史变迁，也是日本东洋史近些年的一股潮流，其代表人物有森安孝夫（著有《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森部丰（著有《唐——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帝国》）等，在本书也有所体现，如“粟特人的活动”（森部丰撰）、“游牧世界与定居世界”（斥木崇敏撰）等。此外，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冈本隆司也曾撰有一篇《“东亚”与“欧亚大陆”》（《历史评论》799号，2016年），这是笔者翻阅本书之前未曾留意到的。还有，比“欧亚大陆东部”视角更早，且仍将持续下去的“东亚”视角，或许可以看作日本东洋史在二战后形成的一个研究传统。近年引进的不少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都有这一烙印，特色相当鲜明。

▲《伎乐图》，莫高窟壁画 说起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一般会想到“细腻”、“精细”、“精于考据”之类的赞辞，而往往认为他们不太擅长宏观的、结构性的考察。不过，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一个说不上“美丽”的误解。别的且不论，本书中国史部分至少有“唐宋变革”、“宋元明转型论”两个条目，立足于长时段把握中国史的动向。这是纵向时间上的，在空间上，既有“区域研究”的划分，也有东亚、欧亚大陆东部之类的宏观视角。相比之下，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新典范，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单纯的生活史、文化史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本书目录中。“汉语文化”是个大题目，一点也不单纯，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宋元时期的食文化”（盐卓悟撰）这样看上去偏“软”的题目，也跟“唐宋变革”这样的“硬核”课题挂上了钩。据作者介绍，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人们印象中的中国菜一般都比较油，但在宋代，其实用油并不多，口味清淡，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杭州）等地的食生活日益丰富。也就是说，宋代构成了中国食文化的一道分水岭。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宋代的食文化只不过是唐代的延续，真正的变革发生于元代。第三种看法则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室南迁，北食和南食融合，使中国的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食上的中国史变革，发生于南宋、宋代，还是元代？“好吃”者不妨咀嚼史料，仔细回味。 有的条目，让我意识到中日学术的差异。梅村尚树“宋代的儒教”列了三个论点，分别是（1）朱子学与阳明学、（2）道统的成立、（3）社会变迁与儒教。（1）指出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思想分歧在南宋时期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么大，并强调王安石学派与道学派的对立。（2）指出朱熹构建的道学的系谱，以周敦颐为道学开山、二程继之、朱熹集大成，然而，在这个传统的见解中，以周敦颐为开山这一点现在已被否定。（3）以包弼德为例，指出美国学界努力破除哲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边界，注重儒教发展的连续性，从唐代韩愈开始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王安石及二程，脉络分明，认为朱子学的形成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其中，（2）所述“周敦颐开山说已被否定”大概是日本学界的共识（个人推测），但据我观察，大陆恐怕未必尽然。比如，我最近听北大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中国哲学史教授在疫情期间的授课音频，他显然还是坚持传统的看法，仍奉周敦颐为道学开山，似乎并未跳出朱熹划定的道学的“圈圈”。 有的作者对论点的梳理十分细致，引起我这样的外行的兴趣。比如，山根直生“宋元时期的地方精英与新兴豪民”首先引用《水浒传》对祝家庄的描写，以把握地方精英、新兴豪民的面貌。作者将这两个群体的各个面向、史料用语、学术用语和代表性研究作了一番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来，一目了然。比如，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着重关注的是商务性的面向，史料中一般称作“富商、形势户”，学术上则称作“商人资本”。再如，柳田节子的论文《宋代的父老——关于宋朝专制权力对农民的支配》主要考察的是这两个群体作为指导者的一面，史料中大都写作“长者、父老、土豪、豪民”，学术用语则是“中间层”。另外，还有农业者、防卫者、知识人、宗族、官僚的面向，等等。这样的梳理，对于非宋史专业的学者了解这个话题，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透露出很多信息，自然也是我很关注的部分。比如，中田美绘“佛教的东传与扎根”的参考文献列了五部著作，分别是藤善真澄《隋唐时代的佛教与社会》、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曾布川宽、吉田丰编《粟特人的美术与语言》、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三成美保等编《重读历史：从性别的角度看世界史》、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根据参考文献，或许可以逆推作者的“论点”。为什么“粟特人”、“宦官”、“性别”会出现在“佛教”的条目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如有可能再找原著来读，这里就不做文抄公了。

▲唐三彩 上文提到，参考文献大都是日文论著，偶有中文著作。对于期望了解日本的学术史的读者，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也有学者相当重视中文学界的研究。比如森川裕贯撰写的“新文化运动”，其参考文献列了两篇日文论作、三篇中文论文。分别是：坂元ひろ子的专著《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人种·身体·性别》（岩波书店，2004年），森川裕贯本人的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考》（《中国研究月刊》2020年10月号），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像上文这样偏重中国史地阅读本书，当然也是一种读法。但，终究有点浪费。所以，这里拟再介绍几个与中国史无关的条目，希望能尝鼎一脔，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是“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石川博树撰）——这个条目让人立刻想起川田顺造的同名著作（果然出现在参考文献中），该书副标题是“以西非摩西族的事例为中心”。本条目首先指出，黑格尔曾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封闭之地”，意即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停滞地带。在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之际，这片地域因缺乏文字记录基本上被历史学排除在外。没有文献纪录，口头传承可以作为史料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中，比利时历史学家简·万希纳（Jan Vanshina，1929-2017）是积极运用口头传承资料的先驱。万吸纳主要利用口头传承史料研究非洲大陆中部的历史，他于1985年出版的《作为历史的口头传承》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颇受好评。此后，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也被应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如考古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志、人口学、遥感、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另外，随着20世纪下半叶非洲逐渐摆脱殖民统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探索仍在持续，这时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是此前由欧洲人提出的人种差别的文明论。作者以卢旺达史的论战为例，说明了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的困难。 再看一例。“近世伊斯兰国家”（近藤信彰撰），这里具体是指16世纪到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萨法维帝国（1501-1736）、莫卧儿帝国（1526-1858）等三大帝国。这个条目主要讨论三个论点：（1）近世伊斯兰国家的特征。对此，文中列了四点：领土辽阔，长治久安；民族众多，宗派众多；官僚制、常备军的中央集权化；火器的全面使用。当然这三大帝国在人口、领土、经济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大体相安无事。（2）三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史中的地位。经典的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叙述模式是：从预言者穆罕默德讲起，接着是哈里发、倭马亚王朝（《旧唐书》中的“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马穆鲁克王朝，继而是奥斯曼王朝。但是，奥斯曼王朝与古典时期的土地制度（伊克塔制）、兵制（马穆鲁克）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与之相对，近世伊斯兰国家的源头应上溯到消灭阿巴斯王朝的伊尔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尔汗国占领了阿巴斯王朝的核心区域，并在阿巴斯王朝传统的基础上，将土耳其、蒙古的传统与波斯语相融合，形成了伊斯兰国家的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近世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可以视为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另一个趋向。（3）超越王朝史。这个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此处就不摘录了。 最后简单看看“印度社会与性别”（井上贵子撰），三个论点分别是：女性问题的发现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理想的女性形象与种姓；卖春与宗教的关系。“探究的point”列了三道问题：英国的殖民占领与印度的女性问题有什么关联？女性问题与印度教、种姓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对女性暴力的形式虽然有变，但持续至今的原因何在？ 条目介绍就此打住。说是“与中国史无关”，但善读者肯定可以透过“无关”找到关联，灵光一闪，说不定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而且，整体地阅读本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日本东洋史研究的进展。

开始前先讲点广州地理，日本领事馆在花园酒店，当时广州最出名的日本超市吉之岛在天河城，两者以环市东路与天河路东西向直路连接，大概几公里的样子。路有护栏隔开南北，路中段北边，有一家在附近较受欢迎的日式餐厅。警察在花园酒店和天河城两个点布置重兵，路段内封锁不让行车，但沿路警察很少。警察的神态也较为轻松。

组织这次游行的事很早就公布了。大致而言，当时钓鱼岛问题引起，在民间有仿照2005年例子在918去日本领事馆示威的共识。有高校生互相串联，但当时一方面学校禁止，另一方面学生间氛围远没有今天红，所以学生没多少人。社会大众主要通过QQ群拉人。活动前后都没见到有人认领这次活动，可能不是报备的。参与的有一部分是有组织的，会有标语横幅国旗甚至衣服，但主体并没有统一属性。人群主体是外来务工人员，我见到的有不少应该是各种工人，他们声势上比学生要大得多。

人群在花园酒店聚集，目测可能超过十万。先在花园酒店门口喊了几句口号，当时还算平静，然后就开始向天河城方向出发。人群没有特别明显的统一着装，但有部分人自制了标语旗帜，有宁可千座坟也要收复钓鱼岛之类的。喊话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类的。

一开始走的时候还比较平静，在路南边走，走大概一公里左右到日式餐厅位置，先是一小撮人试图推倒围栏，然后很快一批青壮年男性加入，围栏被推倒，队伍对日式餐厅发起冲击。当日该店闭门紧锁，被青年彻底摧毁。此后游行队伍偏向北侧行进。此后队伍一路向东，除喊口号外还冲击一切看起来和日本可能有关的东西。那个被砸的店，原来生意不错，后来勉强恢复了一段时间就转手了。 推倒护栏前队伍比较密集，推倒护栏以后就相对松散。护栏倒下前，有一批应该是大学生之类的有组织的人在带领喊口号，护栏倒下以后外来务工人员就成了队伍比较靠前的主体部分，后面也就不怎么喊口号了，以动手为主。

很快队伍到达天河城，看见天河城警备森严，队伍越过该处，继续沿大路向东前进，到正佳广场位置，路口东北角有栋楼挂东风日产大型长条广告。群众一开始试图冲击该大楼，但由于该广告较高，且大楼保安严密，未能得手。

此后队伍再向前，在今天石牌桥地铁站南侧出口附近发现一辆挂使馆牌，属丹麦使馆的丰田车，大约二十到三十名青年上前徒手将该车掀翻。后来为此抓了一个号称带头的青年，但该人恐怕不是带头的。

在石牌桥太古汇附近，有一幢建筑悬挂本田汽车广告，离地约3至4层楼高。有一名男子在群众的怂恿下，徒手从外墙爬上，将广告拆下。广告随后被群众撕碎。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 在同一个路口东北角，有一间佳能专卖店，当日闭店。群众一开始试图冲击该店。有个青年在队伍冲击周边的时候，手举一张写着“理性爱国”等四个大字的纸张，两次站在队伍前面，试图阻止队伍继续冲击。青年两次被人拉下来后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似乎没有被打，但拉拽也导致一点伤。该店最后没被冲毁，因为所用门与锁较为结实，片刻撞不开，群众即放弃。

石牌岗顶是广州电子产品集散地，日本品牌不少，不过由于提前防备，反而受到的冲击没想象中大。当时应该是提前告知了，又特别限制游行不许带工具，所以实际损失不大。队伍从下午大约3点左右出发，到佳能店处已经6点多，很快入夜。队伍继续向前，大约在未到中山三院位置就散去。队伍散后我又从东向西走，到花园酒店附近，就看到大量“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标语出现。

本次游行与2005年发生在广州的反日游行相比，有一定不同。2005年的游行群众娱乐心态较为突出。当年政府管控力度稍强，警察较为严肃戒备，有警察到场来开宣传车广播，内容大致为“虽然理解各位的心情，但也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希望大家表达完情感以后就好赶紧撤离”。因此虽在天河城正门有不少人焚烧日本国旗，但整体破环相对较小。2005年游行期间，附近有围观群众还能讽刺说“就那么一个小岛还要闹得这么厉害”，这在2012年也是不可想象的。

【按此文乃吾之网友所撰。他/她认为有必要为世人留此记录，惟不知应发表与何处，故由吾代发。】

用今天网络语言来说，即“省流版”。

《民族主义》共6讲，全文见这里

孙文吹水道，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积贫积弱，具体来说是遭到政治、经济、人口三重压迫。其深层次原因系中国人的思想被世界主义侵蚀。世界主义令中国人失去了民族主义，中国沦为列强的次殖民地。

欲救中国，就必须恢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在演说中，孙实际常把“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混淆使用）。恢复民族主义的办法具体如下：

要令中国人都知道，亡国灭种的大祸将至；

团结国内所有宗族成一大国族；

恢复传统旧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恢复优秀的旧智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人从修身开始；

恢复传统的 、优秀的发明、生产能力；

学习欧美的长处，尽管他们的道德不如我们。

注1：孙文认为白种人的人口在持续增加，中国人的人口增加不够快，未来将会被白种灭种。故他认为节育是一种错误思想，生育是年轻人的义务。 注2：在谈到修身时，孙忘了自己之前对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解释，提出不修身是中国人被列强轻视从而被侵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