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星ETの读书笔记

防治慢病怎么吃：注重结构型营养素和营养密度 ◆ 碳水化合物能转化成脂肪，脂肪也能转化成碳水化合物。 ▪ 蛋白质可以转化成碳水化合物。 ▪ 但不是所有的蛋白质都能由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直接转化而来。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而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在体内只能转化为非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是必须要从外界摄取的。 ◆ 对运动量不大的现代人来说，最好的食物选择是：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 ◆ 地中海式饮食可以减缓老年痴呆症病情的恶化，可使痴呆患者的死亡风险减少73%。

能量平衡：比例合理更重要 ◆ 一个人每天的能量消耗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基础代谢、运动和食物消化。 ◆ 环境温度在20～25℃时，人的基础代谢率最低；低温和高温环境中，代谢率都会升高。现在大家长期生活在恒温房间里，能量消耗少，很容易发胖。 ◆ 消化食物的过程也要消耗能量，这被称作食物的动力效应。 不同营养素的动力效应是不同的。蛋白质的动力效应最大，约为30%；而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动力效应较低，基本在5%左右。 ◆ 大多数营养书上三大能量比例是蛋白质为10%～15%，脂类为20%～30%，碳水化合物为55%～65%。

蛋白质平衡：选对优质蛋白，事半功倍 ◆ 从动物性食物中获得的是优质蛋白，吸收利用率高，而且受身体的限制，很难吃多。但是植物性蛋白容易吃多，比如豆类（各种豆制品），还有一些食用菌。这些植物蛋白的生物利用度比较低，不能被利用的部分只能经肝脏转化再经肾脏排出体外，从而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脂类平衡：每日摄入量不能低于总能量的30% ◆ ω-6系列的亚油酸和ω-3系列的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两种脂肪酸。 ◆ 人体的神经细胞和大脑细胞结构中大约有一半是磷脂。磷脂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大脑细胞间信息传递的速度，因此具有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的功能。 ◆ 在室温下饱和脂肪酸大多处于凝固状态，比如大肥肉、腊肉。植物油中的椰子油和棕榈油也是饱和脂肪酸。 ◆ 其余的在室温下呈流动状态的油基本上都是含多不饱和脂肪酸较多的油，比如大豆油、小麦胚芽油、玉米油、芝麻油和花生油。 ◆ 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是：动物脂肪占一半，植物脂肪占一半。 ◆ 一般来讲，每天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100～150克瘦肉，每周吃2～3次鱼，摄入的动物脂肪量基本就够用了。 ◆ 必需脂肪酸最佳比例：ω-3∶ω-6要调整为1∶4～6。 ◆ ω-6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植物油中。ω-3系列的脂肪酸都在哪里呢？动物中有深海鱼、贝类，植物中有亚麻籽、坚果和马齿苋，保健品中品质较好的鱼油中也含有ω-3不饱和脂肪酸。 ◆ 反式脂肪酸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植物氢化油、人造黄（奶）油、人造植物黄（奶）油、人造脂肪、氢化油、起酥油、植脂末等。

食用油：闻油色变的我们往往忽视了油的质量 ◆ 单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为：茶籽油、橄榄油。 ▪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为：玉米油、花生油、大豆油和海洋鱼类。

水果：吃得实在太少了 ◆ 用料理机榨一些果汁喝。很多水果珍贵的营养都藏在果皮和果籽内，用料理机把整个水果连皮带籽一起搅碎，保留了水果所有的营养和纤维，要带着渣一起吃。现榨现吃是最好的。

血脂、体脂和食物脂肪，一一分清楚 ◆ 空腹12小时之后，吃进去的油脂（也就是乳糜微粒里的甘油三酯）已经被细胞吸收利用，所以，空腹抽血化验报告中的甘油三酯是夜里肝脏合成的，与你吃的油脂没有任何关系。 ◆ 肚子上的脂肪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造成的。当然，有的人是喝酒过多造成的。人体把这些过多的能量转化成白色脂肪，储存起来，等到你很饿的时候，这些脂肪就会转化成身体所需的能量。但是，你到点就吃饭，还吃很多主食或者经常喝酒，总是不饿，肚子上的脂肪就会越堆越多。 ◆ 吃进去的淀粉在消化道里被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经过门静脉来到了肝脏，一部分葡萄糖进入血液成为血糖；一部分成为肝糖原；还有一部分成为脂肪，留在肝脏里。所以，爱吃米、面的人很容易出现脂肪肝。肝脏不能一直把脂肪留在自己脏器之内，肝脏通过合成极低密度脂蛋白，把多余的能量送出体外。由肝脏合成的极低密度脂蛋白中含有大量甘油三酯，它不断地把甘油三酯送到脂肪细胞，之后剩下的比较稳定的成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 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脂蛋白小船上的货物之一，是移动的能量。它不是吃进去的脂肪，是肝脏把多余的碳水化合物及酒精的能量转化为脂肪，然后转移出去，成为储存的固定脂肪。

胆固醇系统运行法则：两个和尚挑水吃 ◆ 如果空腹抽血，一般情况下只能测到由肝脏合成的那部分胆固醇。 ◆ 载脂蛋白B把低密度脂蛋白从肝脏带到周围组织，载脂蛋白A把高密度脂蛋白从周围组织带回到肝脏。 ◆ 进去的鸡蛋黄多了，也就是摄入的外源性胆固醇多了，对于肝细胞来讲是件好事儿，这是非常节能的方法。 ◆ 吃素的人或者不敢吃胆固醇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往往很高，而每天吃很多鸡蛋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反而正常。

高脂血症人群饮食建议 ◆ 血脂中的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与吃进去的脂肪不是一回事。肝脏可以把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地转化为脂肪，比如，吃主食、水果、高果糖浆、酒精，都可以转化为肝脏脂肪，肝脏储存脂肪多了，就形成了脂肪肝。

再生产劳动 ◆ 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 ◆ 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 ◆ “家务劳动”的“城市标准”(urban criteria)的实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 “承担非雇佣关系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被称为“家庭主妇”。 ◆ 我将家务劳动限定为“女人为他人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其理由如下，比如单身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生命再生产所进行的活动就不叫家务劳动。 ◆ 再生产劳动是指在整个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劳动，它指的不仅仅是养育活动。

父权制 ◆ 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patriachy)。 ◆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人们组成再生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而是以夫妻、父母、亲子、儿女的形式达成的。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的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的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 ◆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 ◆ 父权制是指，在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 ◆ 索科勒夫给予了“父权制”以下定义：“实现男性统治女性的所有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Sokoloff, 1980: 154]道菲则定义父权制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Delphy, 1984: 18] ◆ 父权制的定义便是权威在男性全体成员中世代之间的分配，以及男性全体成员对于女性全体成员的统治。 ◆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 父权制下的家庭机制是将再生产只分配给女性的机制。 ◆ 工业化创造出了近代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它指的是，男人从事生产而女人从事再生产的、按照性别所划归领域的规则。纳塔利·索科勒夫称之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历史性妥协，即“维多利亚式的妥协”。并且，在这种妥协下形成的体制，他称之为父权制资本主义。

中文版序言 ◆ 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 ◆ 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 ◆ 然而，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即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问题”。 这些对策又大体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在北欧诸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实现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要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中。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 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解放 ◆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三个方向： 1.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 2.激进女权主义 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上野，1984: 246］ ◆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为解析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提供了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战役。所以，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解放也自不必说了。 ◆ 第一个对长久以来指导女性运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反论的是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即激进女权主义。 ◆ 激进女权主义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 ◆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控诉，最终想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能触及的“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

市场及其“外部” ◆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在“市场”的外部发现了“自然”和“家庭”这两个领域。 ◆ “市场”这一体制一直不间断地从“自然”和“家庭”这两个外在环境中进行着对“人”和“物”的“投入”(input)与“产出。“市场”从“自然”这一环境中获得资源和能源而随之产出工业废物。 ◆ 首先，“家庭”以“人类的自然”——性为基础。“市场”从“家庭”将“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同时，将那些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当作“工业废物”“产出”。 ◆ 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她们同样在“市场”之外，被抛弃到“家庭”这个领域［图2］。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man)。在这样的近代思想中，儿童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对“人”这一词的定义，就是在创造“非人”并将其排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女权主义则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它们背后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是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 ◆ 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此相同，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patriachy)。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立场是，先把阶级统治和性统治分别看作独立的变量，继而解析两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历史固有形态。从这个立场出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始于对“女性权利”(women's rights)的拥护，并基于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权”(human rights)思想之上。 ◆ 近代诞生的“人”的概念既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 ◆ 从原则上来讲，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是共通的。那么“人权”的实现却未进一步实现“女权”，这一“非公正”的原因无非在于以下两点：资产阶级革命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的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男性的背叛”。 ◆ 对于女权主义启蒙者而言，人们落后的思想才是问题所在。女权主义启蒙主义者所陷入的陷阱在于，她们缺乏对于为何社会无法实现“男女平等”这么“纯粹的真理”的内在性分析。 ◆ 女性解放另一面的原动力在于实践性的救助型运动。她们在讲述理论之前，率先设立组建了收容遭受丈夫虐待的妻子的收容所、未婚妈妈的诊所等。她们忙于眼前的活动，“无暇顾及理论”。然而，面对那些不断被送来的被殴打的妻子、怀孕的未成年少女，倘若不知晓她们“被侵犯”的内在原因，女权主义者们的援助运动恐怕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 ◆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阶级分析的外部 ◆ 如果说只有出现在“市场”上的人才被视为“市民”(citizen)的话，那么女人、儿童、老人就不是“市民”。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员”（被抚养者）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员”。正如韦斯特所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触及“家庭”这个领域 ◆ “本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市场无法进行干预调控的变量。马克思认为，当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委任”于“本能”这一无法定义、不可知的变量之时，当资本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作为黑匣子放逐于市场“外部”之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家庭的分析。 ◆ 工业社会中，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都处于以“自由放任”为名的同一种调控机制当中。 ◆ 女权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性别和生育问题上，也就是由于马克思将家庭看作是“自然的过程”而导致其理论分析没能包含“家庭”这一领域。

“市场”和“家庭”：二者的辩证关系 ◆ 第一，使市场与家庭分离且加强这种分离的是市场。第二，在市场“外部”的人们正是随着市场的形势被市场排除的。第三，通过市场“外部”的存在，市场本身获得了无法比拟的利益。 ◆ 女性的确通过进入劳动市场而进入了资本的直接统治，然而即便仍在家庭之中，她们也会受到资本的间接性统治。 ◆ 即便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只要她们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女性就只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即便女性获得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她们在劳动力市场里仍旧是不完全的、二流的劳动力。从理论上来讲，市场“内部”是与性无关的，而市场“外部”却并非如此。市场潜伏在与“性”有关的市场“外部”，即组成家庭的原理之中。它试图榨取性这一变量，男女同工不同酬便是其中一例 ◆ 因此，对于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味着解放。 ◆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人们组成再生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而是以夫妻、父母、亲子、儿女的形式达成的。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的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的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 ◆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通过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一历史的固有形态，以相互“辩证”的关系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称这种近代工业社会的固有形式为“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

性统治的唯物主义分析 ◆ 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放理论的有效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power)及其分配，即解析不平等(inequality)的理论” ◆ 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materialistic feminist)。

“家务劳动”的发现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 ◆ 没有被市场化的劳动只能停留在“私人劳动”这个层面。 ◆ 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区别是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界线。 ◆ “家庭内劳动”是指“在住宅(domus)内进行的无偿劳动”。“家务劳动”(housework)是指“家庭内劳动”中的某些特定劳动。 ◆ 道菲指出，“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两者均是“供自家直接性的消费的生产劳动”，其区别最终归结于“农业固有的”还是“非农业固有的”这一“循环性”的定义上。非农家的女性也承担的劳动才是决定“家务劳动”领域的关键。 ◆ 道菲称“家务劳动”的定义是“不论城市、农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费用的生产”。 ◆ “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家务劳动”的“城市标准”(urban criteria)的实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 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以爱之名的劳动 ◆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 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家庭-女权主义(domestic feminism)的悖论 ◆ “承担非雇佣关系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被称为“家庭主妇”。

英国的家务劳动论争 ◆ 家务劳动论争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家务劳动”本身。这一概念阐释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概念的核心是性统治中存在“物质基础”(material basis)。 ◆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 ◆ 因此，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的意识而达到的。而是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 ◆ 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成为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 ◆ “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它是使女性在前近代大家庭向近代核心家庭过渡的历史时期转换中自行选择父权制的一种近代形式。 ◆ 因为“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以及其中出现的女性劳动的贬值）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Walby, 1986: 85]，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父权制的近代形态。

物质基础 ◆ 道菲称家务劳动为劳动，且是“生产性”的劳动。然而这里的“家务劳动”是指在家庭内部由名为“家庭主妇”的已婚女性所承担的无偿劳动。我们把这种生产的方式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而形成“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统治结构便是“父权制”。 ◆ 家庭是按照性和年龄（世代）组合原理而形成的制度。在其中，按照性和年龄把分工和权势进行不均等地分配。 ◆ 父权制是指，在家庭之中由年长男性掌握权势的制度。

女性-阶级？ ◆ 女性的受压迫有着其物质基础。那就是，作为无偿劳动的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事实。 ◆ 因为以“女性解放”为目标的女权主义不是争取个别女性的解放，或是从一部分女性之中解放另一部分女性，而是争取“女性阶层的解放”。 ◆ 仿照《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全世界家务劳动者们联合起来”，拿这句话当作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的战略吧。正因如此，家务劳动对女权主义而言是政治议题的第一要义。

生产至上主义 ◆ 影子工作”的概念明确了市场劳动实际上是依存于市场之外的劳动的，并且指出了这种市场之外劳动是没有被合理支付薪酬的劳动。从这点来看，“影子工作”一词的确是卓越的命名。

家庭内部生产方式 ◆ “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概念与父权制的概念相同，是极富争议的多义概念。再生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 (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 (2)劳动力的再生产； (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强制分离本来源于市场社会这一历史性条件。如同农妇的劳动原本不分家庭内劳动和家务劳动一样，在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中很难划定何为生产，何为再生产。 ◆ 在不对称的性和世代的变量下，广义上的父权制就是将权力分配给年长男性的体制。索科勒夫给予了“父权制”以下定义：“实现男性统治女性的所有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Sokoloff, 1980: 154]道菲则定义父权制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体制”。[Delphy, 1984: 18] ◆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现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女人需要让长者负担聘金。女人和种籽一样，繁殖生子。年长男性通过聘金的管理来控制女性的分配，以及孩子的分配和归属。年轻人先从年长男性手中获得种籽，进而让年长者替他们负担贵重财产和得到女人的聘金，然后年轻人要来偿还“负债”。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普通的贵重财产所有者。获得贵重财产的权力在集团男性成员之间分配，而聘金也同样是从丈夫的男性亲属手中转移到妻子的男性亲属一方，并非从丈夫一方赠与妻子一方。 ◆ 父权制的定义便是权威在男性全体成员中世代之间的分配，以及男性全体成员对于女性全体成员的统治。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 女性之所以成为二流的生产者，仅存在于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为鱼和熊掌（二者无法兼得）的关系之中。且所谓近代社会，是指由互相矛盾、冲突的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所组成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社会。 ◆ 只有当再生产被按照性别分配给女性的时候，对于女性而言，再生产才会同生产相互冲突。 ◆ 再生产比生产活动更加重要的社会中，女性的再生产力只会提高女性的地位而不会使其降低。

性(sexuality)的占有 ◆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 ◆ 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 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Chodorow, 1978]。

再论父权制 ◆ 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 佛伯尔从以下前提出发，即一般来说，子女的数量取决于将来孩子给父母带来的经济价值（利润）与养育孩子的费用（成本）间的平衡。

再生产费用负担的不平等 ◆ 第一，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即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即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第二，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 家长劳动者的工资不再仅仅是“足以养活全家”的工资，只不过是全家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工资水平而已。 ◆ 在近代家庭中，这种再生产劳动的实物费用是排他的且被分派给了女性。但实际上，本该由丈夫来承担的货币费用与实物费用的增减并无关系，并且它也不与家庭周期的必要与否相一致。 ◆ 无论是在第一次社会化（是指婴儿在零至三岁期间，能够掌握语言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活动）中养育孩子所花费的实物费用，还是在第二次社会化中所花费的货币费用，到头来都是由妻子来承担。

世代间的统治 ◆ 所谓性统治，即占有女性的性，并管理其受孕能力。 ◆ 孩子的归属与对孩子的统治并无直接联系。比如即便孩子属于母亲，通过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在社会范围内贯彻父权制。

女儿的价值 ◆ 在父权制下，照料老人建立在“性别分工”之上，即由儿子负担其货币费用，由儿媳妇，也就是与其父母并无血缘关系的女性来负担实物费用。 ◆ 父母年老后的照料者由儿子转为女儿，这并不意味着父系制度转为母系制度，更不意味着父权制的结束。在实物费用格外昂贵的现实压力之下，这只不过意味着父母不再剥削儿子，而是试图剥削女儿的劳动而已。

父权制的废除 ◆ 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是：第一，调整再生产费用在两性之间不均等的分配；第二，终止世代间的统治。关于后者可以归为两点：(1)作为自身权利，孩子对于再生产费用的支付享有所有权（不是家庭津贴，而是儿童津贴）；(2)能够确保支付老人至少能够独立的养老金以及公共养老服务。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 家务劳动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因此占据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 ◆ 将家务劳动委任于私有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有益之处在于，一般来说“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代价过高”。 ◆ 将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本身进行商品化的行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自杀行为。 ◆ 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家庭主妇的存在，反之而言，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

补论 对批判的回应 ◆ 对女权主义而言，意味着女权主义者的革命不再仅仅是心理主义、文化斗争而已，而必须是颠覆“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实体性革命。 ◆ 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首先必须认同激进女权主义的各个前提，即“父权制”的概念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 女人所进行的“二流劳动”是被置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的劳动。而“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解析这种“双重压迫”而导入的分析概念。 ◆ 我将家务劳动限定为“女人为他人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其理由如下，比如单身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生命再生产所进行的活动就不叫家务劳动。 ◆ 第一，性压迫是存在物质基础的；第二，男性劳动者从中获利；第三，他们无意放弃既得权力；第四，在历史上，男性劳动者为了守住既得权力，与资本和国家狼狈为奸并积极地排挤女性。我不得不宣告女权主义的“主要敌人”[Delphy, 1984]就是男性。

工业化与家族(Domus)的瓦解 ◆ 家族通常是指以土地为基础的，并拥有完整生产、再生产自主权的单位。 ◆ 这种家庭-经营体是一种家庭劳动集团。其中虽然存在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劳动分工，但所有的生产劳动都是家庭内部劳动，生产劳动与家庭内部劳动之间是不存在分工的。 ◆ 在希腊语中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家庭经营体被称为oikos。执掌oikos规范(nomos)的，也就是oikos·nomos，是oikonomia，即economy的词源。所以oikonomia应该被译为“家政学”，而oikos的主人即家长(patriarch)应当具有严谨的知识。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 如同资本主义是基于生产的“自由市场”一样，以恋爱结婚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也是基于再生产的“自由市场”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不是毫无关系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 ◆ 近代就是无论是谁都可以结婚的时代。

“近代家庭”的形成 ◆ 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很难分清劳动成果的个人归属。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均按照权威的分配结构而被置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 ◆ 然而工厂生产之下的男女雇佣工人会以薪金的方式来明确个人劳动成果的归属。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的独裁所有权。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将为了维系“近代家庭”市场所支付的费用，称为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维多利亚王朝的妥协”(Victorian compromise)[Sokoloof, 1980]。而这最终所形成的机制被称为“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这种机制最初便是二元的。 ◆ 为了使“自由的个人”出现，市场与传统的共同体相敌对，并通过工业化的过程将其解体。但从共同体中孕育而出的不是“自由的个人”，而实际上是“自由的、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家”的发明 ◆ 众多学者早已指出，家庭这一自律单位并非传统社会的遗留制度，它是近代的产物。 ◆ 近代是一种悖论，与其说它是“个人的时代”，不如说它是“家庭的时代”。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同时也是女性进入职场的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英国，除了工厂工人以外，护士、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办公室女性劳动者也随之增加。这些女性们在战时被招募为随军护士和事务员，而战争结束后，她们就这样继续留在了职场。另外，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还顾不上甄选男性劳动者，女性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职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丧偶的遗孀以及丧父的女儿。她们代替战死的家长支撑起家庭，并肩负起了家庭收入的重担。 ◆ 但是，这样的劳动市场仅仅向“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敞开。“工作还是家庭”这种对于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二选一的问题就是在此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工作到结婚为止”这种未婚女性雇佣劳动的社会共识。 ◆ 资本主义需要女性雇佣劳动力。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将其置于“到结婚为止的工作”和女性的生活周期之上，这种做法使得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得到了保留。 ◆ 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 ◆ “工作还是结婚”这种选择规范，给女性无法成为职场上永远的伙伴找到了理由，这也正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 家庭“近代”的形成意味着在城市雇佣者核心家庭中，“丈夫工作，妻子在家”的这种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的完成及普及。 ◆ 作为一种阶层的女性，她们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所面临着的两种异化：第一，她们被排挤出了生产劳动；第二，她们被迫从事再生产这种无偿的劳动。“性阶级”(sex class)这一概念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被压迫阶级，也作为一种阶层，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M字形就业形态 ◆ 1960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女性劳动力年龄比率在20到24岁达到峰值，随即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到了1981年，在40到49岁区间又达到了另一个峰值，这样的曲线变化图呈现出“M字形”。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 只要将“朝九晚五”的全职劳动轮班强加给女性，那么就只有不用肩负家庭责任的未婚女性以及不婚的女性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市场。对此，资本主义以妥协的姿态进行了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非全日制劳动方式。 ◆ 为了将家庭主妇劳动者推向劳动市场，企业并没有让女性的生活去迎合劳动方式，而是通过转变思维，让劳动方式去迎合女性的生活。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 家庭主妇转变为劳动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称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被称为是第一次妥协，其中丈夫是百分之一百的生产者，妻子是百分之一百的再生产者，并且二者形成了专职家庭主妇的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 ◆ 在第二次妥协中，确立了“家庭主妇劳动者”这种角色双重化的“新性别角色分工”，也就是女性不仅是雇佣劳动者还是家务劳动者，此时她们既是非全日制家庭主妇，又是非全日制劳动者。

女性的双重角色 ◆ 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 ◆ 非全日制的从业形式（部分生产者！），这是与生命周期第三期相对应的劳动形式，也是使得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不互相抵触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达成的妥协形式。 ◆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它代替了完全的生产者亦或是完全的再生产者这种二选一的选择，转化为了一种貌似和谐的解决方式，即“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而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女性之中。 ◆ 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与部分再生产者化，就是机制互相强化的、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 说到“近代”，它所特有的现象便是，生产从家庭这个领域“脱离”(disembed)出来，也就是其英文字面的意思——离开bed（床）。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再生产被特殊化对待，也就是说，最后就只剩下了bed。 ◆ “近代”家庭的性质不言而喻，它是各种特质所组成的复合体，比如儿童的世纪[Ariès, 1960]、母爱的神话[Badinter, 1980]、主妇的诞生[Oakley, 1974]等各种现象都集中在它形成的过程中。

家庭解体——危机论 ◆ 三世同堂被认定是治疗“家庭危机”的特效药。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这些“解决方法”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再生产劳动——育儿劳动和赡养老人的看护劳动。这两种劳动是在作为祖母的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之间发生的隔辈交换，且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之中。主张回归大家族的一派，他们所提出的万能解决策略，不过还是由女性一方担负起了整个再生产劳动，这样的观点只是体现了他们的固执的一家之言而已。 ◆ 在“危机论”的各种说法之中，“保卫家庭论”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一致，即二者根本不想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中断-再就业”型的陷阱 ◆ 中断-再就业”型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对女性有利，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第一，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并过河拆桥；第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对父权制而言，这样可以使得在育儿期间确保丈夫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 ◆ 所谓父权制下的女性，就是将父权制的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进行内在化的女性，她们认为照料孩子是母亲的职责所在。 ◆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 所谓“绝无仅有的婴幼儿期体验”的危险论断披着科学心理学的外衣，将女性逼迫进专职育儿的生活中去。 ◆ 所有的育儿科学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罢了。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 “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 ◆ 再就业后的女性不仅与未因育儿期中断工作的女性拉开了差距，还与无须考虑育儿期是否中断工作的男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鸿沟。 ◆ 美国女性运动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求创造一个让单身母亲也能安心抚养孩子的社会环境。她们不再试图让男性同女性一起来承担再生产的责任。不仅如此，她们决定不依靠男人生活，还通过离婚这一形式让推卸责任的男性自食苦果。男性对再生产的放弃和女性对再生产的独占，在这一表象之中，男女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敌对。这种对立的根源是性，其中存在着争夺性的果实——孩子归属权的问题。正因为男人不想承担再生产的责任，所以女性决定独占果实。这种战略就是敌视男性的战略。 ◆ 倘若父权制最广义的定义是“社会中男性成员对于女性成员进行内在化的剥削与统治”，那么一夫一妻制家庭只不过是在剥削统治体系中，仅由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所组成的最小单位的极限组合。女性离了婚，成了单身母亲，她虽然逃离了一个男性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受到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 ◆ 父权制下的家庭机制是将再生产只分配给女性的机制。

移民劳动者 ◆ 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雇用移民者的做法，是国家对女性拒绝生育的反击。” ◆ 女人这一少数群体只同移民这另一类少数群体发生竞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与男人，或是移民与本国人，他们之间并不发生竞争关系。 ◆ 引入移民劳动力对于女性劳动市场产生的冲击有以下两种效果：(1)女性被赶出非熟练部门；(2)将女性推向熟练部门。 ◆ 女人们能够花费比自己工资更低的成本来购买家庭劳动服务，这使得她们向劳动者转化，相反，对于那些无法购买小于或等于自己劳动薪金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而言，她们则会留在家中。

再生产的QC思想 ◆ 再生产劳动是指在整个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劳动，它指的不仅仅是养育活动。 ◆ 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的量要有所保证，它还要求劳动的质也要有所保证。重要的不是能生几个孩子，而是能教育出怎样的孩子。 ◆ 通过创造大量的“中断-再就业”型第一种兼职主妇劳动者，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再生产儿童的品质管理目标上，几乎理想地达成了一致。 ◆ 母亲们为了将孩子打造成适合劳动市场的产品，她们需要购买统一的商品——管理式教育，为此她们需要主动地外出工作。对于“中断-再就业”型主妇劳动者而言，进入后育儿期后，“好主妇”的条件便是成为劳动者。 ◆ 无论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都无法实现育儿彻底社会化，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成本过高的选择。 ◆ 资本主义以无偿劳动的形式让女性背负养育责任，之后，又将教育所需的费用负担同样让女性来承担。在当事人的承担下，适应市场要求的顺从的身体以较高水准的QC接二连三地被再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就与父权制完美地达成了调停的平衡。

批判经济学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活。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颠倒的社会。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男性的地位会阻止人们认知相互关怀、互相分享、成长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需求。 ◆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耻辱的社会。

附论 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 工业化创造出了近代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它指的是，男人从事生产而女人从事再生产的、按照性别所划归领域的规则。纳塔利·索科勒夫称之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历史性妥协，即“维多利亚式的妥协”。并且，在这种妥协下形成的体制，他称之为父权制资本主义。 ◆ 沃尔霍夫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背后不仅仅有农村，还有资本新开辟的广袤的领地——女性。 ◆ 当下，女权主义的课题是如何对抗国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种种分裂，进而建构女权主义者的国际主义(Feminism Internationalism)。 ◆ 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

2015年中文版作者序 ◆ 所谓“男人气”，是通过将女人“他者化”才得以定义的，即男人气=不是/不像女人。

2023年中文版作者序 ◆ 女性主义并非是让女性成为强者的思想，而是一种“寻求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得到尊重的思想”。

第二章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症 ◆ 男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被称为同性恋，为与这种同性恋相区分，塞吉维克(Sedgwick,1985)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 使用阳具的“插入者”(penetrater)与“被插入者”(penetrated)之间，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被插入者”被视为居于劣位。换个说法就是，“插入者”是性的主体，“被插入者”是性的客体。 ◆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 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 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恐同”。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恐同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 ◆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恐同来维系。

第三章 性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分离支配——以“圣女”“娼妓”为名的他者化 ◆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 ◆ 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 ◆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第四章 “无人气男”的厌女症 ◆ 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 ◆ 而嫖娼，无疑就是通过金钱媒介把这个逐渐接近的过程一举缩短（无须交流也能有性交涉）的一种强奸行为。 ◆ 其实，魅力资源不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只对消费者当事人有用的“使用价值”来测量的。性与恋爱，终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性的市场”的“规则放松”，意味着要求男人也应该具备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 ◆ 最不能定型化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没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担不固定，维系朋友关系需要高度的技能，或许比恋爱、结婚还难。因为在恋人关系和夫妻关系中，双方只需扮演一种固定的角色。 ◆ 真正的交流沟通，并不是简单肤浅地表达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地互动。如果有人不愿意，只好请他退场。

第五章 儿童性侵犯者的厌女症 ◆ 性关系根本不是“私人的”，是两人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 ◆ 对于男人，无须冒着被“女性化”的危险去实践同性恋行为的唯一办法，是“少年爱”。在这里，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插入者”与“被插入者”之间，非对称的关系是固定的，不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年少者总是年长者的欲望客体，年长者绝不会反过来因少年的注视而沦为少年的欲望客体。 ◆ 无须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这就是儿童性侵犯者。

第六章 皇室的厌女症 ◆ 以厌女症为核心机制的社会，被称为父权制社会。 ◆ 正统性(authority)需要有赋予正统性的人(authorizer)，统治者的正统性必须由神灵从外部赋予（即王权神授论），所以统治者不能与被统治者属于同一集团。 ◆ 民主主义就是统治者由被统治者赋予正统性的制度。 ◆ 天皇的女儿，如果不与同族男子结婚，就一直保持非婚状态。皇女保持非婚，是为了成为神的妻子。这种制度的表面理由，是皇女过于尊贵，不能降等与普通人结婚，只能做神妻，实质上，是为了把皇女体面地放逐到伊势去。这就是斋宫制度的成立。通过将同族女子与神结盟，天皇的外部性得到保障。

第七章 春宫画的厌女症 ◆ 既非暴力支配，亦非权力支配和财力支配，而是“性力”支配，并且让被支配方自发服从，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恐怖，而是通过快乐进行支配。这才应称为终极的支配吧。我们知道，权力论的要义，是自发的服从才能降低支配成本，从而使支配稳固安定。 ◆ 色情制品的常规模式，便体现出这种“通过快乐的支配”。对于男人来说，消费色情制品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的核心，是让他们在被剥夺了一切社会属性之后还能恢复男性性。在这里，男根，占有快乐之源的不可动摇的位置。 ◆ 近代之后的“性”，意味着关于性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定义正常与异常、分辨标准与偏离的知识体系。 ◆ 我们由此明白，近代以来的关于性的日常“常识”，比如，夫妻之间的性爱在性爱范畴中被尊为最上位，异性间的性器性交才是正常，其他方式皆为异常等观念的历史，并非那么久远。 ◆ 色情制品的基本设定是：女人任何时候都处于性交的准备状态，无须花费时间口舌，随召随应；同时，女方还是诱惑者，男人无须对结果负责。即女人寻求快乐，在对男人的服从中，她得到了回报。没有比这种设定对男人更便利的了。 ◆ 春宫画遵循着色情制品的固定规则，被犯的对象喜欢被犯，这是春宫画的必需条件。 ◆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男人的“希望如此”的妄想：男根为将女人引入极乐世界的装置，女人必须从男根得到快乐，女人的快乐不应该从男根之外去获取。 ◆ 春宫画的表象，就是象征性（非实物意义）的男根支配的定型化。画中所表达的，不是作为一个身体部位的男性性器，而是占据男人性幻想核心的作为符号的男根。

第八章 近代的厌女症 ◆ 父权制亦即决定女人和孩子的归属的规则。属于一个男人，即在男人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女人和孩子，被社会分配一个指定席位；不是那种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则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登记。 ◆ 在各种表象中，“娼妇”“未婚母亲”被描绘为“放荡”“轻浮”的女人，被指为“魔女”“恶女”。所谓“魔女”“恶女”，就是不服从男人的控制、在性方面过剩的女人。用当今的用语说，就是“行使性的自我决定权”的女人。如果不喜欢这种说法，可以换为“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性身体的女人”。总之就是：“居然不经老子的许可！” ◆ 当结婚以外的获取社会成就的途径面向女性开放以后，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女儿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我把这视为少子化现象的效果。 ◆ 西蒙娜·德·波伏瓦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那么，女人是怎么变成女人的呢？是通过接受“女人的范畴”、通过自认“我，一个女人”而变成的。 ◆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语言不是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者。“女人”的范畴在自我诞生之前已经存在，个体从他人那里接受“你是女人”的指名。“对，我是女人。”当个体如此自我定义之时，“女人”就诞生了。 ◆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

第九章 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 ◆ 女人的厌女症从母亲处学来。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而在女儿心中根植自我厌恶的意识，女儿则通过目睹母亲的不满足与不如意而轻蔑母亲。 ◆ 在父权制度之下，母亲的最终胜利和最大报酬，就是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恋母情结的孩子，在儿子继承家业以后，自己登上“家业继承人之母”即皇太后的地位。 ◆ 现在，女儿终其一生皆为母亲的所有物。并不因为出嫁了，女儿便可以免除对娘家父母年老后的护理义务，母亲也指望女儿来照料自己。 ◆ 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女性的选择可能性扩大的时代，同时也就是“作为女儿”和“作为儿子”的双重负担使女儿的负荷更为沉重的时代。 ◆ 对于母亲来说，女儿仅仅实现“自己获取的价值”是不够的。如果女儿没有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母亲的野心就没有实现。母亲之所以为母亲，是因为她实现了被男人选上的价值（即使并不满足）。如果女儿没有实现这一种价值，不管她多么能干有为，母亲也可以一生都不把她当作一个成人来看待。 ◆ 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 女儿无法喜欢不能爱上母亲的自己，因为母亲和女儿互为分身。对于女儿来说，厌女症常是对带有母亲影子的自己的厌恶。有解决办法吗？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

第十章 “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 ◆ 厌女症植入母亲脑里的是她的丈夫。母亲为父亲的厌女症的代理人。通过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女儿学到父亲的厌女症。再重复一遍，所谓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女人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 ◆ 接受了教育的女儿，代替没文化的母亲，“爸爸的知性和不被理解的孤独，我比妈妈更能懂得”。女儿与父亲结盟，一同轻蔑母亲。 ◆ “女儿的弑母”是父权制对女儿的考验，她如果想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父亲的有利和优越性，并默认一切压抑和社会性不公正（歧视）。 ◆ 被称为“洛丽塔情结”或“皮格马利翁情结”的男人的性嗜好的渊源，无疑是以父亲对女儿的关系为原型。“魅惑”明明是男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可在事后却构建为来自对方的“诱惑”。 ◆这种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伤倾向的“援交少女”即十多岁的卖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她们将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嫖客视为“父亲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给这些男人低劣卑贱的性欲，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绝不能玷污的“女儿的身体”像扔进臭水沟一般让男人们随意玷污，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实现了向父亲的复仇。当然，她们的复仇只能用自伤自罚的方式，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 ◆ 为了脱离近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

第十一章 女校文化与厌女症 ◆ 只有当母亲们即使说出“讨厌孩子”之类的话也不会成为作为一个女人的致命伤时，她们才能放心地将讨厌孩子的自己表达出来，并接受那个自己。 ◆ 裙子，是最易懂也最顽固的女性符号。男人没有穿裙子的选择，但女人既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这意味着，女人穿裙子就是在选择“扮女装”。 ◆ 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说，“女人味”是一种“展演”(performative)，那么可以说，女人是通过持续地“扮女装”而“成为女人”的。 ◆ 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这种“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地为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 ◆ 除上述两种“分数”以外，女校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被女人接受的分数”。这种分数与以上两类又不相同。有的女生因为有股凛然的“男子气”而成为全班的英雄，有的女生很会逗笑而招众人喜欢。可是，她们总有一天要毕业。离开女校之后，当年女校文化中的“英雄”，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她们痛切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决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 ◆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难以建立。

第十二章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一） ◆ 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做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 ◆ 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娼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玷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娼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 ◆ “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去代理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 ◆ 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罚”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同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包括卖娼在内），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 ◆ 《均等法》之后的女人，必须取得作为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若没将两者都实现，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

第十三章 “东电女职员”的厌女症（之二） ◆ 人们多会认为，卖娼的金额是娼妓被标的价。可是，卖娼的反面是买娼。男人支付的金钱，也是男人对自己的买娼行为所标的价。付给A子五千日元的男人，不但给A子的性标价五千，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性欲标了五千的价。 ◆ 买娼卖娼的营生，如果没有男人不择对象这个前提条件，不可能成立。“不择对象”的，不是女人，是男人。为此，男人一方必须具备的性欲机制，是抹去女人的个体差异，如恋物癖一般，仅对女性符号便能发情。 ◆ 这并不意味着，男人的性欲就像被称为“兽欲”一般，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男人的性欲是如此被条件规定了的文化产物。 ◆ 通过“自主地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女人想达成什么呢？当然，就是将男人还原为“单纯的性欲”“单纯的性器”，正如男人对女人所为。将男人之所为反转回击过去，由此，女人“舍身”实现对男人的复仇。 ◆ 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种价值，不都是“被男人认可的价值”的别名吗？作为“父亲的女儿”，A子想像男人一样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希望被称为“女强人”；同时，她又渴望像个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被男人选上。无论她的哪一种欲望，男人都处于“给予认可者”的位置。

第十四章 女人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女人 ◆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 ◆ “女人”的条件，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没满足这个条件的，便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失去乳房或子宫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等等。这些女人，都被逐出“女人”的范畴。 ◆ 当自觉意识到自己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时，便是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与年龄无关。

第十五章 权力的色情化 ◆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 在近代之前，对婚姻的诸种定义中，无论哪一种，夫妻间的性关系皆非必要条件。没有性行为，夫妻关系依然持续；没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如果正妻无子，既可认领养子，也可让偏房小妾代生。 ◆ 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除此之外并不含有更多意义。 ◆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sexualization)，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夫妻关系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这一用语。 ◆ “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词，亦极富启示。的确，所谓“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学习、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认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没有历史变化的观念，只是近代的关于性的神话而已。此处的“神话”一词，意为“没有根据的信念之总和”。将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征。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将“自然”置于“神”的位置的近代社会的必然归结。 ◆ 对于“权力的色情化”，我们不应该理解为“色情取代了权力”，正解应该是，“权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现”，或者反之，“色情以权力的形式出现”。 ◆ “权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爱的形式进行；反过来，“色情的权力化”，则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达性爱。 ◆ 我在这里的课题，与以福柯为代表的所有从事性现象研究的学者一样，是将性历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将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构将性视为“自然”的观念。 ◆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性现象具有多面性，从暴力、施虐到爱恋、亲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现象中，不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性本来是具有攻击性的”“性（应该）是亲密情感的表达”，均仅为一种规范命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与性优先地结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么东西最容易与性合为一体。 ◆ 在同性恋人群中，有人寻求与父子兄弟相似的有落差的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他们方能获得安定感。一些女性主义者以为，同性恋者都是因为厌恶异性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去寻求“对等的性爱”的人群，这只不过是她们的规范性解释而已。 ◆ 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 ◆ 而且，当一个男人“保护”女人时，他的外敌常常是比自己更强有力的其他男人。“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词，这正是“权力的色情化”。 ◆ 厌女症与恐同，二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就是“权力的色情化”。色情与权力，本为异物，让两者分离，将权力送回权力的原本之处，让色情充满更丰富的多样性……这并非不可能吧。

第十六章 厌女症能够超越吗 ◆ 我一直以为，男人是在与女人的“对偶”的关系中“成为男人”的。错了。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为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为女人”的，也是男人。 ◆ 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 ◆ 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 ◆ 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 ◆ 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以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 ◆ 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 ◆ 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指人们将自己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同，在这里，同化的对象与欲望的对象分为不同性别。在吉拉尔的“欲望三角形”中，让人渴望与之同化的“他者”，必须是尊敬、爱恋或竞争的对象，所以，生出这种欲望的男人之间，常为父与子、师与徒、前辈与后辈或互为对手的关系。 ◆ 男人通过获取自己渴望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从而使自己也立于同化对象所占据的“欲望主体”的位置。 ◆ 在“欲望三角形”中，欲望的主体仅限于男人，女人只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欲望客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欲望，男人们相互承认对方为共有同一种价值观的欲望主体。 ◆ 可与男性共同体相比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在女人之间是不存在的。 ◆ 只要性别关系中还存在权力的不对称，女性之间的纽带，即使存在，也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男性集团与女性集团相比，通过与同性集团的同化所能得到的权力资源多寡之差是压倒性的。谁愿意主动去与处于劣势的集团同化呢？ ◆ 厌女症与社会性别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了那仅仅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产物，便意味着我们能从中得到解放。 ◆ 由于厌女症已经太深地刻进我们的身体、潜入欲望的核心，若是去掉厌女症，很可能像倒掉盆里的婴儿一样，将欲望本身也全盘否定。 ◆ 女性主义者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 ◆ 男人的自我厌恶，来自被他者化了的身体的报复。这样的男人，超越厌女症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对身体的他者化。 ◆ 应该与包括身体在内的自己和解。正面面对身体的欲望和欲望的归结，关注陪伴身体的变化，不要贬低以身体为媒介的亲密。 ◆ 如果我们接受了身体这个他者的他者性，应该就能够延伸出去，进而接受通过身体相关联的他人的存在，这就是，既不将他人视为支配控制的对象，也不将他人视为威胁恐怖的源泉，而是完整地接受下来。 ◆ 不要误会。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

增订一 诸君，勿污晚节！——性骚扰问题，实质何在？ ◆ 若无概念，经验则无从表达。正是因为有了概念，女性才能回溯过去，将自己的经验重新定义——那时的郁闷不快，原来就是“性骚扰”啊。 ◆ 比如，女性主义将“纠缠不休的人”定义为“跟踪者”(stalker)之后，人们才终于理解跟踪行为的恶劣和恐怖。跟踪行为的逐渐升级，最终可达至杀人。 ◆ 性骚扰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实践行为。对于拥有工作和从事研究的女性，性骚扰的行为，就是将她们降低还原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属性，向她们宣称：“你是个女人。”“你终归只是个女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一种男性权力的夸耀。然后，通过这种夸耀，他们得到作为男人的身份确认。这就是性骚扰问题的核心。 ◆ 如果有人要问：“说句‘你好漂亮’，也是性骚扰吗？”我会回答：是的。当男人将各种女性用美丑来比较时，他是将自己置于“估价者”（评判者）一方。赋予女人价值的，是男人；被男人赋予价值的，是女人。也许有人会说：“女人不也在对男人估价吗？”可是，男人对女人的估价，是一种集体行为并且集中在性的价值方面，在这一点上，男性一方掌握了压倒优势。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实践，男人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优越的性别地位，由此向“非男人”的群体宣告：“明白你的身份！” ◆ 厌女症就是男人将自己与女人区别开来、确认自己为“非女人”的机制。 ◆ 性的自我决定权，就是女性对父权制性支配的终极拒绝。正因为如此，对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侵犯，就成为社会性别支配的核心。

增订二 “别扭女子”的厌女症 ◆ 女人要想在男人社会里寻求一个位置，就不能不否定作为女性的自己；反之，假如她安稳地坐在为女人指定的席位里，那她就不能被平等地对待。

译后记 上野千鹤子是谁？何谓“厌女症”？ ◆ 上野告诉读者：“逃出去，活下来”——逃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桎梏，拒绝一切以国家名义的杀戮牺牲，尊重弱者，活下去！ ◆ 对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个拗口的外来词，中国读者其实非常容易懂，只要想起那句民间俗语——“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