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英》阅读笔记丨杨威利:充满矛盾和胜利的丰富人生
2020.1.29
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开始连载科幻历史架空小说《银河英雄传说》(以下简称“《银英传》”)并获得巨大成功,《银英传》以其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情节和极具启发性的思维方向,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及周边地区的数代青少年。在《银英传》中,自由行星同盟(以下简称“同盟”)一方当之无愧的主角即是杨威利。在整部《银英传》中,杨威利亲自指挥了十次会战或战役并无一败绩,被同盟誉为“不败的魔术师”,在其死后更是被抬升到足以与同盟国父并列的“民主旗帜”的地位。然而,无论在书中还是书外,杨威利的个人形象却充满矛盾和争论,他的性格被一部分读者评价为过于退守和消极,并将其在巴米利恩会战中,服从同盟政府命令停火看作是杨威利军人身份的局限。也有一些读者将杨威利日常生活上的懒惰发挥,进而塑造出“废柴英雄”的经典日系动漫形象。此外,还有读者将杨威利对投入新银河帝国(以下简称“帝国”)皇帝莱因哈特麾下的讨论,以及其对莱因哈特的高度评价作为其向往开明君主制的证据。杨威利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民主的态度究竟如何?他对于人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消极吗?在他三十三岁的短暂生命中,是否在一些瞬间认可过专制体制?笔者在去年重读《银英传》小说的过程中,对于杨威利的人物生平、人格、思想、人生志向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谨与各位热爱《银英传》的朋友们分享,也随时欢迎各位朋友与我讨论。
※本文所使用的小说版本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赵玉皎审校的蔡美娟译本,并以网络版本的《银英传》外传内容为辅助。
一 “两手空空的杨”——曲折的早年经历
(一)“普通英俊”的外在样貌与“不像军人”的军人形象
杨威利生于宇宙历767年 4月4日,死于宇宙历800年6月1日,享年33岁。杨威利在《银英传》中第一次出场,田中芳树这样描述他: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所以当人们得悉他在军队中的军衔时,难免会感到惊诧。
在这一段描述中,可以得到两点关于杨威利个人形象的重要信息:首先,杨威利的相貌并非十分出众。其次,他的个人气质冷静而温和,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
关于杨威利的相貌,作者田中芳树对其有过总体评价——即“极为平凡的英俊” ,换言之,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是在人群中十分出众的类型。他的具体样貌究竟如何,笔者在《银英传》中找到了这样的描述:
杨是一个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的二十九岁青年。
黑发、黑眼睛,中等身材,虽然也不算是不英俊,但并非那种稀世的俊美人物。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本来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但是由于连日来的战斗,掉了些肉,使得他显得有些瘦削。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到,在杨威利的三大样貌特点中,黑发、黑眼睛属于人种特征,中等身材也带有普通的意味,相比起田中芳树对于《银英传》中其他明确写出其俊美的人物(如“稀世俊美的”莱因哈特、高雅的“金银妖瞳”罗严塔尔、“宛若年轻的独角兽”一般的尤里安·敏兹、“是个美男子”的先寇布、“潇洒”“帅气”的波布兰、“俊美少年”一样的希尔德·玛林道夫、“美丽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作者确实没有明确表示过杨威利外貌英俊。除了一直暗恋杨威利,后来与杨威利结婚的菲列特利加暗示过杨威利,她认为他是“宇宙第一的美男子”之外,唯一一次对杨威利本人相貌的夸赞来自于他自己和养子兼弟子尤里安的谈话:
“不过,我长得也不错嘛!是吧,尤里安?”
考虑到上下文的情节,这句话只能算作杨威利的玩笑话。参考以上描写,杨威利的相貌确实只能算是普通。不过,作者田中芳树在提及杨威利的生平时,却写到了杨威利母亲的相貌:
和浪费成性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大家公认的美女,她是某位军人的未亡人。后来他们的儿子——杨威利诞生了。
整部《银英传》都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父亲的相貌,因此只能预设为平均水平。杨威利的母亲是一位公认的美女,根据一般的遗传学常识,杨威利的相貌应该不至于过于平庸。同时也应注意到,田中芳树在描写杨威利的相貌是“极为平凡的英俊”时,其对比的对象是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在这位华丽而耀眼的新银河帝国皇帝面前,全书中任何一个人的相貌都无法之于媲美,杨威利的相貌确实也只能称为“极为平凡的英俊”。因此,可以推测,杨威利的五官与身材即使不能算是出众,至少也能到达中上水平。
当然,杨威利的样貌也有一些独特之处。在写杨威利的外表时,田中时常强调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
他恰值而立之年,但外表看起来还要年轻两三岁。
乍看之下他大约二十七八岁。
(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还是一个看似与功勋彪炳绝缘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军官。她与杨最后分别的时候,杨威利仍像个崭露头角的年轻军官。
《银英传》中的主要人物多为25岁到40岁的少壮派人士,但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来形容的只有杨威利一个人。杨威利显得年轻的外表首先可以理解为“青涩”,对于同盟内部傲慢的军人和官僚来说,这是他们质疑杨威利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可以和银河帝国中蔑称莱因哈特为“黄口小儿”形成对照。同时,我也认为,田中芳树赋予杨威利“年轻”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考虑年轻一词的另一层含义——即生机与希望。杨威利在《银英传》中最后的形象是民主的播种者,在全书最后,民主体制作为一株待发芽的幼苗留存于银河的边缘地带,带有强烈的新生意味。而为民主保存下这一株幼苗的人,也应是一位年轻人——这里的年轻,其深意也可以是指未来大于过去的未知可能。
此外,田中芳树也提到了杨威利的气质:
他给人的印象不像是军人,反而像是一位冷静的学者。不过这么说也有一点夸张,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只是个非常温和的青年而已。
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
尽管也特地穿着正装,可是怎么看也让人感觉他是个没什么前途的年轻学者。
作者田中芳树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同时,《银英传》的主要读者多来自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于崇尚勇者的西方文化,东亚文化中对男性人格价值的评价更为阴柔——即在儒家文化体系中,“文”的地位要高于“武”。因此,田中芳树常强调杨威利更像是一位学者,将他的“智”置于“勇”之前,认为他“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头盖骨的外面,而是其中的大脑。 ”实际上,杨威利这个名字是中文翻译的一次错译,真正的写法恐怕应是“杨文里”。这里的“文”再次和杨威利温和而知性的气质对应,是东亚文化中对于男性审美相当高的评价。正因为如此,虽然不如莱因哈特锐利耀眼的俊美,杨威利的形象实际上更容易得到东亚文化体系下读者群体的审美共鸣。
杨威利的外在形象与《银英传》中其他军人相比,显得文弱许多。而作者田中芳树也多次在文中提及杨威利“不像军人”:
乍看杨威利,人们一般都不会认为他是同盟军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说来这也难怪,因为就连他穿着军服时,还是没有丝毫军人的架势。
怎么看都不像军人。
事实上,就算穿上军服,杨也是一个怎么看都不像军人的青年。
同时,杨威利的一头显得长而蓬乱的头发也与军人一丝不苟的干练形象形成对比:
杨拿下军帽,搔搔黑发,乱蓬蓬的头发又长了一些。审查会期间,有人曾无聊地挖苦他道:“一点儿也不像军人的发型,理个平头怎么样?”
杨用手将过长的额发拨上去……
他摘下黑色贝雷帽,搔搔杂乱的头发。“简直如同毛发杂乱的猫一样。”——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奥利比·波布兰的评语。
杨威利拥有十分强大的用兵智慧与战略远见,这里的“不像军人”应该仅指在外表上与传统的军人形象不符,而并不是指杨威利不能胜任军人这个职业。“不像军人”的第一层含义,应是指杨威利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的军校,又因为军校取消了战史研究专业而成为了前线的军人——这个人生的实际走向与杨威利想成为历史学者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不是自己意愿选择的职业(笔者实在想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就这么称呼吧),因而在外在形象上与理想的职业形象不符合,也能够理解。但是,在《银英传》的所有军人中,因为阴差阳错的命运不情不愿成为军人的人并非杨威利一人,卡介伦、亚典波罗皆是如此,为什么只有杨威利被评价为“不像军人”?这应是田中芳树对杨威利人物形象塑造的考量。
军队强调纪律与服从,一个典型的军人形象应是在行为上高度自律与高度服从的统一体,在这一点上,强调的是高度的执行力,即干练的性格。当然,作为大型舰队指挥官,作战智慧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在军人的价值体系中,仍然会认为对于一位名将而言,“勇”的特征应强于“智”的特征。通过杨威利蓬乱的头发这一细节,结合他几乎是懒散的日常行为,可知他的性格与干练实在有一些距离。同时,杨威利中等的身材、低空掠过的军校实战课程成绩,和几次表现并不出色的枪战经验,也表明杨威利作为军人的身体素养与实战能力与顶尖水平相差甚远。从以上两点来看,杨威利的外在形象确实“不像军人”。田中芳树对杨威利这样的塑造,一方面应有使杨威利和莱因哈特军神形象进行对比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是要用他不像军人而更像学者的外在形象与他“文”的气质特征呼应,以突出杨威利的知性。又因为知性给杨威利带来的广博视野,使得他的性格格外理智与宽容,这样一种理智与宽容体现在外表上,便使得杨威利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与军人的刚性相反的柔和特征。
(二)家庭情况以及父亲对杨威利人格的影响
杨威利出生于同盟一个商人家庭中,母亲是卡多丽奴·R ·杨(宇宙历735年5月1日-772年6月30日),父亲是杨泰隆(宇宙历731年9月28日-783年3月37日)。杨威利五岁失去母亲,十六岁又失去父亲,早年经历可谓十分曲折。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银英传》的田中芳树,也许是受时代或自身性别观念影响,导致银英中出彩的女性角色并不多——即便有,也多作为男性的辅助角色出现。关于杨威利母亲的形象,《银英传》本传中没有提到,只是在之后出版的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提到了一笔:
对于母亲的记忆,就很难说出什么具体的印象了。只记得,好像很温暖,就很像是趴在吸满阳光的蒲团上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触。
母亲过早的去世,使杨威利对母亲的感知十分薄弱。从这一段十分意象化的描述中,甚至无法分辨这究竟是尚在儿童时期的杨威利的真实经历,还是他心中对于母亲形象的理想化。无论如何,至少可以得到一个事实:在杨威利的童年经历中,母亲的角色是缺失的。因此,笔者无从探讨杨威利母亲对于幼年杨威利的影响。而与之相对的,田中芳树却详细介绍了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在阅读杨泰隆生平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位父亲对于杨威利人格中许多核心因素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本节对于杨泰隆的原文引用,未作脚注标记处均引自《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不再单独做脚注。原文部分由于篇幅过长,故不全部引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
杨泰隆从一个小商船主起家,迅速积累财富,成为星际贸易商人。在他死后,给杨威利留下一家贸易公司和大批美术品。从产业规模来看,杨泰隆称不上大资本家,但亦非小资产者,应属于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在杨泰隆的生平事迹中,处处可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很爱钱”,成功的秘诀是“用钱滚钱!把铜币变银币,银币变金币”。虽然文中没有给出其他的信息,但也可以推测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原因之一也应是其“浪费成性”,甚至在对待亲人时,杨泰隆也仍旧秉持他的资本主义思维。
当杨威利出生时:
当来人传报生了一个男婴时,杨泰隆正待在自己的书斋中擦拭古董花瓶,他停下了手边的工作喃喃自语道:
“我死了以后,这些美术品都是那小子的了!”
当听到妻子去世的消息时:
他手中的青铜狮子摆设掉在地上,他一面拿起一面喃喃说了一句话,妻子这方的亲戚听了莫不勃然大怒,气得血脉贲张——
“还好我擦的不是易碎的古董……”
当杨威利母亲的亲戚责问杨泰隆儿子和古董孰轻孰重时:
这位商人答道:
“收集美术品是要花钱的!”
换句话说,儿子是免费的!
在与儿子杨威利的日常谈话中,他也总能把话题转换到金钱上:
“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比这件事更值得关心的东西上……”
“值得关心的东西?”
“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
而当少年杨威利向父亲提出要报考海尼森大学历史系时,他的反应仍是:
“嗯……好吧!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没有靠历史赚大钱的人哩!”
由此可见,杨泰隆对于金钱有着近乎执著的渴求。读者如果只考虑这一点,便会很轻易地将杨泰隆与贪婪的资本家联系起来。然而,从杨泰隆对儿子杨威利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得知杨泰隆追求金钱的真正目的:
“金钱是不容忽视的!有了钱,你就不必对讨厌的人低声下气,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和政治家一样,只要能善用金钱,就能大权在握!”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杨泰隆追求金钱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个人的尊严与自由,甚至可以获得权力。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带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特征,认为资本可以作为个人自由意志的物质保障。讽刺的是,当十六岁身无分文的杨威利流落街头时,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杨威利境遇的反证。此外,杨泰隆这句话中隐含的对个人自由的认可,也成为了杨威利人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终其一生,杨威利始终视个人自由权利为最高价值。此外,对物质保障的需求也是一种十分务实的态度。杨威利在指挥作战时,经常会选择切断补给、利用宇宙空间地形等作战方式,即是要破坏掉敌军的物质保障。从杨威利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的务实做法中,不难看出父子俩在性格上的联系。
然而,杨泰隆这句话后半部分的意味则显得有些模糊,杨泰隆认为善用金钱可以像政治家一样大权在握,又因为政治家作为参与政治运转的主体,这里的“大权”应理解为“权力”(power)而非个人享有的“权利”(right)。掌握权力本身不是贬义的说法,关键在于运作权力的意图与实效。不过,因为《银英传》中没有关于杨泰隆对掌握权力后的思考作进一步阐述,他对于掌权的看法便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团。因此,也就无从探寻杨泰隆对金钱与权力关系的看法对杨威利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从杨泰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典型的资本主义商人。自然,杨泰隆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商人最需要的性格特征:
杨泰隆一向以手腕灵活而负盛名。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深处,潜藏着机智的商业智慧……
成就杨泰隆盛名的不是他的财富——从他死后资债相抵也没能给杨威利留下一点钱这个事实上看,如果考虑净资产,杨泰隆恐怕谈不上富有——而是他的灵活和机智。众所周知,杨威利在军事层面最具盛名的形象也是“智将”,他最擅长的便是用难以预测的灵活手段制造陷阱引敌军上钩,也因其多变灵活的作战风格被同盟军誉为“魔术师”。在这一点上,很难说杨威利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
另一个杨泰隆对杨威利思想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对杨威利人格的形成恐怕也更加重要——即杨泰隆与少年杨威利关于鲁道夫的讨论:
自由行星同盟的人一谈到鲁道夫,总是以“邪恶的独裁者”来形容他,少年听在耳里,心里不免奇怪——如果鲁道夫果真是万恶不赦的恶魔,为什么人们还会支持他、给他权力呢?
“鲁道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哪,人民只是被他欺骗了!”
“人民为什么被他欺骗呢?”
“跟你说过啦,因为鲁道夫是个大坏蛋嘛!”
这个答案无法说服少年,倒是父亲的见解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他给儿子的回答是:“因为人民都好逸恶劳!”
“好逸恶劳?”
“这样说好了,一般人碰到问题,都不愿靠自己的精力心思去解决,他们只齐望超人或圣贤出现,为他们承担所有的痛苦、困难。鲁道夫就抓住人性的弱点伺机而动,一举成名。你要好好记住,让独裁者有机可乘的人要负更多的责任!虽然沉默的旁观者没有支持他,但沉默旁观其实与支持同罪……”
虽然在《银英传》的情节中,这段对话很快就被杨泰隆转到了钱和美术品上,但我认为这一段谈话对于少年杨威利的作用无异于一次思想启蒙。这段对话之所以发生,当然是因为少年杨威利好发问的精神,然而给出有效回应的人却是杨泰隆。更重要的是,杨泰隆向杨威利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静态的答案,而是一种思维方法——批判性思维。
由于“批判”一词在中文里容易被理解为贬义,因此,笔者摘录了维基百科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Critical thinking,或译负面思考、思辨能力、严谨的思考、明辨性思维、审辨式思维,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形成判断的思考方式。批判性思考本身复杂,具有多个不同的定义,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和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批判性思考相关研究着重于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清晰思路,以及研究不清晰思路的特质。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思辨和逻辑,二者是实现思维突破最重要的方法。从杨威利成年后的思想看,无论是对鲁道夫,还是对民主和专制体制的思考,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答案本身的范畴。但纵观全书,这是少年杨威利第一次得到一个突破了大众思维定式的思路,机敏的杨威利很快便顺着这个思路,拓宽了自己的思维和视野。读者在谈及杨威利的知性时,也应注意到,他的知性应该和他机智而灵活的父亲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不仅是一个灵活而机智的商人,同时也是一位颇为古怪的美术品收集者。他曾对杨威利说,值得关心的事是“钱和美术品啊!金钱可以丰富物质,美术品可以美化心灵啊!”杨威利在谈及自己的父亲时也说,“总而言之,我家的老爸,除了只会叫孩子帮忙擦壶之外,其他的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看来,这一位商人毕生执著的除了金钱,就只剩下美术品了。然而,在他因核子融合炉意外事件去世后,杨威利却发现“父亲在生前孜孜矻矻收集的美术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赝品”:
政府认可的鉴定专家无情地宣布,伊特鲁立亚的壶也好,罗可可风格的肖像也好,汉帝国的铜马也好,全部都是一文不值的赝品。
如果我们承认田中芳树的写作有其逻辑,那么,就不能对杨泰隆的这一个侧面视而不见,或仅做“为增强杨威利人生戏剧性”的浅层解释。当我还只有十几岁时,对杨泰隆的作为感到十分困惑。现在我认为,对于杨泰隆收集赝品的做法可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解读。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田中芳树是否是在用杨泰隆收集的赝品来说明他缺少艺术鉴赏力。在《银英传》中,唯一提到的一个拥有艺术鉴赏能力,同时也有艺术品收藏能力的是帝国元帅梅克林格。在这里,田中芳树触及到了贵族与贵族社会存在的重要理由。抛却现代人对于贵族社会的误解,在等级制社会中,贵族阶级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运用自身享受的资源和特权保存和传承文化,贵族们对于自身阶级最大的优越感也来自于其在文化艺术上的巨大优势,而相对的,平民——不管拥有多少财富,仍然被看作没有艺术审美能力的阶级。而杨泰隆就是一个热衷于收集艺术品的平民,如果他确实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收集了大量的赝品,他确实可以符合以上推论,成为资产阶级缺少艺术鉴赏能力的例证。然而,田中芳树却借杨威利补充了一个细节:
只是他一直觉得奇怪,他那精明强干的父亲对自己喜欢的美术品竟连鉴定的眼光也没有!
不过,也许父亲是故意收集赝品也未可知。那么做倒很像父亲的一贯风格。
杨威利在回忆自己父亲时使用了“精明强干”一词,可见日后的同盟第一智将杨威利对父亲智识的评价相当高。如果认可杨威利对父亲的判断,那么缺少鉴赏能力就会与杨泰隆的精明强干在逻辑上严重冲突。不过,紧接着,杨威利就开始怀疑父亲是有意为之,并且理由是符合父亲的一贯风格。杨泰隆一贯的风格究竟是什么?根据上文所引用的杨泰隆与杨威利的谈话,可知他认为人生值得关心的是金钱和美术品,并参考杨泰隆对金钱的执著,可以推测:杨泰隆收集赝品,也是出于金钱上的考量——即全部都收集真品需要耗费巨资,如果真这样做了,极有可能会打破杨泰隆人生中关于积累金钱(物质世界)和收集艺术品(精神世界)的平衡。而同时,杨泰隆又需要满足自己心灵对于美的追求。出于这样的考量,他选择了收集赝品。
即使如此,读者仍可以提出质疑——真、善、美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三者的关系常常是三位一体,如果连真也不真,又谈何美与善?笔者每每想起这一段,也常产生这样的疑惑,直到有一天,笔者读到了庄子的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善于用艺术形象表达哲理,在这个故事中,南帝与北帝为海,可看作是“世界的尽头”,中央之帝便可看作是万物存在的世界,七窍分别对应一种具体的感官功能,可以看作是事物的明确边界。庄子的这个故事意在表达自己的宇宙观,天地万物本没有明确的边界,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等等都只是相对的关系,非要明确地界定它,天地万物就死了,也即“七窍凿而浑沌死”。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说,世间许多事物本是“不为什么” ,也是同样一种反二元对立思维的观点。笔者无法得知田中芳树在写杨泰隆时是否借鉴了这个故事,但庄子的宇宙观可以帮助我们对杨泰隆收集赝品的行为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在这里过于纠结艺术品真假的问题反而容易走进思维的死胡同,也许杨泰隆并不在意艺术品的真假,只意在享受收集过程中的快乐。杨泰隆令人捉摸不透的行事方式,也与杨威利日后机巧的军事谋略对照——杨威利令人出乎意料,他的父亲也同样令人出乎意料。
(三)少年乐园的失落
杨威利在《银英传》本传中第一次出场,是在宇宙历796年1月的亚斯提战役。时年29岁,军阶为准将的第二舰队次席幕僚杨威利接替因伤不能指挥舰队的派特中将,成功避免第二舰队战败,成为同盟政府大力宣传的“亚斯提的英雄”。这个开场初看令人为之一振,从此以后,杨威利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从准将一路升到元帅,从一个军中无足轻重的次席幕僚成为同盟军队、政府,乃至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样的晋升速度,用“平步青云”来形容实在不为过。但是,在杨威利的生命螺旋不断攀升至新高度的背后,却有一个他深深怀念,又永远失落了的少年乐园——实际上,和莱因哈特一样,杨威利也是在传说一开始,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一章介绍了杨威利十六岁以前的经历:
杨威利五岁时,母亲去世了。
由于父亲杨泰隆苦于应付儿子,于是当女佣不在时便拉杨威利一起擦拭古董,甚至向亡妻的亲戚表达“古董比儿子更费钱,所以古董比儿子更重要”的想法,激怒了杨威利母亲的亲属:
……亡妻的亲戚们个个暴跳如雷,并扬言要把事情告到法庭解决。杨泰隆发觉事态不妙,抱着儿子独自搭乘恒星间商船,从首都海尼森销声匿迹。
……就这样,在杨威利十六岁之前,他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太空船上度过的。
杨威利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否幸福满足,书中没有提及,读者也无从知晓。从这一段描述中,可以看到,在早早地失去了母亲之后,杨威利很快被父亲带到了太空船上。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商贸业务需要经常做星际间的航行,也就是说,他几乎不可能在某地作长时间的停留。这对于已经成年的杨泰隆来说,影响也许并不大,但对于尚在童年时期的杨威利来说,却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长期在行星之间的奔波,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童年时代的杨威利很难交到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杨威利在十六岁之前,称得上其同龄伙伴的,整部《银英传》只提到了波利斯·高尼夫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随父亲在星球间旅行。有一次碰到一个境遇跟我很像的小孩,大我两岁左右,但我们却成了好朋友。我跟他相处了两三个月,发现他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刚才那些话就是他说的。”
“他叫什么?”
“杨威利。”
从波利斯·高尼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童年时期的波利斯·高尼夫和杨威利作为朋友应该是有过一段相处愉快的时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后,波利斯·高尼夫还在海尼森“和阔别六七年的老朋友(此处指杨威利——笔者)会面” ,这说明,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不仅在童年时是好朋友,在成年后也应该有过会面。但是,从波利斯·高尼夫的话中也可得知,杨威利和波利斯·高尼夫的童年好友关系仅维持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后两人应该又分别随各自的父亲开始了新的行程。关于少年杨威利接受教育的情况,《银英传》没有提及,但根据杨威利申请海尼森纪念大学的计划,可以推知他应该是完整接受了同盟社会的基础教育课程。又结合上文中田中芳树描述杨威利十六岁之前大半时间都在太空船上度过,可以合理推测:杨威利在基础教育阶段,也许发生过不止一次的转学,以配合不断在星际往来经商的父亲。即使杨威利在学校中结识到比较投缘的朋友,其结果也都像与波利斯·高尼夫的关系一样——只能做两三个月的好朋友。
据德裔美籍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一个人的5岁到16岁主要包含了童年中期(5-12岁)和青春期(13-19岁)。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重要关系是学校;青春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辈群体,重要关系也是同辈群体。虽然笔者推测杨威利可能没有固定就读的学校,但他确实一直在接受教育,并没有离开学校,加上他有一个思维灵活的父亲,也起到了辅助教育的作用,因此,杨威利在童年中期的中心任务可算基本完成。但当进入了青春期后,没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确实对杨威利的产生了一些影响。田中芳树写道,少年杨威利的兴趣是“爱看录像带,爱看再版的老书,也喜欢听从前的故事” ,尤其是报考历史系的志愿得到父亲的认可后,他“便更加沉醉于历史了” 。看录像、看书、听故事、沉迷历史,除了凸显杨威利对历史的热情之外,这一系列兴趣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都是一些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事情。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长期在身边分享、交流、互动的同龄朋友,加上杨威利天生内敛的性格,于是,他选择独自和过去的世界呆在一起。这也导致了成年后的杨威利在现实生活中社交力显得有些不足,田中芳树在书中数次提到,杨威利对聚会、婚礼、庆典等群体活动既不太热衷也不太擅长,即使在成为舰队司令官之后,杨威利最放松的休闲活动仍是一个人在长椅上休息、看书,或思考。当然,如果认为杨威利和人群保持距离的倾向只是孤独的少年经历的结果,又可能走入环境决定论的误区。在这里,笔者更认同个体心理学派的观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是由生长环境(家庭)、所受教育(学校)和自身努力(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杨威利的少年经历里,我们则可以说:杨威利少年时代的境遇,强化了他对历史和思考的热情,从而逐渐形成了杨威利独自行事和独立思考的人格特征。这样的影响固然对杨威利的智识起到了正向作用,但也不应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少年杨威利在大部分时候是孤单的。而这样一种孤单的境况,又在父亲杨泰隆去世时被进一步升级了:
就在他满十六岁的前夕,他的父亲杨泰隆死于太空船的核子融合炉意外事故。
……父亲生前在公司所拥有的权利也用来偿还债务了。最后,杨和那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一起被丢弃在路旁。
这时的杨威利刚满十六岁,和许多尚在父母的保护下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的同龄人不一样,命运早早地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悲凉的画卷:在人生尚未开始之际,他因为失去了双亲而孤身一人,又因为失去了财产而流落街头,更令人唏嘘的是,此时此刻,他身边连一个能够陪伴他,给他一点心灵慰藉的伙伴都没有。在这样近乎绝境的情况下,杨威利只得暂且向命运低头,放弃进入海尼森纪念大学历史系的理想,转而报考唯一能够让他免费研读历史的军校战史研究专业。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愿望,也因为随后战史研究专业被裁撤而落空,万般无奈之下,杨威利只好进入了战略研究专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开赴前线的军官。这时的杨威利,不仅失去了过去(双亲)、现在(财产),就连未来(理想)也一并失去了。军校的同学们称杨威利为“两手空空的杨”,一方面体现了杨威利洒脱、淡然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却道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青少年时代的杨威利,实在是在失去了一切之后,才于无奈之中走进军校大门,走上了一条从未出现在自己过往人生规划中的职业军人之路。
正当杨威利的人生即将走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与未知之时,命运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而这一扇门所连通的即是杨威利真正意义上的少年乐园——约翰·罗伯·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
《银英传》中没有明确提到杨威利与拉普相遇的时间,但在外传《螺旋迷宫》中提到,当杨威利呼吁当局撤回废止战史研究科时,“战史研究科中响应他的呼吁的,只有约翰·罗伯·拉普”和“一位校外的协助者,洁西卡·爱德华” 。(感谢网友紫苮_Viola的提醒)因此,杨威利和拉普应是在战史研究系中相识的同学。在结识了拉普之后,杨威利又和洁西卡成为了好朋友,三人的好友关系至少维持了十三年之久。
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在《银英传》出场后不久便迎来了各自的死亡,所占篇幅并不多,但这并不代表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对于杨威利而言无足轻重。实际上,这两个人对于杨威利的意义相当重要——当少年杨威利在军校中经历被迫转向的人生之际,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作为他的同辈群体,给了他陪伴的安慰和快乐,也填补了他青春期重要关系的空白。从小便随着父亲在太空船上来往奔波,始终无法拥有长期稳定的同龄朋友的杨威利,在最孤单无依时,终于有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二本第一章中写道:
炸鱼和马铃薯之类的便餐勾起了思乡情绪。军官学校时代,杨经常和他的狐朋狗友——罗伯·拉普一起溜出宿舍,到这种便宜又可口的小吃店来,大饱青春期的食欲。
以他俩的酒量,喝葡萄酒就足够了,却点了德国威士忌之类的蒸馏烈酒,大过酒瘾后,他们刚迈出小吃店,就一头栽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通过老板的联络,洁西卡·爱德华赶到,为避免被严厉的教官们发现,她把两人移到店内看护。
“罗伯·拉普,杨威利,睁开眼,振作点!天亮前没赶回宿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哦!”
洁西卡冲咖啡给两个大醉的年轻人喝下,咖啡没有加糖,但喝起来却有种奇妙的甜味……
田中芳树对杨威利感情的描写通常都由动作描写来完成,很少出现这样正面且温馨的描写,也再次说明了这两位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在杨威利心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应该注意到,杨威利在回忆起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时,勾起的是“思乡”的情绪。思乡一词,本应用在亲人和故土上,在这里,固然可以说是表达了杨威利对于自己出生地海尼森的感情,但杨威利在思念起故乡的人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是父母,而是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因此,笔者认为,杨威利与这二人的关系中包含了亲情的成分——即他们是亲如家人的朋友。而后期杨威利又似乎对洁西卡·爱德华产生了一些超越友情的感情,几乎可以说,直到杨威利27岁领养尤里安·敏兹之前,约翰·拉普和洁西卡身上承载了少年和青年早期的杨威利的全部友情和一部分的亲情和爱情。又由于“故乡”也带有些许“乐园”的特征,因此,杨威利的少年乐园,毫无疑问,是由约翰·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构成的。
但是,少年总是会长大成人,随着青春的消逝,人注定要离开乐园。因此,无论是乐园中的人走出去,还是乐园自身的崩塌,失落是乐园注定的结局。而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则是用一种更加惨烈的方式——乐园中人的死亡——宣告了它的失落。已经和洁西卡·爱德华订婚的约翰·拉普在亚斯提会战中,因为舰队司令官的战术决策失误而死。田中芳树没有用眼泪来描写杨威利的悲伤——这不符合杨威利内敛的性格——然而,我们仍能在一些细节处瞥见杨威利内心悲痛的一角。亚斯提会战结束后,杨威利在和格林希尔父女聚餐时,曾说道:
“我有个留下未婚妻而死去的朋友,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现在很……”
杨威利没有再说下去,格林希尔上将也没有再问下去。而杨威利没有说出口的话中蕴含着多少深厚的感情,无需笔者多言,读者尽可以体会。更不幸的是,仅一年半后,洁西卡·爱德华也在海尼森国家广场大屠杀中丧生。田中芳树写道:
杨威利得知洁西卡·爱德华的死讯后,对于此事一言不发。只是当天他戴着太阳镜掩饰表情,一整天都未曾取下。第二天他才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以杨威利内向而坚韧的性格,当到了需要用墨镜来掩饰自己心情的地步时,可以想见此刻的他已经无法靠自身来控制悲恸和痛苦外溢。此外,田中芳树又写道:
当得知洁西卡·爱德华遭杀害之后,他(指杨威利——笔者)自己也不知难过了多久才恢复平静。
当杨威利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时,距离洁西卡·爱德华的死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更重要的是,杨威利把洁西卡·爱德华的死看作是“不知难过多久才能恢复平静”的事件,可见其对杨威利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伤痛和震荡。随着洁西卡·爱德华的死亡,杨威利的少年乐园彻底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故乡”和“故人”都成为了永远回不去的梦境,梦境之外的人只能在追忆中获得一丝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又因梦终将醒来而成为更大的失落。宇宙历797年,和处在银河另一端的莱因哈特一样,失去少年乐园的杨威利被命运推到了传说的路口,他迎着时代的风仰头望向路的前方,彷佛看见一个拥有更长未来的世界。
二 杨威利的人格特质与思想言行
(一)杨威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形成原因
《银英传》中人物众多,各个人物的性格也多姿多彩,而杨威利恐怕是田中芳树在《银英传》里所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性格特征最为矛盾、复杂,也最具魅力的一个。田中芳树在接受德间书店采访时曾表示,杨威利是“建设性的别扭的人物”,足见其性格的丰富与广博。
性格是人格的延伸,是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并在不同时间、区域下影响着人的内隐和外显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 。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后天环境和个体努力的影响。一个人性格中的先天因素,笔者无从去探寻它产生的机理,因此,本文仅探讨形成杨威利性格特征的后天原因,以供各位朋友参考和交流。
1.矛盾
“矛盾”应是杨威利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质之一,在《银英传》中,田中芳树这样写道: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军衔;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
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杨终其一生都未能从中解脱。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总结。后来用自己的一生追随了杨威利的先寇布也经常揶揄杨威利,因为他“虽然讨厌战争,但对战略战术这种知性游戏却又显得兴致勃勃”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事指挥官,杨威利确实体现出许多与自己的职业和地位所不符的特征。那么,可以将这样一种矛盾看作是杨威利的虚伪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探寻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杨威利的矛盾主要在于他自身对于地位和实绩的淡泊态度与实际收获的地位和实绩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杨威利所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非杨威利内心所愿。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走上军人这条路的——这条路与他做学者的志愿大相径庭——而迫于时势,杨威利一直难以找到退役的合适时机,只好以军事将领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一生。杨威利的职业志愿与实际职业的偏差,和他对于军人杀人的深深自责,使他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让他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威利性格中的责任感所致。杨威利虽然是不情不愿当上的军人,也不时产生干脆就做着无关紧要的工作直到退休的想法,然而当他被形势推到台前,此时如果继续敷衍了事,极有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出于保护他人的责任心,杨威利便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杨威利来说,个人的功业无关紧要,但一旦人民的安危成为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就只能义不容辞。而杨威利强大的智慧又帮助他一次又一次超出人们预期地完成了他的职责。这样,便使得他在军人这条路上,到处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绩。
既然杨威利的矛盾是因为他从事了本不愿从事的职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杨威利如果如自己所愿成功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样一种矛盾便消失了呢?恐怕也不然。田中芳树假设过杨威利的另一种人生:
如果这两个人提早半世纪就降临人世,列贝罗可能会是一个廉洁能干、对自由行星同盟极有贡献的从政者,而杨可能是个算不上是二流的历史学者,也许会在学校举行家长会的时候,遭到家长“那个老师一天到晚叫学生自习,都不认真上课”的批评。
无论是从这段描述,还是从杨威利在全书中表现出的淡泊性格,都可以看到,杨威利对于获得社会认可并没有太多热情,而只是希望过着随性自在的生活。而杨威利的矛盾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表现则变成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却依然缺乏积极上进的精神”。总体来说,杨威利并不是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因此,即使他从事自身志愿所在的职业,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进取者,而是会将性格特质中的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如果仅是如此,杨威利的人物形象大概就要打一些折扣了。不过,在同盟第十三舰队中对杨威利性格最为好奇的先寇布,却在一次对话中有意无意透露了杨威利矛盾性格的本质。他评价杨威利“是个即使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完全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怪人”,“没有任何信念却每战必胜” 。
先寇布对于杨威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杨威利的矛盾中蕴含着一种辩证的哲学思维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因此,应该把杨威利的矛盾看作一种思维上的审慎态度。正是这一种审慎的思辨使杨威利避免了成为为守护信念而守护信念的卫道者,让他的思想更加灵活和包容。田中芳树在《银英传》第九本第四章中写道:“杨的人生、思考方式和价值观,总是像双重矛盾的螺旋一样旋转着,表面上看起来奇特,事实上却一直由安定的人格和宽广的包容力,在制衡着这种特质。”由此看来,在杨威利矛盾的外在表现之下,却有着十分稳定的精神内核——永远怀疑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好打破固有思维,这使得杨威利的思想成为了源源不绝的泉。
最后,从哲学本身来讲,宇宙万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谓只有纯粹一面的人和事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极其丰富的人则更是如此。杨威利以极具包容性的性格,将各种的人格特质融汇在同一个个体中——如同包罗万象的宇宙一般——这样的矛盾与统一,让他的人格无时不散发着多彩的光芒。
2.包容
包容是杨威利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甚至是杨威利最为突出的一个性格特征。田中芳树在杨威利初次出场时便写道:“对于命运,他比莱因哈特更被动,更富有包容性。” 由杨威利直接指挥的同盟第十三舰队,其人员构成也体现出杨威利的包容——在他麾下,集合了性格各异,甚至在传统军人眼中看起来怪异的各类军人,其中包括被保守派军人认为有反叛可能的蔷薇骑士联队,和从银河帝国逃亡而来却坚持身着帝国军服的梅尔卡兹上将与副官舒奈德。杨威利自身的言行也处处体现着他性格中强大的包容力,从在外传《尤里安的伊谢尔伦日记》中,当和尤里安谈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厨艺时,杨威利说:“女性不必每一个都是烹饪高手。住在宇宙中的四〇〇亿人,有四〇〇亿种个性、四〇〇亿个善或恶、四〇〇亿的憎恶以及爱情、四〇〇亿人的四〇〇亿个人生。”这段话中,足见杨威利对人类多样性所抱持的宽容态度。当然,杨威利最为读者所熟知的,则是与尤里安的另一段对话: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对不起。”
“不,不用道歉。不过,如果你带着‘国家’这副太阳眼镜来看事情的话,视野就会变窄,眼光就变得短浅。我希望你尽可能地不要只拘泥于敌我双方来思考问题。”
在这里,杨威利的包容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了思想层面,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宽容。在整部银英中,再没有一个人物能在包容力上与杨威利比肩。杨威利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包容的性格,固然有他天生性格温和的原因,同时也可能跟他早年随父亲经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杨威利的父亲杨泰隆是一个星际贸易商人,出于经商的缘故,需要时常在行星间来回奔波。在妻子去世之后,杨泰隆顺势把还是幼儿的杨威利带上了太空船。商船在宇宙空间航行,但商贸活动应该是要在行星之上完成。因此,当杨泰隆的商船在不同的行星停驻进行商业活动时,就成为了少年杨威利了解生活在不同行星上不同族群的风土人情的绝佳机会。《银英传》中的人类世界几乎布满整个银河系,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即使同属一个政权,在如此广袤宇宙之中,各个行星之间的文化必然会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因此,杨泰隆的贸易范围越广,杨威利所见到的文化类型就越多,对宇宙中的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就越直观和深刻。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人包容性格的前提。当一个人在性格形成的早期了解到如此多样的族群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空间、同一个国家之中时,势必会促进其“异族”的认可和理解,也能更直观地认识到,不同的族群之间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在遵循不同文化下的不同生活方式。天生机敏的杨威利,应该也很容易在早年长期接触不同族群的过程中,养成接纳和理解“不同”的包容思想。来自同盟的杨威利能够和来自费沙的波利斯·高尼夫成为童年的好朋友,也证明了杨威利对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个人的包容。
早年随父亲在不同行星间经商经历,增加了杨威利了解不同族群的机会,养成了杨威利广阔的视野。同时,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由利益和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及其团队如何去协调冲突、解决纠纷,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也应当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少年杨威利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内容。商人思维的平等与灵活,给了日后的杨威利在思考和处事方面的灵感,使他能够从容又平等地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更容易跳出政权、国家、文化的桎梏进行思考。
3.悲悯
杨威利极具包容力的性格,使他看待世界的目光中常带着悲悯。作为一个军人,他不同意将敌军的性命看作是可随意剥夺的:
因为无论是名将还是愚将,其杀人无数的记录都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愚将杀害了自己一百万人时,名将则杀了敌人一百万人。而在宁可被杀也绝不杀人的绝对和平主义者眼中,两者时没有什么不同的。
杨威利悲悯帝国军士兵的生命,也悲悯帝国社会中的人民。他曾和尤里安有过这样的对话:
独裁者消失,从长期看,这对人类不是具有正面价值吗?尤里安想道,但是杨是不会只寻求这么单纯的见解的。杨拢拢他那头杂乱的黑发。
“对帝国的民众来说,那无疑不是好事。失去强有力的改革领导者之后,政治上就会分裂,更严重的话,应该说一定会有内乱产生。民众就成了牺牲品。那样就太残酷了!就这样,为了寻求同盟眼前的安泰,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可是,我们不能连这一点都管到吧?帝国的事只能由帝国来解决。”
杨怃然说道。
“尤里安,希望你不要对敌国民众的生死抱着漠然的态度。”
杨威利的见识与思维十分开阔,性格又相当温和,非常善于与人类世界中性格、文化各异的个体相处。同时,热爱历史学的他也应该能认识到,主权国家只是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产物,是一种“必要的恶”,不应把国家和政权的存在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综上所述,相比大部分长期处在单一文化类型之中,又懒于突破固有思维方式的人,他更容易跳出所在社会、文化、身份的限制,用更加冷静、客观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这使得他的性格中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的悲悯。因此,即使杨威利在军事生涯中屡创胜绩,但他并没有一次为同盟军队的胜利感到欣喜若狂,读者反而屡屡见到诸如“杨注视着屏幕,仍然保持着坐在桌上的姿势,他摘下了军用贝雷帽,对着遭到败亡命运的敌人,不禁俯首黯然。他非常地疲倦,胜利总是使他非常地疲倦。” “一想起这次胜利的果实将波及帝国民众,心灵的一双翅膀就显得益发沉重” 一类的心理描写。
杨威利是一个军人,战争时期,军人的工作内容就是制造死亡——自己的和他人的。杨威利作为一个制造死亡的军人,这样的悲悯是不是一种伪善?笔者认为不然。首先,伪善是指在言论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在私底下行恶的人。也就是说,伪善的人所做的,是用语言上的“善意”为自己的恶行掩护甚至辩护。而杨威利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作过任何的辩护,也就是说,就他个人而言,他从内到外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一种恶。对此,杨威利甚至表示过自己应该下地狱 。他既没有为自己的作为辩护,也从不认为自己代表正义。因此,笔者不认为杨威利的悲悯是一种伪善。实际上,杨威利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了把伤害降低到最小,比如他最擅长的战法——集中火力打击,是一种以最高效率和最小伤害范围结束战斗的方式,又比如在《银英传》第一本第五章中,面对表示愿以全舰队“玉碎”以报皇恩的帝国军将领杰克特,杨威利选择只攻击他的旗舰,而任由其他帝国军舰逃亡。杨威利受身份所限,不得不制造死亡,他性格中的悲悯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自责,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自己手上的鲜血少一些,以此来赎他认为自己永远也赎不清的罪。
4.机敏
在日常生活中的杨威利,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温和,甚至有一些迟钝的青年,但是一到了战场上,他的另一大性格特征——机敏——便充分展现出来。杨威利在同盟军中最响亮的名号是“奇迹的杨”“魔术师杨”,在《银英传》本传中,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有十次,未有一场败绩。即使是面对政治和军事资源远超自己之上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威利也能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智谋,屡屡阻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统一银河的宏愿。对此,田中芳树写道:“只要是解决和战术相关的问题,杨就算不上是个老实人,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杨可说是无比毒辣,毫不留情。” 就连费沙自治领的领主鲁宾斯基在见识了杨威利在战场上的表现之后,也称赞他“用兵如神”“才干恐怕还在罗严克拉姆伯爵之上” 。曾在早年和杨威利是好朋友的波利斯·高尼夫评价杨威利“领悟力强、心思又缜密。” 杨威利的旗舰休伯利安上的舰载机王牌飞行员奥利比·波布兰也认为杨威利“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
以上对杨威利的评价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的智谋。杨威利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屡建战功,成为同盟军队乃至政府都不愿意轻易放手的重要人物,也是因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所展现出的强大智谋和高度应变。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因为杨威利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威利机敏的性格。
杨威利性格中的机敏,很难说没有受到父亲杨泰隆的影响。在上一章中,笔者提到,杨泰隆自己就以灵活和机智而享有盛名。因此,笔者推测,也许杨威利的机敏也有一部分继承于此,加上杨威利自己的善思好问,使得他的性格更加灵活与敏锐。这样机敏的性格呈现在军事上,为杨威利带来了极其辉煌的实绩。从21岁带领艾尔·法西尔市民撤退,到33岁与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堪称“以一挡百”的回廊之战,杨威利在兵法上相继完成了声东击西(艾尔·法西尔事件)、兵不血刃(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反间计(德奥里亚会战中任用巴格达胥)、暗渡陈仓(巴米利恩会战)、无中生有(第十次伊谢尔伦攻略战)等古代经典军事战法的精妙再现,杨威利“同盟军第一智将”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甚至连杨威利自己也对自己的谋略抱有自信,产生过能战胜自己的帝国将领应只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想法。 新银河帝国的“艺术家元帅”梅克林格这样评价杨威利的机敏: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准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掌握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蹈。”
梅克林格的这段话准确地指出,杨威利的智谋不仅只是在“应对情况”,而是在“创造情况”。能够引诱如此多战绩辉煌的军事将领全数进入“杨威利的预设轨道”,仅靠思路上灵机应变这样的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要把“机敏”上升到“智慧”的层面,还需要对时局的清醒认识、对战场信息的解读与分析,以及对人性的准确把握。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天将以上所有特质都赋予了杨威利——早年随父亲行商的经历给了杨威利务实又灵活的精神,使他能够对于时局和战场形势做出客观的判断;来往于各个行星与族群之间的见闻,与失去双亲后体验到的人生起伏,使杨威利早早便通晓人性;对历史的热情则给了他扎实的知识和广博的视野。综合以上因素,在性格、心理、知识三大系统的支持下,魔术师杨威利才得以在战场上打出一张又一张使同时代的同僚和对手都惊叹不已的皇牌。
5.责任心
杨威利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悲悯的人,他深知无止尽的争夺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希望尽可能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通晓人性的智慧之人,他明白过于接近权势必然会身不由己甚至人格扭曲,因此他始终对掌握“高位”“权力”一类的人与事敬而远之。当处理完艾尔·法西尔事件后,他曾在心里期望能在一个边境地区的基地里等退休;当他先后在亚斯提会战和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中创下为人惊叹的战绩时,他对未来的规划是从军队退役;直到巴米利恩会战结束,同盟政府与新银河帝国签订停战协议,面对莱因哈特对其日后打算的询问,杨威利仍然回答想要退役。同盟是一个具有民主构架的社会,军人退出机制也并未被取消,杨威利屡次谈及退役却又没有退役,是因为他恋栈和故作姿态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文中杨威利的性格特征存在,那么,便可以排除杨威利是借威胁退役为自己谋利这一可能,在他的内心,确实有着退出军队,过平凡的历史研究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杨威利始终不能遂愿,却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职责。虽然杨威利确实和“勤勉”沾不上边,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心中没有对“责任”的自觉——笔者认为,杨威利一直坚持远离权力,也可能是他认为接受越高的职位,必然会带来对社会、对人民越大的责任。如此大的责任,杨威利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承受得起,因此,他始终拒绝掌握权力。然而,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人便具有了社会性,更何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个人要脱离社会而独自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自然,杨威利和所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职责。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并非自己所愿,但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心使得他无法敷衍自己的工作。因此:
杨威利大概并不属于猛将那一类型,可是每次战斗,他总会站在最前线,尤其当战败之时,他一定会在舰阵的最末端掩护友军进行撤退。
杨认为这只是指挥官最起码的义务而已。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杨威利的的确确厌恶战争和流血,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直到他的辞呈被批准之前,他都是一支军队的指挥官,如果自己因为对所在职位的厌恶而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将造成更大的更无谓的牺牲和流血——而指挥官的第一义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部下生还。杨威利不会为自己的晋升而争取,但他会尽全力为他人的生命而争取。
同时,杨威利在停战后无法顺利辞去职务,也是因为对部下的责任心。杨威利首次提交辞呈是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辞职失败的原因是席特列询问“新成立的第十三舰队该怎么办”。第二次准备提交辞呈是在审查会,面对政客们对自己无中生有的非难,杨威利大可拂袖而去,然而他仍然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回到伊谢尔要塞指挥作战。最后,当同盟政府已然崩溃之时,杨威利在隐退和承担之间终于还是选择了后者。杨威利固然是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从军之路,但他至少在二十九岁之后的人生中还留在军队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结果,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身边的部下、对于同盟军队,以及对于民主社会的责任,而做出的选择。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提到杨威利时说:“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一次也没有。” 并不是身为杨威利遗孀的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客观陈述。出于义务而行道义之事,亦是人类道德之所在。
6.尖锐
在一般人眼中,杨威利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青年 。的确,和《银英传》中许多个性刚直的军人比起来,杨威利的整体形象要柔和许多。这样“柔且文”的常胜军人形象颇受东方文化下读者的喜爱,使杨威利“温和”的一面在读者群体中不断被强化。但如果过度关注杨威利的温和,便容易让粗心的读者忽略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尖锐。席特列就曾对杨威利说道:“你啊,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从军官学校开始,你就是这样,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嘴巴说的话却锋利无比。” 笔者在梳理《银英传》全书的过程中,发现杨威利表现出尖锐的场景并不少见。比如,在亚斯提会战的慰灵祭上,当特留尼西特正在同盟军人面前演讲:
“各位啊!我在此问一声,为什么这一百五十万的官兵会战死呢?”
“因为首脑部的作战指挥太差了!”
杨威利自言自语。当时众皆默然,这一声显得格外响亮。周围的人都愕然看向这位黑发的年轻军官。杨迎着其中一个人的目光直视过去,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将视线转回讲台上去。
这虽然是杨威利的自言自语,但从效果上看,杨威利应该没有刻意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当然,如果仅是这样,杨威利也只是一个爱在私底下发牢骚的人而已。但被人发现自己在说什么之后杨威利的反应,便可称得上光明磊落。眼睛通常有心灵的外显之意,因而直视对方目光即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杨威利在这一刻坦荡的回应,竟让对方吓得惊慌失措,立刻转回视线,退出这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心灵交锋。仅此一片段,足见杨威利精神中十足的刚性。紧接着,杨威利用行动再一次印证了他的锋利。
这些人当中,只有杨威利仍默默地坐着,一双黑眼睛冷冷地盯着台上的演讲者。特留尼西特高举双手接受满场狂热的回应,忽然他的视线落在听众的第一排位置上。
一刹那间,他的眼光一冷,嘴角不快地牵动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前排座位上有一个年轻军官竟然坐在原位没有起立欢呼。如果此人坐在后面,他可能就看不见了,但他却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在一片热烈的爱国情绪之下,眼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
“军官,为什么不起立?”
一位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怒道。他和杨威利一样佩戴着准将的徽章。杨转眼一看,平静地回答: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想起立时当然就有不起立的自由。我不过是在行使这种自由罢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立?”
“我有不回答的自由。”
不久后,当杨威利的养子尤里安·敏兹从他口中听说这件事,这个品性正直的十四岁少年都表示“就算您心里反对,起立拍手也没什么损失啊。在别人面前装装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