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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会从男性的嘴里听到三个层次的辩解或说抗辩：第一，「父权制真的存在吗/是女性主义创造了性别对立」；第二，「我什么也没有做，为什么要被批评」；第三，「我做了有什么用」。不管是在日常的交谈里，还是在写女性主义Q&A的时候，这三个问题总也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果尝试以「说服」为目的的话。这本书给这三个问题都提供了相当清晰的答案。或者说，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大量清晰的表达和描述，很多纠结不清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说明。在改变一个对象之前，首先需要能够描述它、为之命名——就如同「为自己的情绪命名」也有助于更好地觉察和理解情绪一样。

对第一个问题，这本书并没有罗列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加以证明，而是更着重地在谈到「男性为什么会否认父权制的存在」：相较于解决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将女性主义者视为异见者、视为问题本身，总是更简单的。关于数据和事实，《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大概是完全充足的。

作者谈到「女性主义是一扇单向门，在接受女性主义之后，就再也无法看不见父权制」，精妙的比喻。只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承认父权制的存在」，或者说，认为女性主义「创造了」曾没有的性别对立或者性别问题。易言之，不论举出多少的例子，也无法让人跨过女性主义的单向门，见到父权制结构。后半句话只能说是女性主义的必然结果——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之后，眼镜也会「创造出」一个清晰可见的世界。问题只在于，愿意相信之前模糊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清晰的世界是真实的。

对于女性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的怀疑——因为受到的歧视、威胁、压迫都是无可否认的个人体验，女性主义仅仅是展现出了这种个人体验的共通性：这些体验是所有女性共同经历的，正是父权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而男性没有「作为男性被压迫」的直接经验，进而父权制对其而言是一种建构，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创造物」，是一种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无的可选项。而女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这样的选项：相信或不相信，压迫的经历都要存在，只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这种经历——是「我本该如此」，还是「女性本该如此」，还是「女性不该如此」。

男性对父权制的直接经验，只来自于那些「因为控制而付出的代价」，诸如挣钱养家、因为「像个男人」而不能表露情绪，如此等等。这些代价相比于男性所得到的利益，自然是小得多：男性总会说「我也不容易」，来证明目前的制度是不需要改变的；而不是说，「这些不对」，而要改变整个制度。接受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因为改变所要放弃的利益比得到的利益要多得多。男性和女性都为父权制付出了代价，此话不假，但是也到此为止——付出了代价之后，得到的收益大小却完全不同。男性和女性并非处于等式的两端，并非可以对等交换：所有社会群体都参与了父权制，但是他们参与的方式和理由不同，造成的结果也并不相同。

对第二个问题，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回答「你为什么感觉被冒犯/为什么不应该感觉到被冒犯」，但并没有这本书来得清晰。「个体」与「体系」的区分是关键的：一个产生坏结果的体系，并不意味着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是坏人。进而，针对体系的指责，并不能化约为针对个人的指责。并且，个人并没有创造这个父权制的社会，我们没有选择地出生并继续生活在父权制体系之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这个体系。「我们如同鱼，在厌女文化的海洋中游泳，如果不让厌女文化通过我们的腮，我们就无法呼吸」。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坏的体系当中，并不意味着我必然是一个坏人。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逃脱了改变父权制的责任——既然我没有选择？男性尽管没有创造父权制，但也仍然享有其中的特权：特权也并不是可以选择去取得和不去取得的东西，如果不改变给予男性特权的社会制度，那么不论男性的动机高尚与否，他仍然享有特权。同样的，特权的标记也在于男性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就可以从中获利，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行使，也难以被觉察。两个重要的例子：在深夜出门走走或者买一瓶牛奶，男性可以做到，而女性就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异性恋，可以并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性取向，而性少数群体断然不行——「如果你感受不到自己的特权，那就和你身边的所有人宣布你是一个酷儿，做一周的酷儿看看」。不论是深夜自如出门的特权，还是谈论性取向的特权，都无关乎选择，也都无关乎个人行动的方式与意图——这个社会结构就是赋予了你如此的地位和自由。

本书提出了一个精妙的比喻：「继承的父权不能被卖掉或者丢掉，它就是我们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像继承了一个信托基金，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然后每个月它告诉我们，这个月从恐怖主义、海洛因交易、儿童色情和卖淫中获利多少。因为这个怪物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以为不用为它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用它赚来的钱。……到底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觉得有责任去搞清楚事情真相，知道它如何运作，和找出关闭它或者至少改变它运作的方法？换言之，到底还要其他人受多少苦，才能让我们理解到我们的道德责任，采取行动去改变这些我们不曾要求的事。」

第三个问题，在改变世界这样的宏大进程之中，由思考带来的瘫痪是容易发生的：人会拒斥不确定性，拒斥不明确的目标，拒斥「可能没有用的努力」——所以，可能会有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争辩和思虑上，被过多的「清晰性、有用性」的要求绊住脚。

简明的答案是，「做了总比不做好」，微小的行动总会带来微小的改变，不行动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父权制并非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非父权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面对巨大之物的无意义感总是强烈的，人常常在「虚幻的控制感/渺小的无意义感」之间摇摆，体验到一种诡异的矛盾。这本书给出的答案则相当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想看到自己置身在改变中，我们就不能用人类寿命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为了在长期的改变中看到我们的选择能力，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时间恒常性：看不到的东西，并非不存在。思考变迁以及我们和它的关系时，相信即使我们看不到，重大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着。

我们必须向先驱者一样思考，知道要去的方向，也知道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只是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先驱者要去的是从未去过的地方，如果他们启程前一定要知道终点为何才出发，他们可能哪里也不会去。追求父权的替代制度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清楚替代制度是什么模样，也不曾亲身体验过，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朝向一个可能出现的替代制度迈进。

『我们必须信其可为而为之（We must act as though what we do make a difference）』。」

而很多时候，我们不行动更多出于胆怯，而非无用的考量：「在性别歧视的餐桌笑话上，不加入大笑的行列，或者说『我觉得不好笑』这类简单明确的行动，足以扭转这一刻，扭转笑话的正当性、正确性和其中的性别歧视。我们知道我们的反应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也知道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扫兴的家伙，忽视、排挤甚至攻击我们以求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种不舒适、不自在正是行动的结果和用处。我们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用，而是没有胆量这么做。」

这本书的最后提供了极为详细的手册，从哪里可以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日常生活，一点一点地「拆除父权制违建」。放弃必须立刻看到改变、放弃「功成在我」的执念之后，投入其中就变得容易起来。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不会因为一次英雄式的壮举而立刻发生变革，并不是一群人代替另一群人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而是改变「压迫-被压迫」「控制」的社会逻辑。

本质上，对于「英雄主义」的执念也同样是父权制下的想象力局限——对于社会变革的形态的设想。上野谈到，「女性/女性主义的战场在日常生活」，而不是非日常的英雄主义。父权制逻辑下，私领域中、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照护工作、情绪劳动等等活动被隐形、贬低和视为无价值，所以让日常生活「重新变得重要」，正是女性主义对父权制逻辑的根本性挑战——而非仅仅是仍然延续「重要的工作/不重要的家务劳动」这般逻辑，要求女性进入公领域的工作、走出家庭。延续如此的逻辑，要么女性仍然要负担两份工作，要么家务劳动被转嫁给其他女性负担。

女性主义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观察世界、问问题以及寻找答案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将产生全然不同关注点和思考方式。这本书举出了许多相当有启发性的例子：

诸如，我们常常说，「这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只是因为她是女性」，这同样意味着，「这事情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只是因为他是男性」——这样的表述凸显出了男性特权。在夜里的小巷中，男性和女性会同样面临财产犯罪的担忧，但是强奸永远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而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随着强奸而产生的一系列污名化与社会压力，男性化的公共系统（警察系统、司法系统）带来的二次创伤，同样也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而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

这本书也举到了一个与「唐山事件」相同的例子：当我们说是「女性被黑社会殴打」时，似乎这是女性的问题，是黑社会的问题，总之不是男性的问题。但是，打人的就是男性，为什么这个标签被隐而不见？为什么被殴打的「女性」却是以性别的标签被凸显的？

以及「被父权制定义的勇敢」：女人和男人如果拒绝以「父权式的阳刚」的刻板方式来表现勇敢，则不被承认是一种「勇」。若女人胆敢和虐待她的丈夫分居，接受身为单亲的艰难挑战，社会并不会认为她很「勇敢」。一个人冒着危险表达感情常常不被看做是有勇气的，反似表露出自己的软弱和冒风险无关。所以男性避免显露自己的脆弱，通常不会被视为缺乏勇气，反而被看作是必备的技能和习性，被视为「强」的表现。

当我们谈「厌男」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似乎其与「厌女」是可以对等使用的词语，但是反对男性的观点无法用来贬抑男性整体，而厌女的观点则指向女性整体。只有弱势群体的标签会被社会文化和某种特质相互联系，正如不存在「眼镜歧视」一样——当我遇到一个戴眼镜的烂人，我并不会认为「戴眼镜的人都是烂人」；「但人们常常认为少年时的不好经验，造成日后对于黑人、女性或犹太人的偏见」，因为戴眼镜的人不是弱势群体，而犹太人、黑人和女性是弱势群体。如果文化真的认为「男人是烂人」，那么就应该有声音大声疾呼要有更多的女性官员和女性总裁——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相反，这个社会发出的声音是，「因为女性学不好理工科」，所以男性更适合做工程师；「因为女性没有魄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男性领导。如此等等。

退一步说，在拆解父权制的过程中，即使女性表达了对个人而非对体系的错置的愤怒，假如男性真正关怀的是对父权制做些什么，男性不应当感到不悦或者防卫——容忍这些怒气是享受男性特权的代价，而这代价并不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