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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與寫,往復不止。

一本远远超出预期的书,只在台湾出版了,大陆没有出版简中版——实在可惜,考虑要买一本纸质版收藏。虽然在末页给出的标签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但读来的体验是「远远不止如此」——并不是想象中偏技术性的内容,而是谈论了相当多的议题,关注了各种边缘群体的境况,应该说是一本关于「社会不公正」的书,极有启发性。

作者库布拉·古慕塞是在德国的土耳其女性,既是「第二性」,也是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移民,还是总受到误解和质疑的穆斯林。于是,女性的语言、土耳其的语言、穆斯林的语言都是被忽略和排斥的——被把持话语权力的主流群体。

最初吸引自己的是这本书开头的例子:语言将对应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亚马逊的皮拉哈人(Piraha)只有一、二和许多,没有其他表示特定数量的词汇,也没有精确的颜色用词。最奇妙的是,他们没有过去的时态,「他们是真正活在当下、专注于现在的人」。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皮拉哈人出现之前、在森林出现之前情况如何,他们会回答「一切一直是如此」。「皮拉哈人陈述的内容只与此时此刻直接相关,可能是谈话者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或者谈话者生命中接触过的人亲眼目睹之事」。古慕塞问道:如果我们说着一种没有过去的语言,我们的思维还会同现在一般,投注在过往遥远所发生的事吗?还会沉浸在历史故事或他人的回忆中吗?这对宗教、思想运动和国家有什么样的意义?没有集体历史,民族国家可能存在吗?

皮拉哈人似乎在展示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视线范围内只有当下、直接经验,稍稍遥远一些的间接经验都不是可信的——如果没有任何人目睹过,这件事就不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之中。无法想象的奇妙体验。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过度专业化的社会下,知识被割裂成无数不得不互相依赖的部分,如果不信任他人提供的间接证据,一切便无法运行。

「每种新语言就是一个额外的存在空间。我们这个世纪是人以一种以上的语言做梦的世纪。」不同的语言总有相当不同的体验,用英语和日语阅读和思考,似乎动用的是不同的脑区——读中文疲惫之后,读其他的文字仍然是舒适放松的。并不是母语的英语,似乎更「单纯干净」,或者说携带有的东西更少——对自己而言,是不携带有过多负担的轻便工具,说只是说而已。并且,又由于「异质性」的疏离感,更像是另外一个人在与自己对谈:更容易地能将自己分离成两个部分,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古慕塞关于「社会不公义」的分析,细致又有力:

语言博物馆、有名者、无名者和标签。无名者自由地游荡在博物馆之中,观赏关在笼子中的有名者和笼子上的标签。有名者是女性、黑人、穆斯林、性少数群体。「无名者想要理解有名者,但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集体。他们分析有名者,检视他们,将他们分类,将他们编目,最后给他们一个集体名称与一个定义。这就是个人成为有名者,并且被去人性化的时刻」。「透过无名者的眼光来看待有名者,他们没有个性,是集体的一部分」——女人有女人应该有的样子,黑人也有黑人应该有的样子,穆斯林也有穆斯林应该有的样子。

当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穆斯林可以是女性主义者?为什么黑人要跳芭蕾舞?……他们并不真正地想了解对方,并不真正地信任对方展示出来的样子,而只是因为对方冲击了「有名者的类型」,现有的类型不适用了。他们在审查有名者们,想要继续将有名者按照刻板印象的方式来归类,想要得到一个证实脑海中刻板印象的答案。「标签」是重要的,有名者的话是不重要的,有名者自己如何定义自己是不重要的。「刻板印象有如一件盔甲,但它保护的不是穿它的人,而是局外人的无知」。

无名的主流群体不需要解释自己,他们为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起了名字:普遍、中性、理性、客观、公正、科学。他们对事物的观点有着最强大的名字:「知识」和「事实」。而有名的少数群体只拥有「意见」和「经验」。

我是难民,我是所有难民。我是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还在于,因为社会通过标签来认知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代表」自身所属的群体。「如果我,一个明显的穆斯林,在马路上闯红灯,那么十九亿的穆斯林都跟着我一起闯红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和我一起漠视交通规则。」常见的表达是,当一个同性恋或者女性做了某件事,就会有「我就说同性恋/女性都是……」;而当一个男性、异性恋做了某件事情,没有人会将这件事情和整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无名的主流群体不需要标签,他们是作为个体活在世界上的。

Sara Yasin在《穆斯林不需要「善良」来获得人权》里写道:「我记得当我不再戴头巾之后的几天,我穿梭在人群之中,那种隐形的感觉令我漂染微醺。……我不需要无时不刻表现得和善可亲……我现在被当作独立个体了。我的每个失礼行为就只是我个人的失礼行为。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之前不是如此?」

「我们可以不再教育出这样世代:将作为所属群体的完美代表视为人生的义务,随时准备好为他们存在的权力辩护,并且去满足观众似乎永无止境的挑衅胃口。」

试图理解与自我解说是一种暴力。「没有人能够每天都解释自己复杂的存在,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完全弄不明白这一切,至少在不摒弃人性的情况下做不到。……人不可能理解一切。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去登山。我也不必非理解不可。……如果有人想理解我为什么要戴头巾,我就会想,这背后有太多因素了,你不可能说理解就理解,因为那是一个过程,背后是一种生活。你怎么可能理解?」「你试试看让另一个人理解你:你的整个人、你的成长、你的矛盾、你的空军、你的希望。然后你再想想,你必须持续不断地这么做,天天如此。这是羞辱、耗尽、剥夺。……你要让一个排斥任何神灵的人理解你的信仰,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尊重他人真实的样子,并不一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性,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这就足够了。主流群体执着于让「笼子里的人」解释给自己听:为什么?为什么你奇装异服?为什么你不喜欢异性?为什么你不生小孩?为什么你不结婚?——但当你反问他们这些为什么的时候,他们无从解释为什么要有穿衣的规范、为什么喜欢异性、为什么要生小孩、为什么要结婚,他们只会恼怒,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正确」的,主流群体不需要解释。

你被囚禁在语言与存在之间。像前面说的,向一个不信神的人解释宗教信仰,用一种与信仰格格不入的语言来解释灵性等无法解释的事物,就像透过他人的眼睛看待赤身裸体的自己,我们是否还会认识自己?古慕塞也提供了更为世俗的例子:当你必须对一个不识爱为何物的人解释你为什么要和你的伴侣共度余生,你将你的爱合理化,强加一种语言和思维模式,希望对方理解。在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之后,你听到自己叹息说:因为我的伴侣给我提供经济保障。就这样,你的语言远离了你的感情,你的语言和存在之间分道扬镳。

这种「隔靴搔痒」的痛苦大约是语言的界限,也是心灵的界限。父母是「不知爱为何物」的例子,他们的词汇表里大多是责任、孝顺、义务、家族等等——于是在解释亲密关系上,可以说大家各自操持着不同的语言,鸡同鸭讲。

语言学缺口。没有名字的问题无法被解决,在性骚扰被命名为性骚扰之前,这种行为经常被认为调情乃至是赞美,受害者无法向其他人指明自己的经历,也无法采取措施来预防。语言学缺口将受害者留在无力的处境之中:受害者无法以言语表达问题,加害者不觉得做错了事,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觉察这种布工艺,无言、无能、无视。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为之命名:有了名字,问题才能被看见、被讨论,最终被解决。隐形家务劳动同样也是一个例子,在拥有这个名字之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无时不刻的精力消耗很难被描述——要怎么向其他人描述这些细碎但是无时不刻在吞吃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呢?在谈话的对象是连家务劳动不做的男性时,事情就更糟糕了。女性的问题没有名字,「因为标识事物、归类结果、赋予生活意义,这些不只是男人的领域,也是他们权力的一种基本特色」(Dale Spender)。当命名的权力被男性把持的时候,女性的问题永远是没有名字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无法被言说的问题。

类似的,Allen Johnson在《性别打结:拆除父权制违建》中谈到了「被父权制定义的勇敢」,作为一个积极词汇的「勇敢」被定义为「父权式的阳刚」,而「冒着风险表达感情」「展现自己的脆弱」尽管是困难的,却不被认为是勇敢的。或许可以说,我们不仅需要填补父权制的语言学缺口,为女性的问题命名;也需要净化父权制的词汇库,当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时,反思性地检视其内涵,并赋予其更为全面和多元的意义——否则,父权制将在词语的使用中被反复强化和再生产。

被迫拥有的知识。「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我任由全然陌生的人来规定我应当知道什么、我应该具备什么知识,只因为我头上的一块布,只因为我的信仰。……(似乎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才能为自己辩护。」

少数群体是矿坑中的金丝雀。发生在少数群体身上的暴行,总有一天会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古慕塞举了Mely Kiyak的例子:「在我十年前面仇恨邮件和评论的时候,我的同事无动于衷,认为这是少数群体的问题。十年之后,他们才觉察到仇恨的问题并描述他们,但他们宣称,以前没有这么严重。当然不是如此,以前也同样恶劣、恶心、野蛮,不过只影响到『我们』。」

仇恨者决定了社会议程。「透过对他们的挑衅作出大量回应,我们将他们合法化,赋予他们社会意义的位置。我们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和反同提升为合法的世界观,提升为『意见』。我们让自己被告知每天该做什么事,生活因此被填满。右翼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决定了我们的社会议程,指派家庭作业给我们,而我们乖乖完成。」

刻板印象并非不真实,而是不完整。如果一个故事主导了对整个人群的认知,那么这些人就不再作为个体存在。以类别来定义人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并不完整,一个事实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克服刻板印象的方法,就在于「听」,真诚地去听到个体的故事,去见到人的多样性——当人们向你展示自己时,信任他们。

像多数群体一样自由发言。自由发言预设了一个人的存在、人性和生存权不受威胁,不需要去捍卫或者证明什么。用越南裔美国作家Viet Thanh Nguyen的话说:「来自少数族群的作家,写作时要表现得好像你是多数族群一样。不解释。不迎合。不翻译。不道歉。假设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就像多数群体表现的那样。以多数族群的特权来写作,但也带着少数族群的谦逊。为什么要带着少数族群的谦逊?因为被羞辱的人通常没有学会何为谦逊。因此,当无权势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会滥用权力。不要变得和多数族群一样。要变得更好、更聪明。谦虚,但依然有自信。」

平等与多元化带来更异质化的生活。不要浪漫化平等和多元。平等和多元化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和谐、更有共识,而是导致更多的异议和重新协商。多元意味着接受少数群体、边缘化群体以及所有的潜力和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将是「我们的」问题,「出身迦纳的高收入男性医生和出身意大利的女酒鬼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最后,永远不要适应。

「犹太哲学家Abraham Joshua Heschel写道:『我想谈个人,如果一个个人停止感到惊讶,那么他等同死了。……如果我看到一件恶行,我不会冷漠以对,我不让自己习惯我碰见的暴力,我总是对这些事情感到惊讶。因此,我反对暴力;因此,我可以用我的希望来对抗它。我们必须学习感到惊讶,不要让自己适应。我是社会中适应力最差的人。』这段话让我联想起印度哲学家Jiddu Krishnamurti的一句话:『适应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并不是健康的表征。』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到永远不停止感到惊讶,永远不习惯不公义,一直展现你的团结并时时警惕,但却同时过你的生活,在生活中找到了乐趣并走自己的路。」

总是会从男性的嘴里听到三个层次的辩解或说抗辩:第一,「父权制真的存在吗/是女性主义创造了性别对立」;第二,「我什么也没有做,为什么要被批评」;第三,「我做了有什么用」。不管是在日常的交谈里,还是在写女性主义Q&A的时候,这三个问题总也是无法绕开的问题——如果尝试以「说服」为目的的话。这本书给这三个问题都提供了相当清晰的答案。或者说,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大量清晰的表达和描述,很多纠结不清的问题得到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说明。在改变一个对象之前,首先需要能够描述它、为之命名——就如同「为自己的情绪命名」也有助于更好地觉察和理解情绪一样。

对第一个问题,这本书并没有罗列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加以证明,而是更着重地在谈到「男性为什么会否认父权制的存在」:相较于解决女性主义提出的问题,将女性主义者视为异见者、视为问题本身,总是更简单的。关于数据和事实,《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大概是完全充足的。

作者谈到「女性主义是一扇单向门,在接受女性主义之后,就再也无法看不见父权制」,精妙的比喻。只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不承认父权制的存在」,或者说,认为女性主义「创造了」曾没有的性别对立或者性别问题。易言之,不论举出多少的例子,也无法让人跨过女性主义的单向门,见到父权制结构。后半句话只能说是女性主义的必然结果——近视的人戴上了眼镜之后,眼镜也会「创造出」一个清晰可见的世界。问题只在于,愿意相信之前模糊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清晰的世界是真实的。

对于女性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的怀疑——因为受到的歧视、威胁、压迫都是无可否认的个人体验,女性主义仅仅是展现出了这种个人体验的共通性:这些体验是所有女性共同经历的,正是父权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而男性没有「作为男性被压迫」的直接经验,进而父权制对其而言是一种建构,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创造物」,是一种可以信其有也可以信其无的可选项。而女性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这样的选项:相信或不相信,压迫的经历都要存在,只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这种经历——是「我本该如此」,还是「女性本该如此」,还是「女性不该如此」。

男性对父权制的直接经验,只来自于那些「因为控制而付出的代价」,诸如挣钱养家、因为「像个男人」而不能表露情绪,如此等等。这些代价相比于男性所得到的利益,自然是小得多:男性总会说「我也不容易」,来证明目前的制度是不需要改变的;而不是说,「这些不对」,而要改变整个制度。接受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因为改变所要放弃的利益比得到的利益要多得多。男性和女性都为父权制付出了代价,此话不假,但是也到此为止——付出了代价之后,得到的收益大小却完全不同。男性和女性并非处于等式的两端,并非可以对等交换:所有社会群体都参与了父权制,但是他们参与的方式和理由不同,造成的结果也并不相同。

对第二个问题,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回答「你为什么感觉被冒犯/为什么不应该感觉到被冒犯」,但并没有这本书来得清晰。「个体」与「体系」的区分是关键的:一个产生坏结果的体系,并不意味着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是坏人。进而,针对体系的指责,并不能化约为针对个人的指责。并且,个人并没有创造这个父权制的社会,我们没有选择地出生并继续生活在父权制体系之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这个体系。「我们如同鱼,在厌女文化的海洋中游泳,如果不让厌女文化通过我们的腮,我们就无法呼吸」。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坏的体系当中,并不意味着我必然是一个坏人。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逃脱了改变父权制的责任——既然我没有选择?男性尽管没有创造父权制,但也仍然享有其中的特权:特权也并不是可以选择去取得和不去取得的东西,如果不改变给予男性特权的社会制度,那么不论男性的动机高尚与否,他仍然享有特权。同样的,特权的标记也在于男性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就可以从中获利,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行使,也难以被觉察。两个重要的例子:在深夜出门走走或者买一瓶牛奶,男性可以做到,而女性就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作为异性恋,可以并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性取向,而性少数群体断然不行——「如果你感受不到自己的特权,那就和你身边的所有人宣布你是一个酷儿,做一周的酷儿看看」。不论是深夜自如出门的特权,还是谈论性取向的特权,都无关乎选择,也都无关乎个人行动的方式与意图——这个社会结构就是赋予了你如此的地位和自由。

本书提出了一个精妙的比喻:「继承的父权不能被卖掉或者丢掉,它就是我们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像继承了一个信托基金,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然后每个月它告诉我们,这个月从恐怖主义、海洛因交易、儿童色情和卖淫中获利多少。因为这个怪物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以为不用为它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用它赚来的钱。……到底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觉得有责任去搞清楚事情真相,知道它如何运作,和找出关闭它或者至少改变它运作的方法?换言之,到底还要其他人受多少苦,才能让我们理解到我们的道德责任,采取行动去改变这些我们不曾要求的事。」

第三个问题,在改变世界这样的宏大进程之中,由思考带来的瘫痪是容易发生的:人会拒斥不确定性,拒斥不明确的目标,拒斥「可能没有用的努力」——所以,可能会有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争辩和思虑上,被过多的「清晰性、有用性」的要求绊住脚。

简明的答案是,「做了总比不做好」,微小的行动总会带来微小的改变,不行动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父权制并非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非父权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面对巨大之物的无意义感总是强烈的,人常常在「虚幻的控制感/渺小的无意义感」之间摇摆,体验到一种诡异的矛盾。这本书给出的答案则相当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想看到自己置身在改变中,我们就不能用人类寿命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准。为了在长期的改变中看到我们的选择能力,就必须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时间恒常性:看不到的东西,并非不存在。思考变迁以及我们和它的关系时,相信即使我们看不到,重大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着。

我们必须向先驱者一样思考,知道要去的方向,也知道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只是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先驱者要去的是从未去过的地方,如果他们启程前一定要知道终点为何才出发,他们可能哪里也不会去。追求父权的替代制度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清楚替代制度是什么模样,也不曾亲身体验过,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朝向一个可能出现的替代制度迈进。

『我们必须信其可为而为之(We must act as though what we do make a difference)』。」

而很多时候,我们不行动更多出于胆怯,而非无用的考量:「在性别歧视的餐桌笑话上,不加入大笑的行列,或者说『我觉得不好笑』这类简单明确的行动,足以扭转这一刻,扭转笑话的正当性、正确性和其中的性别歧视。我们知道我们的反应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也知道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扫兴的家伙,忽视、排挤甚至攻击我们以求消除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这种不舒适、不自在正是行动的结果和用处。我们沉默不是因为没有什么用,而是没有胆量这么做。」

这本书的最后提供了极为详细的手册,从哪里可以开始一点一点地改变日常生活,一点一点地「拆除父权制违建」。放弃必须立刻看到改变、放弃「功成在我」的执念之后,投入其中就变得容易起来。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并不会因为一次英雄式的壮举而立刻发生变革,并不是一群人代替另一群人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而是改变「压迫-被压迫」「控制」的社会逻辑。

本质上,对于「英雄主义」的执念也同样是父权制下的想象力局限——对于社会变革的形态的设想。上野谈到,「女性/女性主义的战场在日常生活」,而不是非日常的英雄主义。父权制逻辑下,私领域中、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劳动、照护工作、情绪劳动等等活动被隐形、贬低和视为无价值,所以让日常生活「重新变得重要」,正是女性主义对父权制逻辑的根本性挑战——而非仅仅是仍然延续「重要的工作/不重要的家务劳动」这般逻辑,要求女性进入公领域的工作、走出家庭。延续如此的逻辑,要么女性仍然要负担两份工作,要么家务劳动被转嫁给其他女性负担。

女性主义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观察世界、问问题以及寻找答案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不同方式将产生全然不同关注点和思考方式。这本书举出了许多相当有启发性的例子:

诸如,我们常常说,「这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只是因为她是女性」,这同样意味着,「这事情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只是因为他是男性」——这样的表述凸显出了男性特权。在夜里的小巷中,男性和女性会同样面临财产犯罪的担忧,但是强奸永远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而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随着强奸而产生的一系列污名化与社会压力,男性化的公共系统(警察系统、司法系统)带来的二次创伤,同样也只会发生在女性身上,而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

这本书也举到了一个与「唐山事件」相同的例子:当我们说是「女性被黑社会殴打」时,似乎这是女性的问题,是黑社会的问题,总之不是男性的问题。但是,打人的就是男性,为什么这个标签被隐而不见?为什么被殴打的「女性」却是以性别的标签被凸显的?

以及「被父权制定义的勇敢」:女人和男人如果拒绝以「父权式的阳刚」的刻板方式来表现勇敢,则不被承认是一种「勇」。若女人胆敢和虐待她的丈夫分居,接受身为单亲的艰难挑战,社会并不会认为她很「勇敢」。一个人冒着危险表达感情常常不被看做是有勇气的,反似表露出自己的软弱和冒风险无关。所以男性避免显露自己的脆弱,通常不会被视为缺乏勇气,反而被看作是必备的技能和习性,被视为「强」的表现。

当我们谈「厌男」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似乎其与「厌女」是可以对等使用的词语,但是反对男性的观点无法用来贬抑男性整体,而厌女的观点则指向女性整体。只有弱势群体的标签会被社会文化和某种特质相互联系,正如不存在「眼镜歧视」一样——当我遇到一个戴眼镜的烂人,我并不会认为「戴眼镜的人都是烂人」;「但人们常常认为少年时的不好经验,造成日后对于黑人、女性或犹太人的偏见」,因为戴眼镜的人不是弱势群体,而犹太人、黑人和女性是弱势群体。如果文化真的认为「男人是烂人」,那么就应该有声音大声疾呼要有更多的女性官员和女性总裁——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相反,这个社会发出的声音是,「因为女性学不好理工科」,所以男性更适合做工程师;「因为女性没有魄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男性领导。如此等等。

退一步说,在拆解父权制的过程中,即使女性表达了对个人而非对体系的错置的愤怒,假如男性真正关怀的是对父权制做些什么,男性不应当感到不悦或者防卫——容忍这些怒气是享受男性特权的代价,而这代价并不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