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周五的晚上,花花回到公寓,发现她的小狗阿灰不在家。
她呼唤它的名字,在床底下、窗帘后面、书桌的角落和厨房的柜子里到处寻找它,可唯一的结果就是不断证实了阿灰不在家的事实。
阿灰去哪里了呢?一种无名的焦虑感在她心中滋长,但她并不认为阿灰是失踪了。如果它想出门,而我又在它出去的时候硬要把它抓回来,那它一定会不高兴的,她对自己说。
她照常吃饭、看电视剧,等阿灰回来,但逐渐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她给她的朋友亭亭发消息,问他看没看见阿灰,亭亭回答说没有。到了十二点她上床睡觉,但入睡得比平常慢。
第二天早上花花做了个关于过去的梦,她梦见了阿灰,梦得不太确切,但最终阿灰好像是消失了。她吓醒了,醒来时心中猛烈情感的痕迹使她睡意全无,于是只好起床。
她叫了一声阿灰的名字,但还是不在。花花觉得想哭,但很难哭出来,也难以集中精力干别的事情,于是终于下决心出门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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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浑噩噩在自习室玩一下午直到手机没电关机,去学一吃了顿饭,再爬上逸夫楼转了几圈弄清了内部结构,一瞬间感觉好像穿越回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前。虽然中山大学所有楼的厕所显然都翻新过,但在厕所以外的地方还是能找到一些属于零零年代的痕迹。
广州的秋天微弱但是漫长,傍晚的时候会有凉风从教室的窗口吹进来,在失去与手机的联系后我更感觉仿佛世界永远没有在向前推进,永远百年如一日地这样过。学一食堂用丰富的色块和标语拼接而成,布满油渍和斑点和不锈钢餐盘。我点了蘑菇、白萝卜烧牛腩和南瓜,最后发现忘了打饭。今天的晚餐吃起来也是那种年代久远的好吃,几乎一周混乱饮食后久违的家庭味道,让人再也不会想起奶茶店里能买到的东西。这一块儿靠近居民区,所以能看见很多在这儿吃的小孩,有些小孩的哭声叫声真的能让我回到家庭录像那个时间点,回到家庭结构的环绕和近乎原始的对世界的感官体验,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我的手机没电。
然后我回到逸夫楼爬上五楼,通往天台的铁门锁上了,但我可以看见上面有巨大的机器亮着灯在轰鸣。这栋楼的结构给人一种暴露的透彻感,它并不是完整的环形,其实是缺了两块的,厕所门口像一个阳台一样,那儿和走廊边上还有楼梯旁边的铁栏杆都是年代的印证。除此之外它看上去像一栋很严谨的教学楼。回到教室我吹着风把这些写下来了,如果转头看窗外,还能偶尔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走过去。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w终于见面了,梦里的w告诉我他要逃离他的家,于是从他家里搬出他打包好的箱子,和我一起避开超市里和街道上行人的追踪,搬到了我家。我梦中的家里有很多亲戚,人口嘈杂,亲戚们都拿质疑的眼神看着我们,但楼上有一个露台一样的房间是我的,没有人可以进去。我说:我的家是一个西班牙式的大家庭,但只有我爸和我妈的时候会很安静。然后我们就躲藏进去。然后我就被我房门外嘈杂的声音吵醒了。我翻了个身,好像一转身还能感受到他在床上的存在。大前天和大大前天晚上我也做过类似的好梦。
吃早餐时我突然看到他的消息说要还书给我。他在麦当劳门口,我躲在一群汽车后面隔着车窗看他。他四处张望,打电话,停车,然后在我发消息让他回头看的时候回头进了麦当劳,点了一杯冰淇淋,于是我只能进去坐在他对面。他吃着冰淇淋,我看着他吃,他说:这好像是第一次我在吃什么东西而你没有。我们寒暄了一会儿。我看着他像以前一样看着我的眼睛,想说:“如果你吃完了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但觉得如果说出来就会同时哭出声来,于是用微信发给他了。他用微信回复我说:或许吧。或许也不是。我还是哭了,他吃完杯子里最后一点冰淇淋,把手伸过来握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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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6
“每次遇到这样的时刻,我都会想彼得罗现在不用每天都当她们的父亲,因此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伊玛也很喜欢他。也许在男人跟前,事情只能这样: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生完孩子然后散伙。……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那种夫妻相互忠诚白头到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埃莱娜·费兰特《失踪的孩子》
结合全书来看,有一个观点越来越鲜明:我们无法与一个固定的人长期相处而使生活完美无缺。婚姻要么受制于伦理道德,忍受彼此,互相让步(有时是单方面的)以追求平衡稳定;要么在冲突中走向分裂,让一种不用每分每秒都费力维持的关系成为快乐、长久的归宿。放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并非自由恋爱导致离婚率上升,而是废弃传统的自由风潮同时导致这两件事的发生,在此不详细论述;而如果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平衡使由女性群体巨大的牺牲(她们又怎么会觉得是牺牲)构建的,而且我相信脱离道德伦理那一套制度,孩子的存活率是不会高的。所以我可以猜想:传统道德观从某种程度上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们现在生产力足够高了,有权去做我们一时兴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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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空出来写一下前几天看的Blur2009海德公园重组live。对几首歌又有了新的感想。
《Tender》整首歌的主旨在于‘Heal me’,也正如Damon所说的“音乐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原本觉得这首歌太pop了,没有我期待中Blur具有的那一点愤世嫉俗(但是好听是一直都觉得好听的),现在才意识到我是用二三十年后的目光来看那时的经典,其实《Tender》的作用就是一剂良药。现场演奏效果十分棒,如果我在现场一定会感动到哭……还有这首歌的精髓在于和声。
十分爱《This is a Low》营造的氛围(歌词中的地名与吉他和弦),而且它让我发现Blur大部分歌曲(传唱较广的)高潮部分的歌词都是十分动人且易记的,Damon的天赋啊……一个歌曲创作者首先应是一个出色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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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2时31分,一位老者在他的卧室里自杀了。
早上人们发现他时,他瘫倒在他的摇椅上,尸体已经冰冷僵硬。顺着他无力而下垂的右手向下,地板上落了一把装过消音器的手枪。
前来调查的人员中,一个实习警察提出了疑问:“考不考虑他杀的可能性?”
“这可不是侦探小说,小伙子,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难道分辨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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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前是个童书作家。文坛评价他的书“将希望带给了国家乃至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但是他最后的文稿是这样的:
“……我从未想过,我居然也会死。当我做完心脏手术,当我被告知每天必须服药、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时候,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发现,我的机体已经衰老,我也已经走在死亡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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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夜。
“晚安,芳。”
“晚安,孩子们。”
在给四岁以下的小孩子们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送他们回到自己的宿舍以后,我坐在活动大厅的角落的一把椅子里,望着大厅中央发呆。今晚天花板的投影屏被Sasha从星空图切成了东方风情的灯笼,大厅一下子显得格外亮堂。渐变的红色合成胶壳子上流动着各式各样金色和银色的剪影,灯笼一层叠着一层,向上一眼还望不到尽头,大概是想要和一百年前的跨世纪来个前后呼应。
离22世纪还有两个小时。孩子们由几个同事带着,随意地围在联欢晚会的投影屏周围玩耍。这么重要的日子,大多数生活丰富多彩的姑娘和小伙子都请假和别人出去过节去了,不知道玩得多开心,只剩下我这样的一具空壳和少数毫无私生活的老女人留在保育中心带小孩子,而可悲的是,我没几年也要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了。
我翻着手机,在网上找到一段核战前的文艺晚会录像,平面的,画质还不太清晰,就这样看了一会儿,睡意翩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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