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petualpear

寫作是死亡的慾望。

结构和个人

常见的表达:你说「女性是被压迫的」,但是男性肯定也有被女性欺负的,也有压迫和恶劣对待男性的女性,诸如:女性家暴男性,女性犯罪分子杀害男性,女性领导压迫男性下属。

首先,暂且搁置「女性对男性的压迫」是否是「真实的压迫」这个问题,必须承认「被女性欺负的男性」在观感上和一般体验上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在亲密关系中PUA的受害者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我们说「社会对女性而言是结构性不平等」「男性压迫女性」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存在有与大背景、大结构不相同的个案。女性可以是家庭暴力的主体,黑人可以是校园霸凌的主体,但这都不能改变女性和黑人是被压迫、被歧视的群体这一事实。

同一个群体之内个体的差异,远比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二者也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用个体层面的讨论否认群体层面的结论,以「结构性事实」推导「个人行为」,在逻辑上无疑是错位而无效的。进一步说,这种举例实际上忽略了二者「在数量上的非对称性」,从「有/无」的角度而言,自然是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两种情况是「1:1」还是「1:50」,结论就大为不同了。

其次,当我们举出「女性为压迫者」的例子时,必须要考虑其中的压迫是「基于性别的压迫」,还是「性别只是一种偶然的分配」。例如,在女性领导压迫男性下属的例子中,前者对后者压迫性权力的来源是「等级」而不是「性别」;在女性杀害男童的例子中,前者对后者权力的来源是「年龄产生的生理能力差异」而不是「性别」。当然,社会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大多难以简单析分,其中的复杂性在公众号「青行灯不会做饭」的推送「性别问题和因果关系」中有清晰的说明。

但是,这样分类的尝试无疑也是有益的,可以将某些分类较为明显的事件排除出讨论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男性作为施暴者的案例中,这样的思考方法极为常见:比如在唐山事件中,争论就集中在一事件产生于「黑社会组织对一般人的压迫性权力」,而不是「性别」。所以,当有人举出「女性是施暴者」的案例时,应用同样的思考方法自然是合理的。

「当下策略」和「长期策略」

常见的表达:为什么让「女性保护好自己」是错的,「教育男性不要犯罪」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少走夜路、财不外露,去犯罪率高的地方要小心,这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想着要「教育犯罪分子」,那么,教育「女性保护好自己」又有什么错?

这一表达的问题是,混淆了「当下策略」和「长期策略」,并且进行了不恰当的类比。对于性别问题而言,可以更准确地将这辆中策略表述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求生存的当下策略」和「女性追求解放的长期策略」。在充斥着性别暴力和父权压迫的社会当中,女性求生存的策略当然是「保护好自己」,尽量减少对于个体的风险——正如在街上走的时候要避开建筑工地防止高空坠物一样。但是,女性长期解放的策略一定是消除父权制、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等等压迫机制——正如诸种规范要求建筑工地保证安全,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避开建筑工地行走。

上述表达就混淆了两个层次的策略,将「女性长期解放的策略」和「犯罪率高的地区保证自身安全的当下策略」进行了横向比较,是完全错误的类比。在犯罪率高的地区少走夜路、财不外露,是个人在这一区域生存的「当下策略」,要求解决犯罪问题、降低犯罪率才是这个区域发展的「长期策略」——长期策略所指向的对象仍然是罪犯而不是夜里走路的行人,正如消除父权制压迫指向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支持A≠不支持B

常见的表达:为什么你在这里只说性别问题,不说其他问题,阶级问题、少数族裔问题、公权力滥用问题难道都不重要吗?你说「男性压迫女性」,你为什么否认这里面明明白白的法治问题,把问题引向性别对立?

首先,由于时间、精力、注意力各种各样的限制,一篇文章、一段话里只能讲一个主题,这是在小学时候就讲授过的对写作的要求。以这种客观限制为由,主张作者是「有意忽略其他问题」,自然是荒谬至极。退一步说,如果评论者的实现没有放在「作者说了什么」上,而是放在「作者没说什么」上,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把这部分加入讨论」。能写的内容、能用的分析视角和工具都数不胜数,「写」需要充足的理由,「不写」则不需要理由。我们需要的是很多深耕一个主题的人,而不是一个泛论所有主题的人——博物学家的年代似乎已经远去了。

单纯地质问作者「为什么不写某议题」而并不说明理由,只不过是在尝试模糊问题的焦点,并没有真诚地想去解决任何问题——若评论者认为补充其他的视角是有意义的,或者其他视角是更重要的,说出理由、提出论证方能对解决问题有积极意义。评论者若想切实地推进公共讨论、解决问题,就应当负担起论证责任,说明「为什么作者未涉及的主题对于解决问题是重要的」,而不是由作者来证明「这个主题是不重要的」。其理由正如前文所述,未写的主题是数不尽的,可以冒出来无数个评论者要求作者来证明未写的主题「不具备关联性」,作者的论证责任于是无穷无尽。

其次,既然不写不代表「有意忽略」,就更不代表「不支持」。自己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谈到过,这种「说A就不能说B」的陈述,实际上建立在「A和B之间存在资源竞争,是零和博弈关系」的事实假设之上。A(50分)和B(50分)饱和地占据了所有资源(100分),A的提升只能由B的牺牲来实现,这就推导出了「谈性别议题就是否定法治议题」的结论。

性别的等量代换

常见的表达

其一,常常以一种讥讽和阴阳怪气的态度,在主张平权的文字中将「女性」全部替换为「男性」,通过替换后的文字的荒谬性,尝试表达「你看这些文字对男性的要求多么可笑」这样的观点。

例如,知乎上一篇「女人,请为支持女权做35件实事」的文章,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隐含假设」是这篇文章的最大问题,仔细读过会发现,其中还包括了受害者有罪论、忽视系统性恐惧、污名化「女性气质」、女性刻板印象等问题)。

其二,将某一社会事件中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的性别反转,或将受害者由女性转为男性,通过「结果很可能不会改变」来说明并非性别问题。

笼统地来讲,这两者共同问题即在于其表述当中存在一个隐含假设:认为「男性和女性可以在词汇上等量代换」,即是进行了「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假设。但两种表达之间似乎又有微妙的差异:

对第一种表达,其逻辑可以被重述为:如果你对女性提出A要求,这种要求看起来很可笑、很荒谬,就可以证明A要求对男性来说同样是可笑的、荒谬的,所以是不合理的。举例而言,为了证明「男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女性留出空间」这一要求是不合理的,即会将这句话改变为「女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男性留出空间」,使得其变得可笑荒谬。

应当如何分析这种逻辑?「A对女性如何,所以A对男性也如何」的逻辑,实际上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完全对等的位置,完全无视了既定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荒谬感的产生,也恰恰佐证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正因为在公共场所总是男性占据大量的空间,总是男性作为「贴近女性」的性骚扰的施暴者,所以女性从来不需要「给男性留出空间」,其只能不断地选择尽可能地远离男性,免于恐惧感和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正因为男性占据的空间永远是过剩的、男性永远在侵占女性的私人空间,所以「女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男性留出空间」这个要求变得极为可笑。

第二种表述分析起来则会相对复杂一些。

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存在有「基于性别的压迫」和「性别只是一种偶然的分配」两类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中,性别对换确实不会产生差异,因为其确实也与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的性别分配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在「基于性别的压迫」当中,也会有人主张进行性别代换,而事件仍然会发生。例如,在唐山事件中,「性骚扰」是明显的基于性别的压迫行为,如前所述,可以有两类置换方法:(1)施暴者和受害者性别的置换:一群女性骚扰一个男性不成,围殴这个男性;(2)受害者性别的置换:一群男性骚扰一个男性不成,围殴这个男性。只要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是成立的,都可以否认这是「基于性别的压迫」或者是「性别问题」。

在进行如此的置换之后,紧接着提出:这样的事情同样是会发生的,所以不是性别问题——不确定在认真思考之后,是否真的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答案。当然,必须承认大千世界什么都有发生的概率,但这种观念也使得「会发生」变得没有任何论证价值;重要的是,发生的概率如何、是否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

我们能看到,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女性围殴男性」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很少见到这样置换的例子;而对于第二种置换而言,我自然不否认男性对男性的性骚扰是客观存在的,对个人而言也是重要的,但是其与「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在结构上显然不处于对称的地位——在这里再次重提前文谈到的「群体和个人」的分野,结构性的少数并不代表少数中的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重要的,二者根本不属于同一个层次。

所以,当「结构性不平等」被作为前提来考虑的时候,「等量代换」的逻辑也就崩塌了。

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当我作为「男性的一员」受到批评时,我感到被冒犯、我感到受伤、我感到支持平权的热情减退?
  • 为什么不能区分「好的男性」和「坏的男性」,只指责后面那一类男性?
  • 我作为男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我因为「身为男性」就受到指责和攻击?
  • 我必须为女性发声吗,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吗?

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位女性写作者的答案,署名为LSQ的「写给所有觉得被无差别攻击而在苦恼的男性(特别是顺性别直男)朋友」。她细致分析了「男性为什么是既得利益者」,并且提供了大量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供读者思考女性经验和男性经验的巨大差异,反思社会当中存在的结构性压迫,是一篇极为优秀的文章。

而我将作为一名男性写作者尝试给出我自己的答案,选择一种相对而言更温和的笔调和陈述方式。借用台湾女性研究者陈宜倩的论文标题,本文将采取「积极对男性倡议的女性主义取径」,尽可能地采取「倡议」的方式展开讨论。

本文的目标读者是发出「我希望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但我因此而受伤」这样疑惑的男性,是在女权主义门槛边踟蹰的男性。我并不会发出「如果你感到受伤,你的女权主义立场就是虚伪的」这样的指责,因为所有人的理解都是渐进的,我同样对这个问题也有过疑惑,产生不舒适、被冒犯的感觉不过是你成为一名更坚定的女权主义者的必经之路。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都出生在和成长在父权制的文化之下,我们的出厂设置就是非平权的。调整思维模式、根除父权制这一思维顽疾的过程,势必是极为困难和缓慢的,不舒适感也是这一过程正在进行的表征,不舒适感是进一步理解自己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契机。重要的是,你在尝试理解这种不舒适的感受,既从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出发,也从你自身的角度出发。那么,为了加速理解的进程,我将给出我自己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只是感觉到不舒适,仅仅是想要通过反唇相讥、阴阳怪气来证明「我的不舒适是不正当的」「我不舒适所以你们不对」「我即是正义」,而没有丝毫尝试去理解的愿望。那么,这篇文章对你来说就到此为止了,既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也不需要浪费我的时间。尽管我持有一种极其温和的立场,但我并无意图以一种保姆式的态度将你「哄」成我的盟友,从零开始展开女权主义和平等观念启蒙也远超我的能力范围。

为了表达清晰和简明起见,本文会使用简单的、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男性-女性」二分法进行表述,并不尝试将「泛性别/泛性取向」纳入讨论的范围。实际上,「生理性别为男」这样的事实已经可以说明相当的问题,非异性恋生理男性同样会面临「感到被冒犯」的不舒适体验,本文的讨论也仍然可能是有所帮助的。明确起见,我在此还要说明,强调性别不平等问题,并不意味着性别问题是唯一的,并不意味着否认此外的任何不平等结构。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各方面充斥着压迫的世界当中,在所有方面都实现平等、消除压迫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首先,我需要确定的是,你认可「性别议题是重要的」「性别平等是重要的」,仅仅是因为表述方法而感到不舒适,并且想要解释这种不舒适。换句话说,在这个事件中,你非常支持「性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不单单是法治、黑社会、基层治理等等的一般暴力问题,你仅仅是因为「男性是不好的/是压迫的」这样一个表达感到冒犯。

诚如另外一篇文章所说,这里对于「男性」的指责和批评,绝大程度上指向的是整个压迫女性的父权制。

那么,或许你会问道:那为什么不用「父权制」的表达,而要用「男性」的表达?我会给出两个理由:一方面,在作为引子的社会事件之中,施暴者、侵害者并不是抽象的「父权制」,而是一个又一个使用暴力和特权地位的男性,以「父权制」为打击对象岂不是让其中的个人脱逃了责任;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所有男性都是父权制的共谋者,不论是「好的男性」还是「坏的男性」。

针对上面的理由,或许你会有两种反对意见: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不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男性。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既不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男性(我既没有也不会在未来成为施暴者),也不是既得利益者(我不是父权制的同谋)。尽管这两个层次相互勾连,但分开讨论更为清晰。

我并不否认「我在未来不会成为一个施暴者」的真诚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你的想法和女性的体验是两回事。尽管并不是每个男性都是潜在的施暴者,但每个女性都生活在对男性的系统性恐惧之中:当黑夜中的男性走近单独行走的女性,你是否在内心中真诚地不会成为一个施暴者,对于女性感受到的恐惧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系统性的恐惧之中,每一个男性都是潜在的施暴者。

那么,你或许会说:我也并不是选择身为男性,我也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我要承担这种「潜在的施暴者」的恶名呢?这就要进行「男性为什么都是父权制的共谋者」的讨论,因为正是父权制产生了这种系统性恐惧。但在此之前,我想提醒的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妨进行另外一个思考:女性并不是选择身为女性,女性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女性要在这一生之中都承担挥之不去的系统性恐惧?

准确地说,我更倾向于将绝大多数男性描述为「无意识的共谋者」:这至少代表了一种我对你的信任,我相信你并不会有意识地去进行压迫女性的行为,我相信「你不会成为施暴者」的内心承诺是真诚的。不过,女权主义的重要努力,正是在发现、揭露、根除那些被太多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压迫结构,因为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从来如此」,所以人们倾向于将现有的秩序视为「合理且正当」,或者说根本不会去考虑其正当性的问题。所以,你同样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特权者、同样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地位——因为特权者都将自己持有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

再一次地,我并不认为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是任何人的错,因为父权制文化是我们没有选择的出厂设置,在今天之前,或许也没有人告诉你应当做什么、应当看什么。但是当我指出「这里存在一个你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之后,将这种观点视为无稽之谈,不去做任何了解和努力的尝试,这种「对问题的漠视」就成为一种巨大的错误。因为既得利益者只需要捂上耳朵、闭上眼睛,就可以保持「我不是既得利益者」的认知,自然是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地生活。但我相信,如果能把这篇文章读到这里,你应该是有愿望去找到「为什么我是既得利益者」的答案的。

有许多的东西可以读,但我会在这里推荐一种最为简单的方法:问一问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和女性亲属,他们在生活到现在的年月之中,有什么样不平等的感受和经历,并且与自己进行对照。我相信你会有非常多有益乃至惊讶的收获,他们的故事不仅很可能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生活中,还很可能是你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听过这些故事之后,你会惊异于视角的差异、体验的差异,也意识到自己视角的狭窄——对于站在世界中心的你而言,在你身边发生但是从未被注视过的新世界出现了。

把上面的「你」全部替换成「我」之后,一切都还是一样成立的,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当我每次听到女性的讲述之后,我都会一再地感到男性的局限性。我反复感受到,以前的我在自诩尊重女性时,也仍然给女性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也在不断发现曾经从未注意过的行为,一直在为系统性恐惧、系统性压迫添砖加瓦。

这种方法之所以是更有效的,是因为其可以改变这样以下的逻辑。当观看数据和案例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说:女性是被压迫的、是被不平等对待的,而我作为男性也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福利和特权,所以我不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对于身边人的切身体验有了理解之后,或许你就能感受到你生活中的多少「习以为常」和「自然」,对于女性而言是如何欠缺的——再一次地,「特权者是不会意识到自己有特权的」。

不知道说到这里为止,当你注意到自己确实在无意识之中享受到了许多优势和特权时,你是否还会被「男性都是既得利益者/男性都是父权制的共谋者」这样的陈述所冒犯,我想应该不会了。如果你认可了「我是既得利益者,只是过去我对此没有知觉」,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讨论了。

当你意识到男性都处于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地位时,紧接着你或许会提出的问题是,我有「必须为女性发声、必须为平权事业奋斗」的义务吗?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更想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如果你认可「平等」是值得追求的价值,那么「为了平等而奋斗」似乎就不需要任何的额外说明。并且,当发出「我能什么都不做吗」的疑问时,其实你已经处在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位置上:你给自己分配的地位是事件中的旁观者,而不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对于受害者而言,对于被歧视的、被骚扰、被殴打的、被强奸的的女性而言,她们没有选择「做与不做」的自由。只有当你的切身利益不受到任何损害,当你看或者不看、听或者不听都可以的时候,才能提出「我必须做点什么吗」的问题;当人被掐住脖子的时候,没有选择、没有提出问题的可能。

但是,至少我自己并没有立场来谴责你:因为我也是男性,我也是既得利益群体。因为大家都是人、都有人的局限,所以大家都会有自我保存的欲望,大家也都有情绪承受的极限,大家都有时间上的限制——在暴力事件面前我同样恐惧,在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和厌女言论面前我同样感到情绪上的负担,在写作和说话时我同样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但是,这些都不成为你裹足不前、什么都不做的理由,因为并不是只有「完全不做」和「做到底」两种全黑全白的选择: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去做事,做一些总比完全不做来得好,做得不那么好总比完全不做来得好。我并不要求你「必须做到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必须对每件事情都发声」,因为能做到的事情都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但是,你至少要尝试着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以这些理由为借口正当化自己的完全不作为。我所期待的不是如何辉煌的成果,而是每一个男性的每一个微小的尝试。

这里还需要提醒的是,女性与你一样也有各种各样属于「人」的限制,为什么女性不会都不做呢?正如我上文说过的,因为女性没有任何选择,你的选择是你的特权。

也许你会说:「只要我有一点没做好,我就会被批评、被指责」。其实我很难评价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如果我意识到了我是「无意识的既得利益者」,我就很难再因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抽象批评而感到不舒适,因为我会站在被压迫者身边,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的一侧;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从来没有人以「你做的还不够」的逻辑来指责我为性别议题付出的努力,这种对于具体批评的恐惧,在我看来只是为了不行动而找到的借口、树立的假想敌。我更相信的是,我的同盟会认可我的努力,并且指引我如何去做得更多,而不是吹毛求疵、指指点点——正如我对于所有同盟所持有的态度一样。

到这里,我已经说完了我想说的所有话,但我还想对「不舒适感」多补充两句。当我们感到「不舒适」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对方不应当批评所有男性」,如果从最大善意的角度去理解,或许这时候我们在精神上完成了与其他男性的割席,意识到「其他男性的做法是不对的」应当予以谴责,只不过我们仍然被囊括在了被批评的范围内,因此而感到不舒适。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里的想法是「我不一样,所以他不应该指责我」,而不是「我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在指责我」。

即使你无法认同我对于「男性是父权制的共谋者」的观点,你为什么既认为自己是不一样的,又认为自己受到了指责呢?为什么你没有转身站进女性的队伍里、被压迫者的队伍里,一同指责那些你认为应当受到指责的男性呢?你是在尝试维护「男性」这个名称,试图证明「男性之中也有好人」吗?为什么你要与应当谴责的男性构筑同盟,去维护你们共同的「男性」名称呢?为了根本不针对你个人的指责而感到被冒犯,是一种「身为男性的集体荣誉感」吗,就好像你身为某个学校的学生、身为某个地方的人吗?这种集体荣誉感又从何而来呢?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对你有所启发,但这是我在遇到「我感到被冒犯」的这句话时,冒出的许多疑问。

在最后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你体验到女性和女性主义的表达给你带来的「不舒适」之时,请想到男性和父权制为每一个女性的一生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舒适」。我相信你所感觉到的抽象的「不舒适」,其程度远远弱于女性在被搭讪和骚扰、在被跟踪尾随、在被歧视、在被贬低、在被污名化时候所体验到的具体的、切身的不舒适。当感觉到不舒适的时候,我希望能引发的是对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我应该怎么做」的反思,是对「我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仍对性别议题不够敏感」的反思,这种反思性是我们成为同盟的核心,也使得你逐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期待的是你对于生活中的性别问题保持「反思性」以及保持为性别问题付出努力的「尝试」,真正做出了什么样的成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都是后话、都不那么重要。在保持反思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感到不舒适、感到被指责、感到被冒犯、感到愧疚,因为你看到了自己曾经并未看到的东西、曾经被忽视的东西,它们的突然显现一定会让人不安。但对于这种不舒适感,我的答案是:对,你应该感到愧疚和不舒适,我们应该感到愧疚和不舒适,因为这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