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petualpear

寫作是死亡的慾望。

为什么要写？如果要做一个诚实的回答，应该是出于一种完全私人化的动机，可以说是「良心的安放之处」。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自己为平权事业做出的以及能做出的贡献少到不可计量——应该说，自己并没有资格使用「事业」「贡献」这种宏大的词汇，「为实践自己拥护的理念做些什么」可能是比较贴切的表述。自己羞愧于并没有能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也很少能够直接和可见地去改变不平等，于是只能通过「写点什么」来宽慰自己的良心：自己能够随意差遣的好像只有自己的脑子和一把笔。

但连「写」这件事，自己也有相当的畏惧：一方面，会时时受到「光说不做」这句质疑的拷问；另一方面，自己总感觉知道得太少、理解得太浅，以至于没法写出任何值得花时间来读的内容。好在最近为这两个问题都找到了合适的回应：对第一个问题来说，既然都已经不做了，「光说不做」总比「不说不做」来得好。对第二个问题来说，没有人来读倒也不用担心「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大可以放心把这篇「Q&A」作为给自己的答疑解惑来写。

读到蒙田在文集的开头写：「没有理由要你在余暇时去读一部这么不值一提的拙作」，感觉到应该也把这句话放在开头以及自己的心上，以一种完全放松的摆烂态度来持续地写。正是如此，总归是开始写了，也尝试着分享给不特定的人——还是有「发挥一点公共作用」的期待和私心。

写在前面的话

这部分主要来讨论写作理念和写作方法，纯粹出于理清思路的必要。如果有读者的话，完全可以跳过。只需要了解几点：

  • 下面写出来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对于女权主义的善意疑问或者恶意揣测，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各处搜集而来。
  • 每个问题之间都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只需要找到感兴趣的问题阅读即可，不需要担心上下文的关联。

每个人生来都不是平权主义者

正如自己希望有关女性平等的陈述不要被扣上「极端」「煽动」「挑起」的帽子，而被直接排除出讨论的范围一样，「男性中心主义问题（men's question）」同样不应该被视为「愚昧的、无须反驳的」，以一种交流、讨论的态度去对待可能是更好的。这种立场无疑是极温和的，尝试通过说服的方式创造更多盟友，去争取更多在女权主义门槛边踟蹰的人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然，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女权主义思想的启蒙」*，尽管自己感觉到这种表述似乎太有优越感了，有一种对蒙昧者、未开化者布道的意味。**

* 对「女权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的简要讨论，可见上野千鹤子，2020，第11页。

** 搁置「女权主义」是否是一种更优越、先进、开化的思想不谈，在策略上，这种优越感也可能造成交流双方的隔膜，在对话者的心中引发排斥感，不利于「说服和被说服」的相互理解的进程。比如，我国在革命时期对农村女性的动员，城市知识女性所进行的思想宣传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优越感」的不利影响。参见伊卫风，2021，第193页。

除了「人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被说服」的这种乐观想法之外，采取温和方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每个人生来都不是平权主义者」。自己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是从压迫文化和厌女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父权思想」在每个人观念中一定有或多或少的印记，取决于成长环境之中压迫思想的浓度高低。从这种角度来说，每个人在默认配置上都是非平权的，需要一个「意识觉醒」或者「启蒙」（又回到这个词了！）的契机。

问题不在于最初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和价值，而在于当这些立场和价值（前见）遇到挑战和质疑时，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是以一种宗教式的盲信，来维护自己已有的价值观，认为不同见解者都是不值一提、不值讨论的异端？还是以反思的精神来思考不同方案，提出或强或弱的反对意见？正如接下来将要讲到的，创造一个讨论的契机、讨论的环境，或许有助于消除「父权思想」的烙印——或者至少使得「父权思想」失去其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引入一个与之抗衡的新念头、引入一个看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新方法。

而自己之所以相信这种路径的可行性，是因为自己走过同样的道路。下文谈到的大多数疑问同样曾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也是通过逐个解决疑惑、说服自己，自己意识到被视为是「理所当然」日常生活的背后存在有怎样根深蒂固的压迫，意识到作为既得利益群体的男性是极端盲目的。当「理所应当」的观点被打破，一个充斥着压迫的世界就被揭露出来、明白地摆在眼前，「支持平等」似乎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

超越男性的盲目，看到「另外一半」的世界，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问答式（Q&A）」的写法

在某一天的讨论之后，自己突然意识到「Q&A」的写法或许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前面谈到的「这些疑问是也是自己的疑问」这样的原因之外，「提问和回答」也是在模拟「讨论」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容易阅读、比较容易被接受的方法。能阅读女权主义专著和文章自然是最好的，但是自己时常感到「不能直接地回答自己的疑惑」——这自然是一个偷懒的读者的念头，但也间接说明了「门槛」的存在。

那么，如果能摆出问题、解决问题，或许会减少理解和沟通的成本？好比把头疼、腰疼、腿疼的药分门别类放好，各取所需再对症下药，似乎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一定会有人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病症，骂骂咧咧地离开——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降低成本就没法个性化定制了。另一方面，「针对具体问题」的写作也更容易，为自己组织起各类材料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问题意识」的必要性的生动体现！。

进一步的，如果有「提出问题可以得到回答」这样的体验，也可以激发更多的回答以及更多的想法，那么就在女权主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了，不过这是后话。

写作风格

「不一定需要完全理性和冷静的语言」，这是自己从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当中得到的启发。《厌女》有别于自己读过的女权主义著作，其中的个人风格和情绪是相当明显的，读完后的重大感受是，适当的个人风格不会贬损作品的意义，反而会因为作者的「在场」而增强作品的说服力。（好像和褔柯消除「作者」的取向恰恰相反）也可说这是一种写作的艺术，是情感和论理的适当调和——自己也希望将这种恰当的状态作为一个理想来追求。

另外一方面，是公共写作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在不需要考虑「传播效果」的时候，可以随意使用术语（乃至自己创造的术语）、奇怪的句式、不便于阅读但便于写作的格式等等。但如果自己以「改变观念」或者类似的效果作为目标，还是需要把观点传达到更多人、被更多人理解，于是需要注意可读性的问题。

引注和参考文献在保证写作的可靠性的作用之外，也同样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进入途径」：对于某一个感兴趣的陈述，循着参考文献去读更多的、更深入的内容。这样，自己写的内容就可以成为一个通往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也弥补了「问答式」的写作方法可能导致「内容过窄」的问题，毕竟在文中找不到答案的可以再去参考文献里找。

事实：女性真的不平等吗？

在自己经历的很多讨论中，很多人其实纠结于一个前提性的事实问题：女性和男性真的是不平等的吗？如果在这个基本的事实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再多的讨论也是无意义的。所以，需要首先展示说明女性事实上处于一种怎么样的状态，为讨论搭建最基本的出发点。

证明女性不平等处境的文献和材料汗牛充栋，所以自己也无意成为无情的数据罗列机器。另外，自己时常感到数据在感性上的说服力不足，时常因为「过于宏大」而让人无法有切身的感受。于是，决定在事实部分加入「案例」和「个人体验」，以获得更为直观的经验。

清晰起见，还可以进一步做这样的说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差异应当被消除」，「差异是否存在」和「差异是否应当存在」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以下讨论事实的部分只能解决前一个问题。当参加讨论的各方就「差异确实存在」这件事达成共识之后，即可进一步去讨论：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差异可以以「性别」作为正当化的理由吗，这种差异应该存在吗？

另外，提出一个有益的建议：如果对女性的不平等缺乏感性的认识、缺乏个人体验，那么尝试着问一问身边的女性，尝试着回想一下家族中女性的人生经验。如果脑海中全无印象，那么或许意味着并没有关注过，而非没有这样的事实。

数据

由于性别问题显然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而非地方性的问题，于是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去搜集某一国别的数据。但由于写作语言是中文，特别增加一些中国数据应当也有助于增强「切身感」。尽可能使用近期的数据，以避免「这么几年之后还是如此吗？」这样无法验证、无法回应的质疑。

另外，此处会呈现「男女尚不平等」的数据，而不会呈现「男女平等」的数据，对于节选的数据将提供完整的数据来源供进一步查看。选择这样的呈现方式并不是为了「营造一个男女处处不平等的世界」——正如某些男权主义者所指责女权主义者「扭曲数据」「有选择性」一样。我并不否认男性与女性在某些方面是平等的，而且平等的水平在一个较大跨度的整体趋势上是向好的，但是，我们追求的平等是两性在所有方面的平等，只要尚有一处不平等存在，就不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男权主义者抓住某些数据的不准确之处大加指责，而忽略两性在许多方面不平等的明显事实，无疑是避重就轻、转移视线。

《世界性别差异报告2021》（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1）*

《世界性别差异报告》追踪了四个指标：政治赋权（political empowerment）、经济参与和经济机会（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opportunity）、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健康和生存（health and survival）。

全球而言，性别平等的进度为67.7%，比2020年下降了0.3%，预计还需要135.6年实现性别平等。四个指标中，政治赋权是平等程度最差的指标，性别平等仅实现22%。**其他三个指标中，经济参与和经济机会实现了58%的平等，教育程度和健康生存两项则分别实现了95%和96%。

我国在156个参评国家中排名第107位。我国在专业技术领域就业（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workers）和高等教育入学率（enrolment in tertiary education）上排名第1位。我国在前述四个指标中，分别排名第118位（政治）、第69位（经济）、第103位（教育）、第156位（健康）。健康指标排名极低的原因在于，我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率（女/男）为0.888，排名倒数第一。

*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Report 2021. PDF download: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1.pdf

** 政治赋权上的差异，在「我国女性领导干部占比」这一数据中同样可以明显地展现出来。

中国男性和女性无酬劳动时间。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看病就医、公益活动。居民用于无酬劳动的平均时间为2小时42分钟。其中，男性1小时32分钟，女性3小时48分。*

*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中国女性领导干部占比。*

  • 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人26人，女性1人，占比3.85%。
  • 省委书记31人，女性0人，占比0%。
  • 省长31人，女性3人，占比9.68%。
  •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16人，女性1人，占比6.25%。
  •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9人，女性0人，占比0%。
  • 中央委员204人，女性10人，占比4.9%。
  • 中央直管高校党委书记31人，女性5人，占比16.13%。
  • 中央直管高校校长31人，女性2人，占比6.45%。
  •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978人，女性742人，占比24.92%。
  • 十三届全国政协2158人，女性440人，占比20.4%。
  • 全国公务员人数8000万人，女性192.8万人，占比26.8%。

* 来自政府部门公开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统计。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是「公领域」的典型代表，女性在该领域极其低下的比例，显著地体现了「公领域 – 私领域」的界分，女性被认为是属于私领域的、固守家庭的、处于「女性和孩子的王国」之中。

《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职场歧视。

  • 61.2%的女性在求职当中被询问婚育问题，高于2021年的55.8%，远高于男性的32.2%。
  • 38.3%的女性表示婚育问题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7.9%。
  • 11.9%的女性因性别生职加薪不顺，高于男性的10.3%。
  • 22.5%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别歧视，高于男性的14.8%。
  • 9.5%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高于男性的4.4%。

薪资差异。2022年，职场女性平均月薪8545元，低于男性的9776元，相差12%。相比去年同期，女性的薪资涨幅为5%，略高于职场男性薪资涨幅的4.8%。

家庭劳动。已婚已育职场人士中，23.1%的女性表示孩子父亲「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而持有同样观点的男性占8.5%。

对不平等成因的认知。** 对于职场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 62.3%女性和28.1%的男性认为是「生育是女性无法摆脱的负担」
  • 45.9%的女性和41.5%的男性认为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 32.4%的女性和24.5%的男性认为是「社会制度不够公平」
  • 23.7%的女性和13.0%的男性认为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排挤」
  • 18.0%的女性和33.0%的男性认为是「社会分工决定的」
  • 17.1%的女性和23.7%的男性认为是「性别的天然属性导致的」
  • 15.7%的女性和12.4%的男性认为是「女性本身不够自信」
  • 7.2%的女性和14.0%的男性认为是「教育导致的」

* 智联招聘发布《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2022年5月21日访问。

** 这个问题以及得到的结果都非常有意思，凸显出了男性和女性对于「不平等究竟怎么一回事」以及「不平等是不是天然的、正当的」这一问题的认知差异。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认知，与本文的「意识觉醒」方法有很强的关联性。

案例

案例涉及到鲜活的个人的故事，能提供更切身、更具体的体验和理解，其在感性上的作用是数据无法比拟的。但同时，案例很经常受到的反驳是「这都是极端的、个例的」，所以「不值得关注」或者「并不能说明这个社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样的反驳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一个、十个乃至数百个都没有办法在理性上证明「这个社会存在问题」。

但是，个体的、极端的、边缘的并不等同于「不重要」。只要有一个人在受苦受难，就意味着仍然有奋斗的必要、仍然有救人于水火的必要，不是么？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所经历的即是我们的全部，但这种「全部」在宏大的视角下看来，不过是一粒粉尘。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历史的中流砥柱，也甚至都没资格成为「历史的注脚」，在历史、社会、国家、潮流这种宏大的概念中我们都不太可能留下名字。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受不重要，痛苦、悲伤、愤怒、焦虑、恐惧，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并且会在情感涌来的一瞬间成为我们的「全部」——这种「全部」与那些宏大的概念并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需要成为「历史上重要的人」来证明我们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那些在角落里、阴影中受苦受难的人也一样，他们的苦难也并不因为「地处边远」而变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用一句俗一点的话来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用一句女权主义的格言来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本文举出的案例都可以被公开查阅到、是「可见的」，特别指出这一点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案例是「不可见的」。另外，一如上文谈到的案例的「感性力量」，本文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将案例如同数据一般单纯地「摆出来」供人解读，这种笔调对自己来说是过于冷漠了。尽管自己在事实陈述中想要尽可能地保持价值无涉的客观性，但是在无法忍受这种中立地位的「伪善」体验时，自己会提供个人版本的关于案例的解读——仅供参考。

牛津数学建模系第一名朱雯琪：「数学又好又有钱」=「学术媛、微商、网红」？

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文章「当一个年轻女性「数学又好又有钱」时，她会遭遇什么？」。在朱雯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以牛津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系毕业了」的一段视频之后，网友质疑朱雯琪是网红、微商，质疑其学历真实性，质疑「牛津没有数学建模系」，甚至进一步上升到人肉朱雯琪。未经求证就对朱雯琪发出质疑的同样包括「（朱雯琪）关注过的教育博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雯琪在匿名向这名教育博主发私信征询两个牛津博士奖学金的选择意见时，评论并无质疑，并且默认朱雯琪为男性。*

* 印象中当时微博上还提到过，朱雯琪的男友同样是数学系的，但并没有人对其男友的履历提出质疑——但找不到当时的信源了，就作为传闻证据放在此处

这段遭遇中，可以见到女性一直处于一个「必须说明理由」「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的地位，男性是一种「默认设置」。朱雯琪必须通过自我辩白、提出证明乃至做题，才能证明「女性真实且正当地存在着」。而男性不知从何处获得了「质疑」的权力，明明其并不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证据，其论据仅仅有「外貌、风格、穿搭」这种滑稽到可笑的刻板印象——但其仍然站在了一个质问者的地位。

并且，由于朱雯琪「侵入」了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数学领域，似乎激发出了一种「女性抢了男性的工作」的防御情绪：要么千方百计地尝试证明朱雯琪并不属于这个领域，以便男性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要么表示「朱雯琪都可以，感觉牛津我也可以试试」，通过贬低牛津来降低朱雯琪的价值，维护男性自尊、对抗「阉割恐惧」。当然，这些排挤行为在最后都可悲而可笑地失败了。

工科女孩在求职中遭遇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文章「工科女孩得不到心动offer」。工程类职业也是典型的「男性主导」领域，同时有强烈的家长主义倾向，以保护为名进行性别歧视：「脏活累活男性都不愿意干，更没有女性愿意做了」。这一观点的逻辑谬误非常明显：「愿不愿意做」和「有没有能做的自由」是完全不相关的，以没人愿意做为由剥夺选择的自由权，无疑是偷换概念——而这种逻辑在职场性别歧视中极为常见。

就这样，没有标注性别的简历被一个又一个招聘单位选中。但在进入面试后，面试官大多会表现出惊讶的态度，「你居然是女生？」「从事这个专业需要经常出差，可能会搬些很重的东西，女生做不了的。」「不招女生是为了保护你们，因为很累，很辛苦，你们干不了。」——钟宇觉得疑惑，「我学这个专业学了七年，难道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 这是一个「男性说教」（mansplain）的典型例子：根据韦氏词典的释义，该词指「男性向女性居高临下地向女性讲解某些事情，并且自以为女性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to explain something to a woman in a condescending way that assumes she has no knowledge about the topic）」，参见Mansplain Definition & Meaning – Merriam-Webster。韦氏词典在2008年3月收录了该词语（来源是网站Know Your Memes），参见History of Mansplaining | Merriam-Webster。

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2015年在北京等地多所高校开展的调查显示，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工科女大学生占80%以上。她们掌握了专业知识，操作过机器，焊接过电路，甚至还拿过专业领域的奖项，但在专业对口的用人单位看来，「工科女」身份似乎成为了她们简历上最大的缺陷。

第一次对「工科女」身份困惑是实习期间，陈然的学科细分是城市地下空间方向，实习能够进入地下隧道施工现场参观。难得走出校园了解行业，进入现场后，工头把老师拉到一旁，之后，老师特意嘱咐：「女生不要下隧道。」然后领着男生下到底层参观。没有女生看到地下隧道内部的全貌。站台上，二十多个女生面面相觑，陈然感到愤怒：大家学的都一样，为什么男女生要区别对待？*

* 2021年，全国人大代表田春艳建议，要破除隧道施工建设中歧视女性的封建迷信。来源2021年全国两会新浪特别报道「“女性不能进隧道”：无关安全，只有迷信和歧视」。以「不吉利」为名的迷信和歧视在2021年仍然是一个值得被人大代表提议的问题，何其可笑。

「同工同酬」：美国女足和中国女足。

人物杂志发布推送「女足球员想要实现同工同酬，到底有多难？」。

中国女足在2022年2月7日夺得亚洲杯冠军，我国男女足球员巨大的收入及生存状况差异再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美国女足，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女子足球队之一，也同样没有取得与美国男足同工同酬的待遇。2019年3月8日，美国女足起诉美国足协，争取同工同酬并索赔6000万美元。

在（美国）国内每赢得一场比赛，每位男运动员大概可以拿到17625美元，而女运动员只能拿到8500美元；世界杯出线，男足可以获得250万美元，而女足是75万；晋级世界杯半决赛，男足可以获得562.5万美元的奖金，而女足是0；赢得世界杯，男足可以获得高达937.5万美元的奖金，而女足只能获得253万美元，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2014年男足世界杯，美国男足止步16强，获得的奖金是500多万美元，而一年后，美国女足在女足世界杯上获得冠军，得到的奖金仅有172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美国女足的赢利能力也强于男足。美国足协审计过的财务报表显示，在2016至2018年间，美国女足国家队带来的收入是5080万美元，美国男足的数据是4990万。美国女足创造的门票收入已经超过男足。美国女足的球衣，经常是耐克网站最畅销的球衣。

美国足协对「同工同酬」的反对意见，生动地体现出了男性*的自大和盲目，其主张不应当同工同酬的理由是：过去五年内，部分女球员比部分男球员的工资高；男球员为足球业创造了更高的利润；是美国女足自己接受了目前这份合约。但事实上，三个理由并没有任何一个是成立的。**

* 对于可能的反对意见（「美国足协里又不是全是男的」），可以提出如下理由：第一，2020年当选美国足协主席Cindy Parlow Cone是其历史第一个女主席；并且，国际足联（FIFA）的221个会员中，仅有7名女性足协主席（截止至2022年3月15日），参见President Cindy Parlow Cone (ussoccer.com)。第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性别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根据2019年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种族和性别报告（Major League Soccer (MLS) Racial and Gender Report Card (RGRC)），联盟中女性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8%，其中专业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中的女性占比为32.2%和22.6%，并且「大多数职业足球大联盟队伍并未给女性提供一个成为球队级别领导的渠道。大多数球队的管理层仍然是由男性统治的」，参见The MLS Racial and Gender Report Card (espn.com)。

** 主流群体由于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有着「叙事的决定权」，所以通过歪曲事实、强词夺理来塑造一个有利于主流群体的叙事，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现象。这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的表达为什么这么激进」的一个理由——边缘群体如果没有大声怒吼，怎么和主流群体的声音对抗呢？

更多的案例

*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案例，可以说明男性中心主义是如何无孔不入、根深蒂固，也说明女权主义为什么应当在各个地方都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男性中心主义是普遍的、隐蔽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女权主义应当揭开这层虚伪和盲目的面纱。

个人体验

「为什么女权主义的表达那么激进？」

其一，在传播策略和运动策略上，女权主义需要激进的表达。

首先，就女性写作的历史而言，父权制社会一向通过各种方式压制女性表达——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Joanna Russ所著的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于1983年出版后，2018年由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重版，章艳译介的中文版《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在202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8年的版本中，Jessa Crispin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距离（该书）在1983年出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她（Russ）描述的那个世界并没有很大的不同。（There's not an enorm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ld she describes and the world we inhabit.）」

Russ在书中历数了大量被埋没的女性作者的作品，列举了压制女性表达的十一种方法：

  • 困难重重（Prohibition）
  • 自欺欺人（Bad Faith）
  • 剥夺作者身份（Denial of Agency）
  • 诋毁作者（Pollution of Agency）
  • 内容的双标（The Double Standard of Content）
  • 错误的归类（False Categorizing）
  • 成就个别化（Isolation）
  • 反常化（Anomalousness）
  • 榜样缺失（Lack of Models）
  • 对「女性不能写作」的反应（Responses）
  • 审美标准（Aesthetics）。

关于这十一种方法的进一步解释，可以参见结绳志的推送「小结通讯 | 压制女性表达的十一条症候」，这篇推送也同时对「李靓蕾和王力宏事件」中李靓蕾的表达如何被压制做了精当的分析，例如：

王力宏父亲在提油灭火的发文中，认为五千字长文非李靓蕾一人、几天之力可得，而是暗中筹划了两年多。这无疑在诋毁作者，否认她的能动性，认为她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些文字，而同样的文字在其他人读来却如此酣畅淋漓、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王力宏在丝毫没有诚意、错字连篇的发文中，从不直面李靓蕾作为质询者的发问，而是不断对她进行错误的归类，贴上各种标签——“三个孩子的妈妈”、“西春美智子”（应该是西村美智子）等等。这些标签的出发点都是“他”，都是以“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中心的功能性标签，但唯独没有承认的，是与那个当下要求王力宏正面回应、一一回复发声的李靓蕾，拥有完整、独立人格的她。

同样的，伍尔夫在1928年于剑桥大学做了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小说」，并在此基础上于1929年发表了《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以小说的方式讲述了女性在写作和表达之中面对何等困境：*

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想，对女性来说，这些困难会被放大无数倍。首先，哪怕到了19世纪，女性依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别说一间安静、隔音的房间了，除非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或地位很高。如果她父亲心情好，她才能拿到零花钱，但只够她买衣服穿。济慈、丁尼生和卡莱尔都是穷男人，但他们有办法放松一下，能出去走走，去法国旅行几天，住得起一间独立的小屋，虽然破旧，但得以逃离家人的责难和专横。但女性与这一切无缘。这种物质上的难处已经很难克服，但更可怕的是无形之物。济慈、福楼拜和那些男性天才无法忍受的冷漠，到了女性身上，全都变成了敌意。世界对男人们说，你们爱写就写，我无所谓，但却对女性发出一串大笑：写作？你写作有什么好处？我又看了看书架上的空当，心想，现在纽汉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派上用场了。挫折对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当然是可以衡量的。

* 译文选自A Room of One's Own的周颖琪译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天津出版社2019年版。由于读的是电子书，所以页码尚缺。

那么，如果女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候被污名化、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自然很难被主流群体听到或者「听进去」。更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主流群体以固有的价值框架来评断女性的表达，将其视为「不合于主流群体标准的失败者」而嗤之以鼻——这样说来有些抽象，不如以男性凝视所引致的「身材焦虑」作为例子。

当女性站出来反对身材焦虑，主张「任何身材都是好的、是美的」时，主流群体很可能并不会反思身材焦虑的正当性本身，而会将反对者纳入男性凝视的框架，并对其观点嗤之以鼻：反对身材焦虑的人是因为「身材不好」才这样做的，她们不过是身材不好的失败者。 *

相反，如果主流群体的一员站出来，对于「反身材焦虑」作出些微的表示，就能获得相当的关注乃至满堂喝彩。**话语力量之对比清晰可辨。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如果不采取更强硬、更激进的态度，不去「敲打」主流群体的脑瓜、不引发其反思，就一定会被排除在其视野之外、排除在主流价值框架之外。

* 关于在歧视中常常出现的「歧视语法陷阱」，可以阅读无水之池的推送「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歧视？」。

**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前一段时间小红书博主「倩倩子」向微博恋爱博主投稿，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她的男朋友如何用论文「反身材焦虑」：男友以论文排版写了一篇《身材焦虑心理与陈老师体重现状浅析》，表示「我觉得你很美，所以你不必身材焦虑」。显然，这位男性的行动在逻辑上并不彻底：其不过是以自己关于美的判断标准，替代了社会关于美的判断标准；不恰当地说，将何为好身材的决定权由社会收归私有，而非交还给女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男性的行动是没有积极意义的：相较于仍然奉「社会建构的好身材」为圭臬的其他人，其无疑是进步的，尽管进步比较有限。

但诡异的是，这种极为有限的进步立场，仍然收获了极大关注和满堂喝彩：对两人之间的爱情大加赞扬和羡慕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将其封为「平权先锋」的大量评论就多少有些荒谬。排除微博买水军控评的讨论，若男性这样的立场即是「平权先锋」，那么一直为反身材焦虑、女性对身体的自决权摇旗呐喊的无数女性又应该算是什么？

另一方面说，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主流群体「站出来」的必要性和意义：用你的声音和优势地位，增强边缘群体（女性、底层人民、LGBTQ+群体、少数族裔等等）的音量和可见性。

其次，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激进的表达比温和的表达更有「可见性」。

当下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倾向，使得大多数人没有耐心来阅读一篇「温和的、理性的、长篇的」分析，「太长不看」应当是面对满屏幕字时候的最佳选择（本文同样也属此列），鲜艳的图像和视频、「打响指一样的」短句，以及「X分钟带你看完XX」才比较符合当下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习惯。

那么，相较于无人问津的长篇分析，有争议的激进表达显然是更优的策略。激进表达会引发争吵、引发辩论、引发互联网上的一场「斗殴」，尽管这个过程可能野蛮并口水四溅，很难达成一个有效的共识，但其达成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效果：性别议题闯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被纳入了讨论的日程。只有被人看见，更深入的、更有效的讨论才有了起点。若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总得有人先在闹市街边高呼「上帝死了」，聚拢起一堆人来，才会有人关注到这种狂人呓语的观点，才能展开对「上帝为什么死了」的更细致精确的说明。

再次，从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号召而言，情绪乃至愤怒是必要的。

激进的表达抛弃了精确性，而追求冲击力，其目的在于引发共鸣和情绪，而不在于为社会运动打造一个深厚的稳固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固然是重要的，是社会运动有持续生命力的保障——只要考虑「马列毛」的重要意义，这个道理就显而易见了。但是，理性并不能推动社会运动轰轰烈烈前行，动员群众、号召同志、组建联盟，让人们走上街头、挥舞拳头、高喊口号，靠的是感性：是人与人、同志与同志之间强烈的情感共鸣和连接。

举一个浅显的例子：若想要动员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的农民，显然不可能要求其领会精神的阶级分析理论，而应该体认其被地主剥削的悲痛和苦难，并以一句激进、简短、有力但不精确的「打土豪、分田地」唤醒革命的熊熊热情，让农民成为革命队伍的一份子。不可否认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是激进的，但能说这个策略不正确的、不必要吗？

说完了「激进」的积极意义，再来思考一下，「不激进」的要求会对女性造成什么样的限制，以及「不激进」的要求到底忽略了什么。顺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我们或许能更深入地去理解，「不激进」的要求背后到底有哪些更根植于我们心中的理念，使得我们倾向于要求一种「不激进」的表达。

「不激进」的要求或许是一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的社会规训之下，女性应当是温和的、有礼貌的，女性不应当大喊大叫、挥舞拳头，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污名化的「歇斯底里」的疯女人*。

同样的，其也是对「完美受害者」的要求：受害者是弱势的、无声的、没有牙齿的、道德上无瑕疵的，「会反抗的受害者不是好的受害者」。不允许受害者喊叫，只能增加施暴者的恣意，是民众、舆论与施暴者的共谋。进一步说，在双方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要求「理性客观中立」即是站在了强权者一方，成为其压迫弱者的共谋。 **

* 关于「疯女人」的污名化，Whitney Cummings的脱口秀「一个男人要做什么才会被说发疯」非常值得一看。

** 「若大象踩住了老鼠的尾巴，你选择理性客观中立，那么老鼠是不会感激你的。」对于「理性客观中立」存在的问题，可参见Philosohia哲学社的推送「理性客观中立，有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指责作出激进表达的男性？当问到「女权主义的表达为什么这么激进」时，不知道提问者的脑海里是否想过，女权主义表达上的所谓极端性从何而来：当这种表达是一种「还击」的时候，先出手的那一方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多的谴责吗？

也许有人会说，激进的表达无助于解决问题、可能激化矛盾，但是我的观点是「温和的表达同样如此」。就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说，「既得利益群体不讲道理」是非常明显的体验，大量温和的表达得到的是无脑、无礼的谩骂，温和的表达并没有换来一个更好的讨论环境。那么，既然怎么样的回应都无助于解决问题，那么就「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以德报怨式的回应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由、最后一点道德立场。

任何人都有自卫和反击的权利，只有让人看见自己的牙齿，女性才有可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争取到谈判桌上的位置。无权者的武器已经很局限了，如果激进的表达和愤怒的情绪都被剥夺了，那还剩下什么呢？*

* 对于「牙齿」的重要性，姐们JIEMEN的推送「圆桌｜女权还是女拳？我们都是同一战线」有相当精彩和清晰的论述。

「为什么挑起性别对立？」

「挑起对立」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必然会得到的评价：既因为其客观上对主流观点发起了挑战，也因为主流群体会不择手段维护其既得利益。

女权主义是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其强烈的目的在于挑战现有的、主流的父权制叙事， 从边缘质问中心*。因为被挑战的叙事（陈述、表达、认识等等）是被广泛接受的，所以挑战者会被评价为「挑起性别对立」——仿佛是挑战者创造了子虚乌有的争端，破坏了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的「歌舞升平」局面。

* 这一表述来自《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的第一版序言。女性处于边缘，「意即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但却处于主体之外」。位于边缘的女性有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既看得见中心、也看得见边缘，这样的视野提醒我们「一个由边缘和中心构成的主体」之存在。这种整体观念提供了一种反抗的世界观，质问「为何我们只能处于边缘」——而位于中心的既得利益群体并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无法看到边缘。参见贝尔·胡克斯，2001，第9-10页。

这里的「大家」则是主流群体，是既得利益者，自认为代表了所有人——既然我们都觉得没有问题，那么所有人都应该觉得没有问题。同时，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者坚信（或者装作相信）现有利益格局的正当性，所以将所有挑战者都视为异端，视为「没事找事」的麻烦：只要扣上「煽动」、「挑起」、「极端」这些带有强烈贬义的称谓，就可以跳过辩论的环节，无需思考挑战者的观点是否合理、自己是否忽视了什么，直接进入「切除毒瘤」的阶段。

乐观来看，尽管主流群体有这样盲目和自大的倾向，尽管理性的探讨和论辩在大多数场合都无法实现，但是人类社会终归还是会在「挑起对立」中一点点进步。再冥顽不化的脑子终究也敌不过无休止的浪潮，代际更替会让新一代人继承更好的观点而成长。

举例而言，至少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自己更少见到「挑起种族对立」这种表述——当然，或许因为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可以想见的是，在「隔离且平等」被视为一种正当构造的年代，对主张种族平等的运动家，也应该有铺天盖地「挑起对立」的污名化评价。

所以，无须因为「挑起对立」的评价而怀疑观点的进步性，甚至可以认为这种质疑声是观点进步的一个征兆*：进步的观点总是领先于大众的意识，为大众所难以接受的。

* 当然，存在大量质疑只是观点进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观点被大多数人质疑并不能推导出这种观点有进步性和真理性。

面对不同的观点，面对乍看之下难以接受的观点，反思「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总归是一种更有利于相互理解的方式。尽管不偏不倚、不带倾向是不可能的，但保持尝试总是更好的。

「在网上说有什么用？」

「与性别无关的事情为什么拿性别说事？」

「宏大叙事下没有个人，什么性别重要吗？」

「在歌颂母亲的地方，可以不可以问为什么没有男性？」

「女性承担家务为什么不平等？」

待整理回答的疑问

  • 为什么女性是「他者」而不是「主体」？为什么女性是被反向定义的？
    • 这个回答需要查波伏娃，如何把波伏娃的内容简单地描述出来。
  • 为什么没有男权主义（男性主义）？为什么没有“boys help boys”？
    • 男性同盟的观点；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厌女中同样也有提到。
    • 以及，世界本就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男性不必争取新的权益，只需要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就可以了。与其采取一个「男性主义/男权主义」这样显然是不平等的标题，不如主张自己是在维护一种「平等」。诸如：女性抢了男性的工作，就是一种典型的维护既得利益的表达方式。
  • 为什么要批评所有的男性？为什么不能加上限定词？
    • 男性应当主动割席，而不是要求受害者作出区分。
    • 当意识觉醒的男性意识到男性是既得利益者，是天生的共谋者的时候，应当就能领会到这些批评的正当性了。
    • 既得利益者的沉默是对现行压迫结构的纵容。
  • 女性为何是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为什么生物主义、本质主义是错误的？生育能力是一种生来的诅咒吗？
    • 上野千鹤子提到，因为对「再生产劳动」的忽略，使得女性成为资本主义定义之下的二流劳动力。如果再生产劳动被纳入视野里，那么二流劳动的提法就不再成立了。
    • 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需要得到共情：醒来的女性、波伏娃。而家庭中的琐碎、繁复和内在性，与生育能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上野千鹤子同样谈到在古代社会之中，女性因为生育脱离劳动的时间是很短的（产褥期），剩下的劳动都是由于人为的分配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极大化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伊卫风：《通过法律对女性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与1949年之前婚姻家庭法律在农村的实践》，《法学家》2021年第5期。
  2. [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 [美]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