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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个人

常见的表达：你说「女性是被压迫的」，但是男性肯定也有被女性欺负的，也有压迫和恶劣对待男性的女性，诸如：女性家暴男性，女性犯罪分子杀害男性，女性领导压迫男性下属。

首先，暂且搁置「女性对男性的压迫」是否是「真实的压迫」这个问题，必须承认「被女性欺负的男性」在观感上和一般体验上是一定存在的。比如，在亲密关系中PUA的受害者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但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当我们说「社会对女性而言是结构性不平等」「男性压迫女性」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存在有与大背景、大结构不相同的个案。女性可以是家庭暴力的主体，黑人可以是校园霸凌的主体，但这都不能改变女性和黑人是被压迫、被歧视的群体这一事实。

同一个群体之内个体的差异，远比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二者也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用个体层面的讨论否认群体层面的结论，以「结构性事实」推导「个人行为」，在逻辑上无疑是错位而无效的。进一步说，这种举例实际上忽略了二者「在数量上的非对称性」，从「有/无」的角度而言，自然是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两种情况是「1:1」还是「1:50」，结论就大为不同了。

其次，当我们举出「女性为压迫者」的例子时，必须要考虑其中的压迫是「基于性别的压迫」，还是「性别只是一种偶然的分配」。例如，在女性领导压迫男性下属的例子中，前者对后者压迫性权力的来源是「等级」而不是「性别」；在女性杀害男童的例子中，前者对后者权力的来源是「年龄产生的生理能力差异」而不是「性别」。当然，社会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大多难以简单析分，其中的复杂性在公众号「青行灯不会做饭」的推送「性别问题和因果关系」中有清晰的说明。

但是，这样分类的尝试无疑也是有益的，可以将某些分类较为明显的事件排除出讨论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男性作为施暴者的案例中，这样的思考方法极为常见：比如在唐山事件中，争论就集中在一事件产生于「黑社会组织对一般人的压迫性权力」，而不是「性别」。所以，当有人举出「女性是施暴者」的案例时，应用同样的思考方法自然是合理的。

「当下策略」和「长期策略」

常见的表达：为什么让「女性保护好自己」是错的，「教育男性不要犯罪」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少走夜路、财不外露，去犯罪率高的地方要小心，这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想着要「教育犯罪分子」，那么，教育「女性保护好自己」又有什么错？

这一表达的问题是，混淆了「当下策略」和「长期策略」，并且进行了不恰当的类比。对于性别问题而言，可以更准确地将这辆中策略表述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求生存的当下策略」和「女性追求解放的长期策略」。在充斥着性别暴力和父权压迫的社会当中，女性求生存的策略当然是「保护好自己」，尽量减少对于个体的风险——正如在街上走的时候要避开建筑工地防止高空坠物一样。但是，女性长期解放的策略一定是消除父权制、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等等压迫机制——正如诸种规范要求建筑工地保证安全，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避开建筑工地行走。

上述表达就混淆了两个层次的策略，将「女性长期解放的策略」和「犯罪率高的地区保证自身安全的当下策略」进行了横向比较，是完全错误的类比。在犯罪率高的地区少走夜路、财不外露，是个人在这一区域生存的「当下策略」，要求解决犯罪问题、降低犯罪率才是这个区域发展的「长期策略」——长期策略所指向的对象仍然是罪犯而不是夜里走路的行人，正如消除父权制压迫指向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支持A≠不支持B

常见的表达：为什么你在这里只说性别问题，不说其他问题，阶级问题、少数族裔问题、公权力滥用问题难道都不重要吗？你说「男性压迫女性」，你为什么否认这里面明明白白的法治问题，把问题引向性别对立？

首先，由于时间、精力、注意力各种各样的限制，一篇文章、一段话里只能讲一个主题，这是在小学时候就讲授过的对写作的要求。以这种客观限制为由，主张作者是「有意忽略其他问题」，自然是荒谬至极。退一步说，如果评论者的实现没有放在「作者说了什么」上，而是放在「作者没说什么」上，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明「为什么作者应该把这部分加入讨论」。能写的内容、能用的分析视角和工具都数不胜数，「写」需要充足的理由，「不写」则不需要理由。我们需要的是很多深耕一个主题的人，而不是一个泛论所有主题的人——博物学家的年代似乎已经远去了。

单纯地质问作者「为什么不写某议题」而并不说明理由，只不过是在尝试模糊问题的焦点，并没有真诚地想去解决任何问题——若评论者认为补充其他的视角是有意义的，或者其他视角是更重要的，说出理由、提出论证方能对解决问题有积极意义。评论者若想切实地推进公共讨论、解决问题，就应当负担起论证责任，说明「为什么作者未涉及的主题对于解决问题是重要的」，而不是由作者来证明「这个主题是不重要的」。其理由正如前文所述，未写的主题是数不尽的，可以冒出来无数个评论者要求作者来证明未写的主题「不具备关联性」，作者的论证责任于是无穷无尽。

其次，既然不写不代表「有意忽略」，就更不代表「不支持」。自己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谈到过，这种「说A就不能说B」的陈述，实际上建立在「A和B之间存在资源竞争，是零和博弈关系」的事实假设之上。A（50分）和B（50分）饱和地占据了所有资源（100分），A的提升只能由B的牺牲来实现，这就推导出了「谈性别议题就是否定法治议题」的结论。

性别的等量代换

常见的表达：

其一，常常以一种讥讽和阴阳怪气的态度，在主张平权的文字中将「女性」全部替换为「男性」，通过替换后的文字的荒谬性，尝试表达「你看这些文字对男性的要求多么可笑」这样的观点。

例如，知乎上一篇「女人，请为支持女权做35件实事」的文章，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隐含假设」是这篇文章的最大问题，仔细读过会发现，其中还包括了受害者有罪论、忽视系统性恐惧、污名化「女性气质」、女性刻板印象等问题）。

其二，将某一社会事件中男性施暴者和女性受害者的性别反转，或将受害者由女性转为男性，通过「结果很可能不会改变」来说明并非性别问题。

笼统地来讲，这两者共同问题即在于其表述当中存在一个隐含假设：认为「男性和女性可以在词汇上等量代换」，即是进行了「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假设。但两种表达之间似乎又有微妙的差异：

对第一种表达，其逻辑可以被重述为：如果你对女性提出A要求，这种要求看起来很可笑、很荒谬，就可以证明A要求对男性来说同样是可笑的、荒谬的，所以是不合理的。举例而言，为了证明「男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女性留出空间」这一要求是不合理的，即会将这句话改变为「女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男性留出空间」，使得其变得可笑荒谬。

应当如何分析这种逻辑？「A对女性如何，所以A对男性也如何」的逻辑，实际上将男性和女性置于完全对等的位置，完全无视了既定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且，这种荒谬感的产生，也恰恰佐证了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正因为在公共场所总是男性占据大量的空间，总是男性作为「贴近女性」的性骚扰的施暴者，所以女性从来不需要「给男性留出空间」，其只能不断地选择尽可能地远离男性，免于恐惧感和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正因为男性占据的空间永远是过剩的、男性永远在侵占女性的私人空间，所以「女性在公共场合中应当为男性留出空间」这个要求变得极为可笑。

第二种表述分析起来则会相对复杂一些。

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存在有「基于性别的压迫」和「性别只是一种偶然的分配」两类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中，性别对换确实不会产生差异，因为其确实也与施暴者和受害者双方的性别分配没有必然联系。

其次，在「基于性别的压迫」当中，也会有人主张进行性别代换，而事件仍然会发生。例如，在唐山事件中，「性骚扰」是明显的基于性别的压迫行为，如前所述，可以有两类置换方法：（1）施暴者和受害者性别的置换：一群女性骚扰一个男性不成，围殴这个男性；（2）受害者性别的置换：一群男性骚扰一个男性不成，围殴这个男性。只要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是成立的，都可以否认这是「基于性别的压迫」或者是「性别问题」。

在进行如此的置换之后，紧接着提出：这样的事情同样是会发生的，所以不是性别问题——不确定在认真思考之后，是否真的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答案。当然，必须承认大千世界什么都有发生的概率，但这种观念也使得「会发生」变得没有任何论证价值；重要的是，发生的概率如何、是否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

我们能看到，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女性围殴男性」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很少见到这样置换的例子；而对于第二种置换而言，我自然不否认男性对男性的性骚扰是客观存在的，对个人而言也是重要的，但是其与「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在结构上显然不处于对称的地位——在这里再次重提前文谈到的「群体和个人」的分野，结构性的少数并不代表少数中的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重要的，二者根本不属于同一个层次。

所以，当「结构性不平等」被作为前提来考虑的时候，「等量代换」的逻辑也就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