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观察日记（第一部分）

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引用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的一段话说：「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最初记忆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另外有人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通过反抗死亡，我们反抗遗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通过反抗遗忘，我们反抗死亡。回到卡赞扎基斯充满情感的自白，这种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创造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这种确信必然成为创造者当下的头脑状态：因为我创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忽略为什么写作、为什么创造这种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沉思创造的意义、价值和真实性的话。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在2020年疫情最初开始的时候，三月份和四月份自己搜集过一段时间微博上的内容，为了是记住苦难。当时很多的笔调，其实还是在乐观地认为疫情在那年就会结束，这段时间会迅速过去。但是转眼已经是两年之后了，情况变了很多，毒株也不是当初的毒株，但人的苦难还是人的苦难。宏大叙事上来看，如果要「全面地、客观地」考察，或许能得出一个中国的防疫和外国的防疫谁如何高、谁如何低的结论，或许能得出一个谁更有道理的结论。但是这种结论似乎是苍白而又无意义的，因为人的苦难是具体的——再好、再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下面，都有苦难，而这种苦难并不因为一个叙事战胜了另外一个叙事就被消除，也不会因此归于无意义。为了「伟大胜利」，而将这些苦难都作为不可避免的成本、必须牺牲的代价、高尚而光荣的奉献，似乎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用「狭隘的、只关心个人」的视角来看、来记录，似乎能让自己得到一些宽慰。尽管会受到「没有大局观」的指摘，受到「没有为了集体和整体而奉献的精神」的批评，也会被讥为不吃苦、娇生惯养，但似乎良知会得到很多宽慰。自己看到的隐忍、牺牲和宽容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真不知道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人民、一个个体，还能去付出一些什么。让自己震撼到无以复加的惨痛故事，是一位博主的父亲因为疫情防控措施延误治疗而去世，博主在之后发布的一条微博，言语克制、理性、温和，但是字字都在滴血流泪——很难想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抑制着怎样的悲伤写出这些文字的，还能有更大的牺牲和奉献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或许当新冠不知道以何种方式落下帷幕之后，记忆会被「抗疫胜利」的叙事所抹除和改写，剩下来的只有那些被树为英雄的人物。英雄当然应该纪念、付出当然应当得到感谢，但是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受苦难、付出代价的人们，无论呼吸或者再也无法呼吸，都不应当成为历史的无名注脚，不应当成为「计算误差」那样不可避免的成本，被轻轻带过乃至遗忘在角落——更乃至其存在被提起、被回忆起都成为一种对于美好叙事的玷污和不敬。可千万不要如此。

记录的时候无不会回想起方方日记。在疫情的过程中，这种「只有黑暗面」的日记会认为是损伤士气，妨碍防疫大计；而在疫情之后，当正面积极的叙事成为主流滚滚而过的时候，这样的文字或许又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抹黑造谣。真是左支右绌的局面。但无所谓了，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内心安宁而记，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东西。

2022.4.14

「谣言和辟谣」，上海式辟谣。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在家中自缢身亡。有传言称其妻子同样自尽，但今天上海发布辟谣消息，称其妻子自尽是谣言。「谣言和辟谣」一直是疫情期间的一个重要主题，上海式辟谣现在更成为一个笑柄，仿佛是苏联笑话一样，没想到是真实存在的：跳楼自杀不是大白而是小姑娘、感染不是上百例而是上千例云云。不管是在细节部分辟谣以避重就轻，还是根本就是玩文字游戏，都不免让人疑惑这种「辟谣」的意义如何。「辟谣」本身在防止恐慌产生的意义上，自然是有其积极性的（大恐慌是危险的，诸如《叫魂》），但其成为倾轧的工具却更为趁手——由公权力确认的「谣言」，无论其后是否成真，都毫无翻身的机会，也更不要期待事后等来政府的道歉或是悔改。辟谣不过一次一次损害公信力，顺带着让人质疑宝贵的人力和物力究竟在紧要关头置于何处使用。

「乖孩子挨饿、坏孩子吃饱」，这便是现在「谣言」的现状：曾说需要囤积物资、上海要封城的都被认为是谣言，理由大抵是「当时还没决定封城」，听信了谣言的过得好，没听信谣言、相信官方消息的只能饿着肚子。在谣言和辟谣的问题上，不要忘记李文亮。

核酸检测和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是「抗疫伟大胜利」叙事之中的重要中国经验，各地兴建方舱尽管目的不明，或许是为了政策转轨提前布局，也感觉到是一种合理的方式——极为讽刺的是，「上海兴建方舱」也被视为是谣言。方舱医院尚未完工、环境极差，缺水缺电缺卫生条件。「误判阳性」被带到方舱强制隔离，结束隔离后才能消除阳性标记，这也是听闻的，但不了解具体情况。类似不近人情亦不科学的操作，还有「亲子分离隔离」——儿童被单独隔离在方舱内，但是照顾儿童的医护人员数量极为欠缺。以「成人和儿童」作为隔离的分界点，其合理性何在？

读到了误判阳性的推送（录音文字稿已存档），能感受到整个对话过程中对方「毫不讲理」的那种痛苦和愤怒：除了「疾控中心的指示」之外，其他任何话都进不了脑子，人已经完全转化成了执行的工具，丧失了基本的理解和交流能力。整个录音文字稿看下来，实施执行措施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任何尝试理解这对夫妇的迹象，也并不考虑方舱医院在设施极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会造成「真正阳性」的后果。夫妇也并非单凭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有已经确认过的信息、已经出具的六天核酸阴性报告——一切都是真实，而这仍然不能说服脑子里只有「指令」的工作人员。这甚至都无需上升到良知层面，似乎是完全缺乏基本的理解和交流能力。

「人民在救上海，不是上海在救人民」。上海的基层组织无法支撑起治理任务，基于行政组织的管理已经不可期待：因为有很强一刀切属性的隔离政策和「全域静止管理」的存在，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不畅通，各地捐赠的物资是极为丰富，但是无法到达居民手中。（细致性不足的隔离措施对于边缘群体，诸如无法使用手机的老人而言是致命的，更不用谈需要医疗资源的病人（尿毒症、糖尿病、癌症、艾滋病等等））「最后一公里」很大程度上仰仗私人组织进行，居民自救。同样，这也导致（？）了不同小区之间的差异极大，两极分化的现象暴露得格外血淋淋：高档小区有品牌方专门送礼包、有余力和闲心挑选吃什么样的菜，而其他的小区则在抢不到菜、跑腿费和菜价昂贵之中挣扎。「仇富」情绪会滋生吗？谁是应当负责的？

公权力的倾轧、平庸之恶的滋生。看到很多个这样的视频，不论是大白还是警察，「疫情」成为凌驾于所有规则和道理之上的理由：尽管病毒的毒性逐渐减弱、损害逐渐减小，但是其作为一种政治理由的正当性却丝毫没有变化，这种错位是正常的吗？进一步说，「上级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有办法」的平庸之恶遍地都是。「煽动」、「挑起」、「境外势力」、「递刀子」政治性的污名化词汇不停地被使用，逻辑和讨论在「抗击疫情」面前一文不值，没有时间思考、没有必要思考，只需要执「抗击疫情」之名就可以正当化一切行为。可以扑杀宠物，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强制隔离，可以「传唤煽动聚集的小区业主」而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尽管具体的情况并不清楚，但警察传唤不讲依据、不讲理由，只谈「抗疫」，这在视频中是确定的）。「疫情当前，如此行为就是违法」的表述四处可见——违的是什么法？保守地说，现在的疫情真的足够有「紧急情况」的正当性吗？是奥密克戎较为紧急还是吃不上饭较为紧急？

「不要在互联网上当键盘侠，有这时间不如去做志愿者」。这种陈述应当如何理解？大体上是「不要批评政府，有这闲工夫不如去做点实事」的变体。这种发言的背后逻辑是：没有去做志愿者（做实事），意味着没有资格提出批评。这一逻辑显然是谬误的：为政者、有权者应当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而不是「有权者只能接受有权者」的批评。批评是一回事，做实事是一回事，做实事有价值并不否认批评有价值，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次生损害。由于奥密克戎的死亡率极低，在前几日公布的数据当中，出现了「十三万感染，一例重症」的比例。要么接受这个重症率，要么认为存在瞒报谎报的情况。如果接受这个重症率，那就必须考虑次生损害到底会影响到多少人。极为强硬的隔离措施，使得医疗资源和病人分开，需要持续支持的慢性病患者、孕妇和老人有极大危险。（微信公众号「包邮区民法饭醉谈」，4月14日发布「这是[饿零饿饿]年的上海，听到请回答」，整理了部分防疫措施造成的逝者，包括透析病人、独居老人、糖尿病人、术后无人吸痰导致死亡的病人等等。以及并无基础疾病，仅仅是因为隔离措施造成的延误治疗而逝世的人。）也许因奥密克戎死亡的人数会是零，但这些人都应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成本/代价/牺牲」吗？

为什么三年过去，似乎治理水平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应对疫情的方式似乎还和2020年初是一样的。特别在基层非常常见，在宁德出现疫情之后，各个县、村之间仍然选择「堆土封路」的方式限制通行权、限制人员在各个县之间的流动，而这一做法早已使用过、造成过不良后果（物资无法流通）、批评过（无权限制），但三年后仍然是「本能性地采用了」。没有更好的方法吗？还是三年之中并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2022.4.15

看到和记住苦难，安放自己的良心，使得自己能够安于一定意义上的苟且，能够安于「过好现在的生活，等待苦难落到自己的头上」。不忘记。苏联笑话、幽默感、苦中作乐，是人面对苦难的方式。

每个人都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真实，但历史不就是从「无数的片面真实」当中拼凑出来的吗？尽管自己并不了解史学方法，但是朴素的理解是：有更多的眼睛在看，有更多的大脑在记忆，那么还原出来的景象应该比一双眼睛和一个大脑更有可能接近真实。

哀嚎和哭喊。在上海徐汇区征收人才公寓的事情里，也有网上的声音说「本就是违规住，没有资格住在房屋里」。但这种「违规」并不能成为剥夺基本居住权利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以强制手段如此行事的理由。也有人说，「是无理取闹、提供了相应的安置措施」 ，至于为何要闹事，大体的理由也是：如果不闹事、搬走的话，就会被查到违规的情况，影响（疫情之后）的居住。不过这个理由似乎讲不通：既然已经被征收了，提供了相应的安置措施，那么不论闹不闹事都有可能被查——闹事被查的可能性反而更高，若和平地搬走再搬回来，也许就这么「草草过了」。视频里撕心裂肺的哭喊，似乎很难说是装出来的。那个视频给人很大的精神压力，没法看第二次。

作为「符号」的「大白」。在疫情开始时，穿防护服的「大白」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奉献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作为一个符号，防护服等同于辛劳、汗水、付出等等。疫情逐渐演进到现在，「大白」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也同样出现了关于「大白」的负面评论。「大白」开始逐渐等同于权力：穿上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似乎就拿到了强制力的授权、拿到了令牌，进入到一个「上克下」的管理者的角色，甚至进入到一个近乎于「打击犯罪的国家暴力机关」的角色。可以让跳窗而出、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喊「蹲下」、「滚回去」；可以拿防暴叉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大爷，而不是挥舞着菜刀的暴徒。「大白」的形象逐渐带有威慑的意味（如果我们不考虑被隔离进未完工的方舱的前景带来的恐惧感），或许防护服的匿名性更加滋长了这种不受限制的、恣意的权力欲望：没有公开性意味着无人可以监督、无人可以溯源，即使是有不当之处，也没有留下诸如姓名、警号之类的任何痕迹，只有一身白色的防护服和护目镜后的一双眼睛。（一种被正当化的「蒙面」）再加之「防疫」作为凌驾于任何道理和规则之上的理由，「为疫情防控大局考量」作为一种不知道边界何在的豁免权，「大白」更可以随意地行使不知道从何处得来的强制性权力（相信不是所有的防护服后面都是警察）。

分类和有罪推定。用「大白」来指代抗疫工作人员时，自然是忽略了其中的不同：有辛辛苦苦做核酸检测和提供治疗和照护的医护人员，有无偿提供帮助、成为「民间力量」「毛细血管」的志愿者，有维护秩序、彻夜值班的公职人员（在一种温和的立场上）——但也有「鸡毛当令箭」、向平头百姓挥舞权力的害虫。符号化地谈论「大白」的时候，自然会有指代过广的危险性。同样的，在（部分的？）公权者眼里，「不遵守防疫秩序」也是一个类别。且不说防疫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如何，「出于何种理由」造成了不遵守的结果，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不成为一个分类的标准——只要「不遵守防疫秩序」就应当相同对待。而如何「相同对待」？被推定为蓄意破坏防疫工作，是应当打击、应当惩罚、应当威慑、应当「滚回去」的「敌人」。而被归类为「敌人」的人，是不需要听理由的（就好像被归类为「极端女权」的人是无可讨论、无可交流的，只是需要被切除的「毒瘤」）：不过是狡辩而已。所以被误判为阳性的夫妇「不接受强制隔离的要求」，就是违反疾控中心命令的「敌人」：不论数据是不是错的、不论是不是有六天的阴性报告，都应该接受强制措施，因为疾控中心已经确定了行为的方式，越界者即是「敌人」。

2022.4.17

三重恐惧。在疫情之中，病毒不可见、无形，像所有的传染病大流行一样，病毒随时降临到头上，对人的身体构成威胁。第一重恐惧是身体面对疾病的恐惧。这种对无形之物的恐惧，是持续的、不消散的，构成了所有人暴露在户外（戴口罩与否）、暴露在他人面前的心理底色。进一步的，流行病带来的耻感、对病人的污名化，是第二重恐惧、社会性的恐惧（苏珊·桑塔格：「在疾病审判下，群体被玷污的陈旧观念」，史上所有疫病大流行的共通之处）。公权者应当致力于消除这种恐惧，而非将污名化、耻感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以图实现或好或坏、或公或私的目的（上海居委会：拒绝隔离「红码永远不摘帽」、「整栋楼不解封」，耻感和连坐）。第三重恐惧，则是公权借「疫情」之名的恣意。未完工的方舱和强制隔离的要求成为一对巨大的矛盾，使得强制隔离不仅要求公民牺牲自由，更要求牺牲基本的生活条件（卫生、安全等等），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基本权利限制完全丧失正当性。为了强制隔离的推行（生活条件在「清零」目标面前自然不值一提），健康码、封控从单纯的防控措施，异化成为一种执行手段、惩罚手段，成为公权者的「武器库」。健康码、行程码本就有着「老大哥式」的危险，而其滥用已成事实——数字手段对人的控制无可消除、无孔不入，健康码是「数字织成的生活之网」的通行证，而通行证被居委会剥夺，意味着人之基本生活被居委会剥夺。居委会和基本生活权利之间的强烈对比堪称讽刺。

连花清瘟和退烧药。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游戏」：大数据监测退烧药等药物的购买，担心患者在家自愈而不上报，而又大力发放连花清瘟，不怕患者吃了连花清瘟在家自愈吗？还是说，连花清瘟可以清除病毒而退烧药不行？总之「抗疫之前没有逻辑」，其后究竟有什么样盘根错节的理由、有什么样的输送和交易，不得而知。

疫情中的网络暴力。最早这类网络暴力指向的是「患者流调」，对患者的行程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匿名的网友对匿名的患者加以人身攻击，双方的匿名性使得道德水平的降低不产生任何负担——我不会被人发现，我的评论也不一定会损害到任何特定的、具体的人。除去「匿名的权力」之外，同样也因为患者本身处于「疾病污名化」的弱势地位，被认为在道德上处于低位，「可以被」评头论足。而打赏骑手这件事情，已经处于自己理解能力之外了：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如何能够成为网络暴力者的猎物。只能说自己对于匿名的互联网用户慷他人之慨、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能力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性的善恶（善？）都可以通过技术放大。

2022.4.20

生活需要「非必要」。「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这两天在微博上有许多关注。以疫情和丰县为主题的自然是格外亮眼。疫情使得生活压缩成为「必要」的事情的集合，出现了一个审查机制和自我审查的机制，或者说是「对审查机制的内化」。当「非必要」的事情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被认为是「没有做出足够的牺牲、小布尔乔亚式的」（一种革命话语）的，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那么自己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就会掂量掂量。上海的例子是生活真的被贬低为了「生存」，在其他地方，典型的思考是「为了疫情防控大计」，能把那些与个人相关的、与经济生产无关的东西都剔除掉，是最简单的——就像一个大工厂里，工人只需要为了上班而出门，而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了赏花和喝啤酒而出门。人被降等为了无个性的零部件。如果往大了说去，或许是高效的生产、资本计算下的美好生活，但是一定不是「文明」。

2022.4.24

2022.4.27

疫情带来的重要不良感受是「不确定」。一切都是依照疫情防控形势灵活变化的。逐渐大家也并不知道哪些是依照疫情的变化而变化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换言之，哪些仅仅是懒政怠政，并没有尝试追求确定性。确定性对于权利保护是极为重要的。典型的例子，上海留出四个小时封城，人如何准备好呢？既然政府并没有能力保证人们在封城之后的需求，又没有留出充足的时间让人们自己准备好：那么和不可预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有何种区别？仍然是程度的问题。现在的疫情形势以及整整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经验，确实是没有办法作出更好的选择吗？更重要的或许是后者：这三年（或许说两年更合适）的疫情防控，到底给政府治理带来了什么？尽管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案，但是至少结果而言是远远不能让人满意的。要不断发问：为什么没有办法提前去做、为什么没有办法给出更早预警？如果人民太容易满足、太容易为政府考虑，那么政府永远没有动力去改进。中国人、底层人太无私、太习惯于牺牲了！

2022.4.28

方舱与「镀金」。方舱并不在管控那些真正是阳性的人——至少不完全以此为目的。即使核酸检测是阴性，并不能给出一个持续管控的理由，仍然需要通过方舱来去掉身上「患者」的标签。至于这个标签是谁打的、为什么打、有什么理由打，似乎都是处于不明了之中。方舱被戏称为「镀金」，进来再出去之后，污名似乎就洗净了。这种意义上来说，方舱又是「洗礼」之所，仿佛有一种宗教的意味。（镀金的表述，出现在推送「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中。）

我们需要讽刺艺术。同济大学的「猪肉刺身杯」就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行动，也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有很强的力量。第一个人站出来，以有力、直白的话语痛击读通稿的、尸位素餐的有权者，而后蜂起的是致敬者和模仿者。指代如此隐晦，强烈的象征性，使得讽刺有长久的生命力：对于有权者而言，近乎于「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可逃避。这种绵长、无处不在、无可击败的力量，是在强权的夹缝里生长出来的讽刺。

2022.5.9

2022.5.11

健康码的权力隐喻。感觉自己最早见到的表述是「健康码变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做……赋黄码」。從不強調動作主體的、自然發生的「变」（なる），到強調主體的、作為控制手段的「賦」（する），是不是表征著某種微妙的權力更動？即使最早也是第三方有決定權，但是這種「剝去外殼」的赤裸權力行使，好像也有很豐富的內涵。并且，健康码逐渐已经接近《算法的力量》一书中谈到的技术使人「不能违法」自动执行效果，非常强大、非常危险。

新时代掩耳盗铃。上海完成军令状的方法，是减少核酸检测的总人数。

2022.5.12

核酸检测作为一种规训。介入日常的身体技术，每天需要排队、刷身份证、捅喉咙，将一种强制性的仪式合并为日常的一部分。

「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这三个词都很有意思。首先，「歪曲」这个词说明了一种真理性的解释的存在，而解释权自然是归属于政策制定者的，那么，什么是忠实的陈述什么又是歪曲呢？基层执法人员对防疫政策的「错误贯彻」，是否能被认为是「对防疫政策的歪曲」呢？其次，「不得怀疑」几乎意味着「不得讨论」，若对防疫政策坚信不疑，脑中没有生有「是否有效」的问号，自然没有可能开启讨论。最后，「不得否定」意味着没有相反观点存在的余地，不兼容的、不一致的方案大抵和「否定」相同。如此来看，政策制定者就有了教条的制定权了，制定出不可讨论、不可说的律令。

不可见与可见。为了对抗不可见的病毒，自然需要有一个可见标识作为「对象」——诸如健康码、行程码。但这种可见的标识似乎正在逐渐与不可见的病毒相分离，成为一种纯粹形式的壳子，甚至有优于实质的效力——即使你有长久的阴性证明说明自己在「实质上并没有感染病毒」，仍然需要经由复杂的手续（乃至走一趟方舱）让自己的壳子变化。实质证明和形式证明遵循两套不同的逻辑：当形式具备自己的独立意义之后，就异化成为一种单纯的权力工具了。

昨天整理微博，看到2021年2月，武汉菊花供不应求。那时候大家都纷纷在感叹，这一年真不容易、一切都过去了，已经到了缅怀和纪念的时候。没想到「去年的武汉」并非是永远过去了。而2020年的2月7日，人民日报要求「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2022年5月，我们已经拥有了不可置疑的防疫律令，谈公平正义、谈人权保障、谈私权神圣、谈人文精神，都抵不过「防疫方针政策」。没想到「清零」可以和全面小康、消除贫困人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概念并列在一起——都是到了点就会自动实现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一体化」的活动。

2022.5.13

2022.5.16

回想起前一段时间关于「羊」和「大白」的讨论——用「羊」和「大白」这对词来描述，也是某种非常有冲击性的巧合。「羊」的称谓显然是对人的物化和贬低，「大白」又如何？这两个称谓之间是相互对等的吗——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一称谓的。「大白」这个称呼至少在一开始是非污名化的，甚至是有温情的、可爱的。而「羊」一开始则是在一个污名化的语境里面使用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之前武汉兴建火神山医院的时候，对施工器材赋名「蓝忘机」「呕泥酱」的事情，但其中的内涵似乎又很不同：是一种泛娱乐化的倾向。「命名」这样的一个行为带有什么样的意涵？自己的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自己进行分析了，应该去读什么书？

方舱医院从应急设施转为永久设施。真的是要动态清零一百年吗？

2022.5.22

政策一步步收紧。尽管目的不是一场围猎，但是确实有一种包围圈逐渐减小、「手脚逐渐被砍断」的体验。一切从五一假期结束时开始。在五一假期之前，三月初转为审批制封校，三月三十一日转为报备制，五月四日之后又转为审批制。之后情况便一路变糟。室内体育场馆全部关闭，所有集体活动无限期推迟，包括各类舞蹈、球类竞赛、运动会等等。五月之后开始政策变化：非必要不出校、重大事由出校、一事一议、审批提高到学校层级（一审学院、二审学校）、出校后清华东路隔离三天、出校后清华东路隔离七天、只进不出——大概经历了如此流程，但是具体的顺序应当有所讹误。昨日或是前日，海淀区宣布提级管控，人大被精准地划进重点管控区域。前几天外卖停止了，似乎快递也正在停止的路上。海淀区则是全区居家办公一周，交通逐渐开始放缓到停止。

昨天晚上有很多人抓住最后的时刻离校，因为不知道政策会收紧到什么地步：已经经历了许多轮政策收紧导致的审批失败，毕业生和非毕业生到何时为止能自由离开学校，已然是成为未知数。今天早上起来，导师也建议大家「抓住窗口期离校」，大约是有更上层级政策决定的消息。西门离校的队伍排了长龙，在夜里拖着行李箱。尽管自己的宿舍因为许多需要工作的人已经在外租房或者正在线上办公，所以没有见到这样的景象，但在朋友圈里、熟悉的群聊里，都见到说「跑路的盛况空前」。大概是乌云压在了城楼上。

但其实并不是那种确定的恐怖、那种完全无法忍受的压迫：让人恐怖的、让人无法决策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不知道最终恶化的底线是什么——大概是上海吧，甚至有可能是因为地处偏远无法看到的其他城市，比如吉林。恶化到那种程度的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成本：尽管自己只要能保证生活下去，不会有除了生存治疗和心理健康之外的其他损失。但很多人并不如自己这般幸运，工作、升学都要求他们不能在宿舍里面壁。

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完全无法估计。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官方消息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小道消息又是众说纷纭，综合所有消息进行一个预测性的判断实在太难做到。上面的政策制定者大概也不知道自己需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所有政策都是因疫情而变、「因时制宜」的，丝毫没有稳定性可言。如果你把疫情想象成一场战役、把人民都想象成「全民皆兵」的样子，要（被迫）配合政府去打这场战：在这种「战争」话语下，「兵无定势，谋贵从时」当然没错。但是，问题在于：敌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真的是一场「战争」吗？

2022.5.30

写作是一种「鞭打」。并非是「向前驱动自己」的鞭打，而是让自己记住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原先有的样子的鞭打，因为人很容易被套入一种叙事、一种理念之中。自己会感觉到「人数降下来了是件好事」，于是就会将其归功于强硬的隔离政策、强硬的管制政策，从而得出一个「强硬的隔离政策是好的」这样的结论。这时候就会忘记隐藏于整个叙述背后的前提：奥密克戎真的需要清零吗？这种前提是不会被谈到的，是默认的、是整个对话的底噪和背景。「感染人数下降」不论在清零还是共存之中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健健康康的当然是没问题的。如果忘记了前提，把「隔离」和「感染人数下降」画了等号，就无疑是落入了这个隐而不发的前提陷阱之中去了。

2022.6.1

「不是解封」。今年官方特别在意用词，比2020年的疫情在意的程度远超。应该正是因为没有面对一个真实的对象，所以要不断地变换用词以实现自己的逻辑自洽。当你没有一个真实的对象要管控，管控的是一个自己捏造的概念的时候，「讲谎话的人」一定会出现逻辑上的问题。那么，只要当自己每次讲到和之前有出入的地方，就创造一个新词、打开一个新的陈述的时候，问题就消失了：因为我和之前讲的不是一回事，所以也没有逻辑上的问题。白日行窃，掩耳盗铃，便是如此了。「上海式辟谣」把这种伎俩发扬得淋漓尽致：发布消息称没有封城，但是最后还是封城了——错了，这不是封城，只是「上海按下暂停键」。同样的，全体居家办公、全体静默也不是封闭。概念上和语词上的游戏花了许多心思，像是智者派的诡辩。

自由的归还。上海解封，大家终于可以走出家门自由出行，这一定是件大大的好事——自由一定是值得庆祝的。在这种时候，就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当你去提醒「不要为自由的归还而感恩戴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人误以为是在表明「自由是不好的」。但其实想说的是，不要忘记自由是天赋人权、不要忘记自由是应得的，不要忘记「被夺走自由」的痛苦和不合理——不要只记得自由回来了，也不要误以为自由回来了是一件应当感谢的事情。我的自由是理所应当存在的。

2022.6.6

污名化的固化。新冠让人成为二等公民。有没有生理后遗症不说，会出现「社会后遗症」：在社会上你被认为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好像之前的乙肝患者和现在的AIDS患者，但起码这二者还是存在传染性的，有些微的「生理上的理由」，新冠则纯粹是一个借口。倒要看看一个疾病能被异化成什么样子。

2022.6.17

技术权力。红码之后，寸步难行，大量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人能接受这种基本权利的剥夺，其正当性（如果有的话）也仅仅在于有更大层面的、更紧急必要的防疫需求。现在奥密克戎之下，这种「紧急必要」的防疫需求已经逐渐削弱，没想到还能出现完全作为「治理手段」「控制手段」的健康码使用方法。这可能仅仅是一个角落，甚至只是一个开始？

两侧都是危险的，一方面是结构性的公权力、密不透风的公权力之网，另一方面是公权力与私人暴力的勾结，公权力的倦怠和缺位。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各式各样的权力挥舞在一般人的头顶。如何在「公家的拳头」和「私人的拳头」之间求取平衡，果然是永恒的命题。但是，公权力与私人暴力如果站在了一边，那么就没有平衡的任何必要和任何可能了，只能是任人宰割。公权力并非没有办法限制这些人，仅仅是单纯不想用而已。「健康码」（现在还用这个名字实在是有些讽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是绝对危险的，先打向了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更是好笑至极。

2022.6.20

现在个人信息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确实是掌握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同时也证明也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足够强大的管制。若处于基本权利的保护，审慎地使用个人信息的处理能力衍生出来的权力，那么不将其用于打击犯罪是可以理解的——和禁止刑讯逼供保障基本人权是一个道理。但是，当恣意的权力以维稳的名义挥向老百姓的头顶，恶人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四处流窜，权力的铁拳难道不是长了一副伪善的面孔？

2022.6.21

逐渐已经演变到了「活人可以被空气墙卡死」的局面了——年轻人尚且如此，老人从防疫一开始实际上就面临着这样的极大困境。对老人的关怀措施一茬又一茬，但是几乎都是在现有科技的基础上往下退，是「现有生活方式的向下适配」，而不是对旧有生活方式的保留。一瞬之间，老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几乎就消隐无踪了——移动支付的普及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其至少是一个相对渐进的过程，而且实体货币交易起码有「不得拒收法币」的规范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0〕第18号）。疫情防控（昨天看到一句深以为然的话：现在的问题不是疫情而是防控，所以之后都明确为疫情防控或者防控）则是一下将生活的最底层运行方式打碎了：走路和吃饭都需要被验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得到一个电子的「防疫合格」戳。

技术层面和「公」的治理层面是其一，「私」的人在这种制度下如何反应是其二。推送下面，果然是有十分「防疫正能量」（这个词已经让自己过敏了，是完全的贬义词）的评论：为了防疫大计，这样的做法就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通融的。这便是更大的问题了：如果所有人都对这种「无效而无情」的防疫措施大加赞赏，真不知道反思从何开始。作者在一个回复当中说得好：每一个问题都有另外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本不该成为问题」。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讨论解法，再如何也是枉然。国民如果被防疫政策规训成为丧失基本判断的复读机，只知道在事不关己的时候挥舞着「防疫政策」的大旗，那么再找到另一个借口、再找到一个大旗来挥舞，消灭自己的基本道德和伦理判断，就比较简单了。

出于对人性的一贯不信任，自己从来对「伦理和道德」并没有太大的关注。在疫情防控之下，公权的层面上「法治」的价值被无视，私人的层面上「伦理和道德」的人类基本判断被消泯，不论是公权力还是私人，都在挥舞着「疫情防控」的大旗，尽管这个大旗已经是一具空壳。法律已经被疫情防控击打得千疮百孔，规范层级、权力授予、私权保护、知情同意、基本权利这些概念已经完全消失在防控的汪洋大潮之中。更慨叹的是，在法律力所不能及的场域里，私人的伦理和道德判断也在消退，不知道是暂时的悬置还是永久的死亡。从来没有在其他时刻，这么希望呼吁伦理思考和道德思考的回归。

2022.7.10

在毛象上见到一句很妙的话：「这个国家是而是一个强权国家，时而是一个无政府国家」。这句话实在是很生动地刻画了自己的体验。国家权力的缺位和国家权力的倾轧是完全不矛盾的：大政府和小政府完全可以同时存在。有这样的国家暴力机构，还有办不成的事情吗。

2022.9.8

上海并没有消失，上海存在于全国各地。发生在上海的悲剧要一遍一遍在全国各地发生。行政能力没有任何进步，或者是不想有任何进步。经济的正常运转和防控的政治需求之间已经开始相互牵扯，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不可能一直紧绷神经生活。八年抗战是因为有实实在在的「敌人」，而防控已经从实实在在的敌人变成了「叫魂」。

或许在抗战时期也有类似的谣言吧？在见不到日本人的地方，或许抗战也像是一场幻梦，也像是一个似乎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危机。但你总能听到一些，你总能知道一些，在没有卷入战火的地方，生活仍然是在继续。一样吗？似乎又很不同。那时的国家权力与现在的渗透程度和管控程度大体上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生活似乎没有一个一盘棋式的国家在场，更多地是地方权力。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对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想象——或许可以读上一些描述当时社会治理的书。而现在，「国家」的概念被明确地、反复地言说，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在治理，作为一个统一概念、单一制的、抽象的「国家」是有明显的地位的。于是人的怒气似乎失去了指向，指向地方政府的愤怒被归结于国家政策和层层威权压制，指向国家的愤怒被归结于地方政府的懒政怠政和执行问题，复杂的系统当中并没有可以指责的人，说到底全都是「系统的错误」——仿佛如果有一个完美的系统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制度的错、系统的错、人类局限性的错，没有人要为此负责，付出代价的只有被治理的人。

能听到声音，尽管听到的声音是扭曲的——其实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所有人都没法听到完全的声音，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带有噪音的、扭曲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捂起耳朵，对吧？带有噪音的声音也反映着事实，去伪存真、去糟粕取精华，这也本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学会的东西。鱼肉里有刺难道就不吃了吗？挑出刺来。诚然，疫情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人民的苦难也是真实存在的。退一万步说，难道一切都可以叫「必要的牺牲」吗？即使在完全不质疑防控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情况下，这种牺牲也可以叫做必要吗？这才是问题。不需要论证防控的必要性、不需要论证疫情多么危险，只要告诉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民」由谁来救。

但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看客。这也是很自然的吧，大家的眼光就局限于自己的小生活，善良的人也并不多——幸灾乐祸、从众、顺民也只是人的根性。给隔离政策叫好的，在隔离政策落在自己头上之前拍手称道，认为「就应当这样才可以防疫」，应该是大多数人。有时候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人会丧失基本的判断，似乎没有基本的同理心。按道理来说，抽象的东西难理解、具体的东西好理解，但为什么反过来了呢？「大计」反而变成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利用，一个一个受苦受难的个体反倒是没法让人理解。但也或许是因为大家看不到——《算法的力量》告诉我们现实是被技术扭曲的，如果你都没有好的途径来看到真实的世界，一切似乎都无从谈起。如果强硬的防疫政策也不导致任何人受害（在一个正能量的叙述里），自然没有人会反对。可是为什么不能把受害明明白白地摆出来呢？经不起质疑，为了稳定，可悲。

2022.9.13

词语的变化在疫情期间发生得格外迅速，高中低风险的分类方法似乎已经没有人用了——但是仍然能见到针对弟中高风险的规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低中高风险已经变成了诸如管控区、高度注意区域等等层级不明意味不明的词语。还有，封城已经不可以叫做封城，而叫做「静默」和「静态管理」。而隔离点也不叫隔离点，叫做「健康驿站」。换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似乎仅仅是增加了荒谬。

2022.9.20

和转运犹太人的闷罐车一样，车上的人问「车开往哪里」，没有人回答、一片寂静。茫然、恐惧、不舒适、痛苦，呼吸不畅的旅程，最终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开往地狱的车」「开往死亡的车」并不是一个比喻句。夜间本身就禁止大巴行驶，但是为了一个荒谬的、无意义的「转运」，高速公路可以违禁打开道路，也可以违法在晚上实施行政强制。疫情之下法治是什么？禁止是什么？规则是什么？似乎所有人都逐渐在习惯「疫情最大」这件事情，习惯疫情可以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的借口。已经完全不对等了。

27条人命似乎也不足以唤醒麻木的人。对旁观者而言，27条命不过是数字而已，只是「十四亿中国人里面的小小一点」，这点也可以是必要的牺牲。那些看不见的牺牲或许容易被忽视，流浪汉、独居老人、留守孩子、穷人，都在挣扎、在备受煎熬，但是旁观者自然是衣食无忧、高枕无忧。27条赤裸裸的人命放在眼前，这种「赤裸裸的死亡和牺牲」仍然看不见，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和要求强硬防控、严格「清零」的人来说：谈共情的时候，他们谈老人小孩要死去、要被放弃；27个人的人命摆到眼前的时候，他们又说「顾全大局」，又说这只是为了全盘考量的必要牺牲。躲躲闪闪，在论点上漂移，根本的非理性、根本的冷血无情。和谁共情？又和谁讲科学？讲得出什么科学？隔离了那么久的健康人为什么要闷在防护服里拉到一个边远地方去隔离？不开空调、不开窗户有什么意义，在山路上会播撒病毒吗？没有人在乎。大家都知道在演戏，大家都还在继续演戏。

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转发后遗症的消息，行文措辞一看便是连语文都没有学好的民科，以「美国编辑的病毒」阴谋论作为基点。论证责任的异常倒置在这里显示得格外明显，「限制自由的人需要负担论证责任」，但是往往被要求负担论证责任的人是错位的：要证明「新冠没有后遗症」、要证明「新冠不会造成任何损害」。魔鬼般的证明自然是无可完成的。也许十年之后，终于出于什么因素，政府终于愿意承认「新冠没关系」：那又怎么样，十年时间已经逝去了。上面的阶级完全没有什么损失，十年内被反复碾压的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输家。总之只要想做管控，那么就会有用之不竭的借口。

紧急状态真是随手就用，想限制学生就限制学生。在大前提是错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都像是一场闹剧：所谓的响应迅速，所谓的紧急状态，所谓的「核酸异常、复核阴性」，不过是表演罢了——如果都没有一个值得回应的敌人，那么，再快速的响应、再合适的政策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只是比那些懒政怠政的杀人政府要好。对最关键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人问。

还要说是「虚惊一场」，说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平安」——和「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一样虚伪、一样道貌岸然。上海封控，解封之后，要感恩戴德什么？要感激政府还我自由吗？我庆贺自由， 唾弃夺走自由的手——是什么，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机构、是具体的政策，还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国家」？我庆贺自由，不庆贺「自由的归复」，这个过程并不是需要感恩戴德的。

「静默」这个词是对汉语的侮辱。其一，冠冕堂皇。控制、封控、限制自由，关乎本质的词语都不用了。之前还会用「静态管理」的词，似乎想要微微消除强制力的色彩，包装成更温和、更中立的词汇，但是仍然有「管理者 – 被管理者」的对立关系。但到了「静默」之后，管理者消失了，词组变成了「保持静默」：一下子变成了被管理者的主动选择，强力的控制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意志，规训进步为自我规训。其二，似乎能想象出其中包含的强烈隐喻意义，被管理者要自己选择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身体上保持「静」，嘴巴上保持「默」，垂手站立、低头看脚——下一个「全体保持静默」的时刻是什么、场景是什么。

在中午解封之后，大家都开始说「人大速度」「学校效率高」。当然，对背后问题的忽略是不可以苛责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集体记忆逐渐扭曲。

惊恐地发现，自己对19、20年的疫情过程已经开始模糊。隐约记得当时有大量要求牺牲、有大量的「战争话语」、有大量死亡、有大量的低效工作。红十字会积压的物资，未完成的火神山（在这个过程中的泛娱乐化）、封控导致的大量死亡（今天也同样在重复）、护士被强制剃头还加以宣传，这些自己大概都记得。

今天回顾过去，可能会说「现在的封控是不合理的、当时的封控是合理的」，但要记住，这只是一个大面上的判断：这不意味着那些在封控之下的死亡和牺牲是可以被原谅的。也不意味着那些「辟谣」「处罚」都不存在——不意味着李文亮只是一个「去世的医生」。慢慢回忆起来了，吹哨人被作为谣言处理。

越回忆，越感觉一切都还在重复：还是有人被当做谣言处理，只是谣言的对象不是「疫情」，而是防控。所有地方的防控都是不能说的，贵州、新疆、江西，嘴巴都被紧紧捂住。还是有人在封控里死去，不过更加无谓，不过并非是「政府无能为力」。还是有大量的人要牺牲、要付出，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为了一个无谓的目标付出汗和血。一切好像都没有变，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还在，只是那个目标变得更加虚无、更加无谓，一出大戏演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入迷。

夜里的大巴要开向何方啊？瞎眼的马拽着马车去往何处啊？

2022.10.13

其实已经不是疫情观察日记了，或者说不只是疫情观察日记了，更像是一个个人的历史记录——主观史吗？如果用一个很Fancy的名字来说的话。

一切似乎都向着「抗疫要长期化」的方向行进。很像希特勒当年的「全面战」思想，一切都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不惜一切代价地向内投入。现在主导决定的到底是什么理由？是对当前局势的研判，还是一种「骑虎难下」的惯性。一时性的、权宜性的应对和防御，变成了一种长期的、主动出击的规划，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在顶层设计、在宏观层面，一切变得遥遥无期，但是这种遥遥无期并非是「病毒的不确定性」导致的：而是一种理性的和有意识的规划，病毒这个实体已经在抗疫当中消失、退位了，取而代之的决定性因素是顶层的安排和决策。所有人都对此是有意识的，话语已经转变成为「在二十大之后的政策如何」——以政治事件为时间计量点，而不是以自然时间为计量点。仿佛病毒是「有政治觉悟的」，依照政治大事件的发生来规划，而非依照自然的节律演进。在微观层面上说，一切却仍然是不可控的——客观的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回归了：谁会被感染、谁会被检测出阳性（这两者似乎是很不相同的）都是不确定的，而这样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藉由严厉的政策作用于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生活处处受阻，禁令如林、陷阱无数，所谓行动的自由早已因为条件的过于繁杂而减损至零。

为了控制看不见的对手，禁制和禁制所需的相应权力自然要弥散到毛细血管当中，社会中的每一处都需要成为权力的持有者和协同者的地盘。诸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事件，因为享有「基于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进行处分的权力」，无人性和无道德便无穷地膨大，以至于不可理解。或许此人的本性如此，但是无节制的权力即是让「恶人更恶」的催化剂。也联想到招收防疫相关人员，「有前科的不限」——这便是让权力弥散到不该去的地方，为风险点发配了刀子，让地痞流氓作为管理者。

2022.10.15

被判定为次密接，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污名化和隐私的无尽暴露。即使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健康监测也没有集中隔离，但是那种「被瞄准」和「坦白从宽」的体验已经非常糟糕了。对日常生活、日常计划节律的打断，当然更不用说：安宁的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可求的，只要和外界发生联络，只要不自我阉割，就一定存在被铁拳无理由击打的可能性。

2022.10.23

河南村镇银行「赋红码」也并没有过去多久，这个手段实际上已经被学走并且被广泛地应用——只是因为使用者的地位和理由的冠冕堂皇，所以似乎并没有人对此抱有质疑。据说北京健康码对563个市弹窗（数据未确认），占据了全中国的城市的绝大多数——买高铁和飞机票去北京近乎是不可能的。但有任何可以明说的理由吗？至多便是二十大，有必要维护北京的健康和安全——只是，这是一种符合比例的手段吗？北京在技术上成为了不可及的孤岛、成为了永远无法到达的通天塔。到北京的代表也并无什么特殊性，只是「数量上不多的来自中国各地的人」罢了，其生命健康也没有高于一般人的价值，似乎也并不造成任何超出一般意义的「疫情传播风险」。究其原因，理解成对上访的技术统制应当是恰当的：本身在大会期间，各地大概都会有更重的管理上访人员的负担，只是这件事情现在由自动的健康码来代劳罢了。致密的技术管制之网。

2022.10.28

强制和欺瞒。恐怖电影照进现实。

2022.10.30

2022.11.1

不再参加疫情的公共讨论。对“大策略”不进行讨论，只对现象进行讨论——和疫情无关，和人性有关。“大策略”的领域因为不是自己可以说话的领域，这个领域里的人不说话也没有办法。说自己能说的话，不能说的话就不说——只能说是受到技术和专业的限制：没有办法做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没有办法做医学上的讨论。所以加入“大策略”的探讨是无意义的：不能提供智识支持，也不能判断谁对谁错，只能是增加一些杂音。当然，自己不参加讨论并不意味着自己反对别人参加讨论：只是因为自己太疲惫于这种无意义的纠缠，或者说自己的能力仅仅可以考虑小的问题。规避强烈的无意义感，这样自己才能持续地说话、持续地参加讨论，策略性地保存自己的体力。

这里不用“导致园区封控”这个词，因为根本就是恣意决定，而不是自然的因果关系——“导致”暗示了一种因果关系。当隔离不隔离也全看“大白”的心情来挑选的时候，所谓因果关系就完全是一种虚伪的措辞。

4月15日的时候，就写过作为符号的大白如何演变：从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演变为一个相对负面的形象。而现在，因为已经不存在需要牺牲的大白、需要彻夜工作的大白——至少不需要真正为了抢救病人而这样工作，都是来自于政策的加码导致的人为负担。出现在台前的、出现在视野里的大白，都是不知何处找来的街溜子——一份没有门槛、需求紧急的工作，却带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和不可追责的匿名性：“疫情”是凌驾于一切利益至上的借口，而“防护服”又是其脱离事后清算的保护壳。已经完完全全是负面的形象。

2022.11.13

2022.11.20

进出校政策再次紧缩到了最严格的状态，回到了全线上上课的状态。在疫情时代，时间是扭曲的，时间并不按照一条直线来行走——可以说是完全和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不相符合。时间像毛线团一样，一圈一圈地缠结在一起，发生过的事情再次、再再次发生，明天不知道通往何处——是通往后天还是昨天？理性已经处于完全的悬置状态，一种神秘主义的不可预测氛围笼罩一切——我可以以来我的理性来理解我周身的世界吗？完全不可靠。客观的世界在按照理性和自然规律发展，但是楚门的世界却以一种不可以得到共情同理的方式在运转。我的同胞制造了这个笼子，我对同胞的信任降低到了极点。像是活在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里，时间、空间和身体都被一圈一圈地卷动，身不由己，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