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观察日记（第二部分）

2022.11.25

人性逐渐泯灭，每个人看到的只有落到自己身上的「行政责任」「处分」「批评」，近处远处的哭声都听不见了，塞住了耳朵，与自己无关。

对概率的操控（来自雅姐的idea）。产妇的死亡率和新冠的死亡率相比——前者是“医疗技术发达的小概率事件”，后者是“人民生命至上”。鼓励生育、强制生育，强制人民足不出户。两个的概率或许新冠更低，只是任意打扮而已。人民心中根植的恐惧，没有人解决、没有人回答。

对乌鲁木齐大火，还是有人在表示：这和防控没关系，并不完全是防控导致的。自然，自然，这样的话是无法反驳的：十五楼十八楼的人下不了楼，和关闭的一楼单元门无关；窄窄的门口大概也不是因为防控而设计的；消防车的反应缓慢也不能被证明是疫情导致的；因为房主在方舱移不开的私家车也只是小概率、少数，即使移开了事情也不会有改变。

可以提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来说明「这和防控无关」，但是和防控相关的呢？——如果没有防控，一切可以改变多少？新疆大火可以说是可以接受的、相关程度比较低的例子。那贵州大巴呢？那跳楼和自缢的人呢？露宿街头的人呢？徒步离开富士康的员工呢？瞎了眼。

只会在这些例子上说无关、无关，谁来论证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自由——基本的理念：自由的限制要说明理由，自由的维护不需要说明理由。公共利益，对吗——谁来说明放开了会怎么样、数据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放开？「国情在此」，国情是什么，国情比印度要差？「生命至上」，放开会死多少人、不放开会死多少人，为什么一个数字也没有？决策者是有能力拿出数字的人，也许是唯一有能力拿出数字的人，但没有。无所谓数据如何算出来、无所谓数据的真假，只要有一个能够被称得上凭据的数字，也是足够的。

苦难就在眼前发生，喊叫的声音冲不进你的耳朵、铁拳打不到你的脸上，可以熟视无睹、可以装睡、可以说「那都是个案」「那都是假的」，那也无计可施——因为能这样说的当然都是安然处之的，当然都是「铁饭碗的特权阶级」，当然都不饿肚子、不需要出门干活、不需要担心自己被突然拉走。只要一句「没有发生在我身边」就可以把一切都抹掉。

只能等待报应，所以越来越相信报应，无计可施。如果不选择犬儒，就要面临巨大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但选择犬儒，便要丢掉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简单也简单，闭上嘴、合上眼、堵住耳朵，躺在特权上睡觉就好了。只是良心的问题不能一直不回答：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

关于政策到底应该怎么做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看到的世界与其他人看到的世界并不一样。我相信文字、视频、图片，就有人不相信文字、视频、图片。面对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然是无法达成任何最基本的共识——我没有数据、我没有素材，其他人没有数据、其他人没有素材，各自对世界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我的真实是哀鸿遍野，你的真实是太平盛世。我完全尊重你对世界的理解，无话可谈，也无必要谈——达成共识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即使达成共识也并不能成为决策者。

不像父权制结构的打破有赖于长期的社会变革，有尝试一遍一遍说服、一点一点扩大同盟的必要。这样切身的、短期的、急迫的处境，说服显得累赘、不可能、不必要——我为何需要你站在我的身边，既然苦难已经创造了同盟军？

放弃幻想，站在一起。哪有什么救世主？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圈层的原因，至少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和转发——好像在燃烧一样的场景。只能说很少见，不知道会持续下去吗、会变得更大吗？不知道。但是燃烧的场面总归是让人有力量的，四处呼应的星火——努力，慢慢努力，一点一点努力。

对公权力彻底的失望、彻底的排斥，永远不要信任公权力——只信任具体的个人，不信任抽象的实体。永远记住：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走过了这段时间，是谁给的？是我们自己，是人民，不是政府、国家。谢谢大家，谢谢伙伴，谢谢同志。

2022.11.26

从策略上来说，局部的抗争是最安全的——对每一次的侵犯表示反对。是有理有据的，更不能容易被污蔑或者无端地挂上名头。在面对铁拳抗争的时候，少说大词、少说理念，只要维护自己脚下的立足之处。

模糊视线的一种说法：难道我们第一年开始就要像国外一样躺平放开吗？当然不是，第一年乃至第二年的做法都不反对，但现在到了第三年，时间和世界都在变化，想法却不变化，合适不合适用脚指头想想都能想到。

现在对阳性的恐惧并不来源于病毒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方舱和根本不存在的生活保障——像货物一样被转运和管理。

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已经太多了：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在配合、服从和牺牲，而狗官满眼看到的都是刁民。

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像是“一块没有用过的肌肉得到了锻炼”，公民意识的崛起——中国人呐！

2022.11.27

“为同胞挺身而出”的勇气和冲动——没有任何目的。

2022.11.29

各地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还在继续，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展开。自然，又有很多扣帽子的表达：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煽动，如此等等。仍然有一腔热血、闪着光的大学生们是让我惊讶和钦佩的，那么勇敢、那么坚定。自然，又有中年大叔出来劝解大学生，说要冷静、要理性、要防止被煽动。这样的措辞早都是看过了，只是一直都是嗤之以鼻，没有想过怎么好好的反驳。做一做细节的区分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其一，是否是单纯的「被煽动」，也就是说煽动者是站在身后的，真正在活动的只有大学生、只有在前线活动的人。那么，这种指责就是在怀疑人的判断力，只是单纯的污名化和扣帽子——当然，这里的污名化也只是建立在「境外势力是坏的」这件事上，这可以之后另说。「被当枪使」可以作为一个个体化的评价， 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被欺骗的时刻——比如在传销组织当中。但是传销组织的洗脑功能也只是建立在极其严格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手段之上的，「扩大化的传销」是困难的。「被当枪使」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指责，无疑等同于公众是愚民、是没有判断力的。

特别的，这种指责似乎也要结合上说话者的立场来看。如果区分这个区域的实际统治者和外部的「境外势力」（如前所述，这种建构本身就是虚无的、存在巨大问题的），那么统治者认为人民没有判断力，实际上是便利于其对人民的愚民政策控制。进一步的，其实对国民施加更大影响的是这个区域的统治者，特别在一个强审查和强宣传的政体之下。那么，这种「思想控制」的指责便显得相当无力和讽刺了。

其二，如果是在前线活动的人当中有所谓的「境外势力」。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以单纯的「身份」来做所谓好坏的判断？明显的舆论倾向是这样的。表示「港台口音」「外地人」「不会说中文」等等，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地去指责。这也便是与地域相联系的污名化，一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便隐含在背后。但凡与地域相联系就先见地去指责，用民族主义话语去覆盖掉个人真实存在的苦难和诉求——只要是香港人台湾人，就是分裂国家的境外势力，就是不安好心。这种指责无疑是完全错位的。

在层层筛选之后，剩下来的部分或许可以有指责的正当性：因为泥沙俱下的时刻，总存在浑水摸鱼的情况。这算是一种极为温和的立场。并且，这里的正当性也仅仅在于指责，因为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和评价自由，若是引入了公权力的要求，那么对事情的理解便也非常不一样了。对浑水摸鱼、夹带私货可以有指责，但是公权力审查和倾轧是另外一回事——这便是对制度正当性的更根本的质疑。

2022.12.2

2022.12.3

「病毒进化的政治性」，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可以主要来谈谈在新冠大流行的中国，信息是如何不透明和被扭曲的。可以理解对于新冠的后遗症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毒性或说重症率总归是可以宣布的，但一直也没有官方的说明——身边的人（一个圈层）对新冠毒性有认知，但大多数人仍然在懵懂之中、没有信息获取的来源，还有一部分则在强调新冠后遗症。

新冠提供了一个观察「对事实的认知如何割裂」的契机：可以感觉到所有人看到的世界如此不同。或许是一种极其让人灰心的结论。但如果抱有乐观主义的念头，仍然有「谋求共识」的心，那么这种观察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提示和基础：首先要明确在事实基础上大家是否是相同的。诚如在女性主义的写作当中，自己也对此稍有意识但没有推而广之至全部的内容，新冠大流行确信乃至加深了这种信念。另外一种观察的角度是，事实认知的不同可以成为对读者的筛选器——如果对事实并未达成共识，就也没有尝试进一步说服的必要性。

思考「选择的自由」作为共存派和清零派共同理由的现象。对于清零派的一种反驳是，如果担心感染，可以自己选择待在家里。而清零派接下来的反驳即是，如果放开就会「四处病毒」，实际上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尽管这个理由是完全矛盾而无效的，但仍然值得再分析来看看。

其一，这一理由意味着无法接受「被封控」，其实际上是以他人自由的受限为代价换取了自己自由出行。在防控之下，这种代价的承担和利益的享受是错配的，愿意承担感染风险的人被封控，而不愿意承担感染风险的人则有出行的自由——后者的生活往往是在防控之下有保障的，所以其可以接受封控的风险。同时，持这样观点的人，通常也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不合理的封控——这个推理在下面展开。

其二，其理由同样都是「选择的自由」，都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出行和活动。而在「当下的自由」和「未来的自由」之间，之所以清零派坚定地认为前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正是因为其没有经历过极端不合理的防控，才会认为「未来的选择自由是更差的」。

其三，或许有一种很大的误解是，共存或说放开就意味着「强制不戴口罩」「强制不提供任何措施」，而是这些措施成为一种选择的自由（optional）——问题在于强制而不在于措施本身。当然，脱离了强制这个词之后，措施这个词变得不恰当——与可选的自由所对应的应当是服务。大抵在放开之后自己也会选择戴口罩、选择做好更多的防护措施，因为新冠防护从国家责任转向了个人责任，而个人对自己的健康确实是有关切的。之所以之前反对各类措施，正是因为强制的自相矛盾：既然通过强制实现了（宣称的）没有病毒，那么个人为什么还要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需要在没有病毒的地方牺牲自己的呼吸自由和时间？

哀悼的权利。昨日在微博上读到关于「境外势力」的分析，言之凿凿，似乎还提供了一些若有若无的数据，也是让人惊觉认知割裂的「阴谋论」。其中谈到大学生对于新疆大火的哀悼是「无诉求的、被煽动的」，另外一条微博是谈到大学生没有诉求，「不戴口罩、不做大白伥鬼、发声、反抗」是并无内容的诉求。一直在思考对于「煽动」「境外势力」这样的表述，应当如何做出有效的反驳和说明，这种话语的谬误性在何处。

在11月29日的记录里面，写到了一些内容，主要是关于理性判断能力的。当时的内容更多地是指向公民这个概念，与大学生又有点不同：认为公民是被煽动的，发言者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感，以俯视角去去评判「剩下的愚民」；而对大学生而言，似乎发言者又更带有一种家父式的色彩，以大学生的「纯洁无知」「涉世未深」作为理由，是被大灰狼欺骗的小红帽——当然，也不排除认为象牙塔内的大学生「愚」的，大概背后是一种强烈的知识无用论。

对于针对大学生的这些指责，今天有一些新的想法。

其一，作为诉求的哀悼。在对诉求做狭义理解时，大多数行动是没有诉求的，其目的在于「哀悼」。但是，诚如大学生没有爬行的自由、没有聚集的自由一样，大学生也没有「聚集在一起哀悼的自由」——从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的情况来看，不只是大学生，所有人都没有哀悼的自由。我们只能哀悼「被认为需要哀悼的」，只有被公权力认证过的部分是可以被合法哀悼的。在「被剥夺哀悼权利」的语境下，集体哀悼也能被称为一种政治行动，那么「哀悼」也是一种诉求，是一种对哀悼的审查的不服从和反抗。某种意义上说，指责者的立场是矛盾的：如果哀悼行为本身也是境外势力的一部分，那么境外势力大概也是没有诉求的，那么境外势力的威胁性在哪里。

当然，指责者也可以退一步说「并不反对哀悼」。但境外势力的帽子已经剥夺了所有人哀悼的权利，甚至不是集体哀悼，只要摆上一朵花就要被公权力持续地骚扰。上海乌鲁木齐市中路的行动是否超出了「集体哀悼」的范围？平和、安静，蜡烛、白纸、十。但仍然要被警察质问，仍然第二天要拆走路牌——以境外势力之名对哀悼的审查，懦弱、虚伪、矛盾。

其二，指责的无语境性。同样的，同意「大火伤亡与封控没有直接关联」的事实判断，也同意事件早期有大量的谣言和不实信息。但是，消防部门发言人的「自救能力不强」，以及新疆在第二天宣布社会面全部清零，乃至新疆大部分地区封控一百余天足不出户，再乃至更大层面的人民苦难——新疆大火作为引爆火药桶的火星。再看为何以白纸作为符号？铺天盖地的审查带来的苏联笑话式的现实——也并非这一事件本身而已，更大范围的审查和层层限制的言论自由。在忽略语境的情况下，指责全国范围内的自发行动，无疑是眼盲的。身处火药库之中，难道还要指责最终的爆炸是「火药不应该因为小小火星就爆炸」吗？

（当然，这里也需要在另一个方面做反思：作为「火星」的新疆大火如果被工具化，那么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对人的关切，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本心，消解了本身的悲剧性和苦难。粗糙地说，或许是近似于「人血馒头」这样的危险性。）

或许可以说，境外势力和阴谋论都是人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需要对其不可理解的事件、违背其固有认知的事件进行合理化。为何有全国性的活动、为何大学生不再听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境外势力在背后操盘全局。乌云压城的大境况不被考虑，只着眼于自己能怡然自得过的生活，必然的结果就是视野狭隘又缺乏同理心。

其三，「揣着明白装糊涂」。微博里以五四运动的「还我青岛」为例，指责目前的大学生一则没有具体诉求，二则应当支持科学防疫而不是全部放开。第二个指责大约是完全无端的，包括清零派和共存派的争论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无意义指责——所谓「科学防疫」是一个并没有太大意义的词，有意义的只是对当前防疫政策「不科学」的认知、对当前防疫政策的反对，至于在何处划界完全不是抗议的内容所在。更重要的是第一个指责，仔细再读了微博之后，发现还有更进一步的话语：被封控的人可以「要求放开」，因为这是切身的经验，而大学生没有切身的经验、都是小道消息，所以不可以有如此的诉求。

大体上有两方面的想法：

其一，「还我青岛」可以说是国家性乃至民族性的诉求，并不是单纯的切身经历——相信五四运动里的青年人也只是间接地了解了二十条，并没有参与巴黎和会。当只有对切身经历的事情才「有权说话」的时候，便是社会向个体化的崩解，公共责任的基础也就消泯了。同样的，这种对间接信息的一概反对也是「反启蒙」的观念：对以文字形式传达的内容并无信任或说甄别能力（一概鉴定为假），反智的怀疑论。进一步说，这么长时间以来还认为人民的苦难是「无可相信的小道消息」，只能说是既得利益者的沉眠或者装睡。

其二，「反抗、发声、不戴口罩、不做大白伥鬼」反对的是什么，相信并没有人不清楚——正如前文所述的苏联笑话，白纸的意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清晰的。但为什么不直说？因为防控已经被塑造为不可质疑的，是一个不可被触及的政治问题，所有指向防控的怀疑在曾经都被铁拳扫过——如果还记得5月份「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的表述，大概就没有这样的质疑了。现在能说科学防疫、能说防疫需要反思，都是一步一步的反抗和发声争取来的，是人民用苦难换来的，不是「主的恩宠」。当对国家政策质疑被理解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时候，那么诉求和呼吁就只能转向个人的选择和公民不服从——也就是「不戴口罩、不做大白伥鬼」。只有这些白纸一样的口号，才能避免被铁拳直接砸到脸上，才能寻求最大限度的呼吸和生存空间——即使是这样，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那么，一点风险都不用冒，享受着可以讨论「科学防疫」的果实，揣着明白装糊涂，对着真正在付出、在勇敢行动的人指指点点，难道不感觉虚伪吗？因为不能说话，所以发声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诉求；因为无法明说，所以「反抗、不戴口罩、不做大白伥鬼」就是明确而清晰的诉求——拜苏联笑话所赐。

对自己，关于乐观未来的警告。其一，仍然不要忘记这并非一种赐予，而是「本应有之物的归还」，也是人民一点一点争取来的。其二，并非所有的过去都随着「建构的新冠」的消灭而消除了，社会的病症没有消除，在过去犯下的所有罪也没有消除。其三，保持正确的记忆，压抑后的狂喜携带的截断性很危险。

2022.12.4

「大白」的匿名性让权力无所节制，现在已经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的问题了——在方舱渔利的背景下，方舱里需要填满人、需要花钱让方舱填满人，腐败和权力感的交错让情况更严重。核酸产业和方舱产业之后的利益链条是重要的话题——权力寻租，国难财，战争贩子。

2022.12.5

仍然要提醒的是正确的集体记忆。或许可以想见的是，在政策转向之后，马上就有「英明」的呼声，也马上就会有「此前的新冠严重，现在的新冠不严重」的声音——表示国家转向的时机是恰恰好的、是及时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罔顾科学证据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四月份就已经有「十三万感染，一例重症」的数据——也可以有声音说，论证的时间就是这么长、只有这么久才能确定科学性。或许吧，但八个月之中并未见有任何的积极尝试以及数据和信息公开透明、通畅交流的迹象。把精力都花在管控人和管控消息上。

当这些消息可以不受审查的扫荡的时候，就知道公权力的立场如何了——真是可悲可笑，不符合其立场的消息一律要被简单易懂地代以红色感叹号。开始为「第一次冲击」造势和做准备，承担之前养蛊和封锁消息带来的舆论和认知障碍。

第三年变本加厉的封控要给国民经济带来「Long-Covid」。从2019年12月底最初发现新冠开始计算，到2022年12月，已经三年过去了。回看自己四月份时候的记录，那时候的方舱和现在的方舱已经有极端不一样的意义——现在的方舱已然是渔利的工具和无人管理的魔窟，彼时大约还是有合理要素存在的。哭喊和苦难的声量越来越高，平庸之恶在不可抑制地滋长，自由和尊严被倾轧。曾经还被作为「异常的少数案例」为自己所精细记录的例子，现在已经遍地都是——强制转运、大白权力，大概是两个最普遍最重要的话题。一个鼓励「恶」发生的制度，是一个坏制度。

2022.12.6

似乎已经看到了这台大戏的末尾。糟糕的是，这台大戏的结尾和开始一样荒诞——如果从今年四月开始算的话，或者说从人们对奥密克戎的致病性有一定的认知开始计算的话，八个月的大戏。一路过来剧情不断「急转直下」，或许时间没有前两年那么长，但是造成的荒诞要比前两年的多得多：因为出发点本就是错的。错而不改，乃至弊病丛生。「非必要不做核酸」，如此荒诞的表述在短短的时间里似乎遍地开花。新华社宣布「抗疫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但感觉到一个月之前或许还在「深水期、攻坚期」「形势复杂严峻」，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突变，大约和新疆「社会面清零」一样让人啧啧赞叹。但这样的剧情并非首次出现，在上海五月份的「军令状」，也成功要挟了病毒。

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切都本该是如此，但国家似乎以一种警告、训诫、施舍的态度说出这样的话，似乎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大家长」，面对一群不服管教的小孩子。各地的甩手掌柜行为更是如此，似乎早已想摆脱这一切负担。在突然的转向之前，没有任何的预告（或许美其名曰是避免人民恐慌）、短时间的铺垫、没有预案——当然，要求药物的保供或许过分，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为什么总觉得政府应当负担责任？并不是因为自己脑中有大政府的设想，而是因为目前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先行行为造成的，烂摊子难道不应该政府来收拾吗？——说到这个，自己最希望的还是追责在这个过程当中浑水摸鱼的人，上至资本家，下至每一个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