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错误地认识了。著名术语“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俄狄普斯情结一样，实在是让喜欢原著的人感觉有些断章取义的嫌疑。
修昔底德其实更像是一位研究历史动力学的作家。他主张人的行为是受到名誉、利益、恐惧、成见这四个因素支配的。他讲的其实不是说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更像是描述人行为的动机，一种心理的动力学。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雅典和斯巴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即使到了最后关头，雅典也不一定会输。而且波斯对斯巴达的金援占据了很重要的因素，而波斯的金援某种意义上又是想搞离岸平衡。
首先，他指出，这场战争不同于古代的义务战争，是一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争。而且这里还没有提到，是在这场战争里面，因为动员和其他因素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以前的一些底线都被破坏，战争造成了巨大伤亡，语言的污染。读的是何元国的两个译本。最近还出了一个名为《伯罗奔半岛战争志》、带有斯特劳斯注疏的本子，还没有看过。接下来我从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七卷为主，谈一下：
1. 战争的起源
2. 伯里克利的演讲和雅典的瘟疫
3. 远征西西里的失败
开战之前，斯巴达的国王指出，如果想开战的话，必须做好充足准备。雅典非常有优势，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且还非常有钱，这都是斯巴达所不具备的。
而斯巴达的一位监察官则提出，要维护斯巴达的荣誉。于是在众人大声的表决中，斯巴达选择了开战。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1. 虽然监察官权力很大，但国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权力。
2. 这个表决也并没有看上去那样能决定斯巴达的所有大事，决策很大程度上在于五个监察官和二十个元老。
但这可以说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心理。无论这种特殊的表决是起到了一种情绪上的煽动和刺激作用，还是说只是一种表达大多数人愿意开战的修辞，这场战争终究在之前盟邦的冲突中，升级成了大哥下场的全面战争。
雅典有葬礼演说的传统。这本书里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可能就是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我们并不知道其内容的真假，因为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演说词除了搜集原话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他代这些演说者说出在相应场合下最适宜的话。
于是，伯里克利的演说开始回顾雅典先辈的伟大传统，然后强调：
1. 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
2. 我们平时生活悠闲放松，但在战争时期同样作战勇敢
3. 凡是为城邦捐躯的人，都会得到荣誉，他们的后代都会由城邦集体抚养
4.我们是全雅典的学校
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希波战争时代过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与伯里克利竞争的是另一派的政客领袖客蒙。
客蒙出身将军世家，作战勇敢，但还是比不上更偏向民粹派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利用之前提洛同盟的金库（首先把金库从提洛岛迁移到雅典），然后用这笔钱大搞建设和选票政治：
1. 修筑了宏伟的神庙和其他建筑
2. 给陪审员以及观看戏剧等公共和文化事业发放津贴
所以就有了阿里斯托芬几部喜剧里面的经典桥段：你惦记着当陪审员发给你的那几个钱，实际上那全是从你当水兵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里面拿出来的。如果完全如伯里克利所说，因为雅典的海军承担了保卫盟邦的责任，所以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即使不是用在提洛同盟的对外防务上，似乎还有些道理。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是盟邦对雅典决策的影响，还是雅典对盟邦的支配，可以说成了一个“尾巴与狗互相摇”、而与对波斯的防御越来越远的一个局面。提洛同盟成立，本来是希波战争之后为了集体防卫波斯。特别是对于那些实力比较弱、不能建立自己海军的城邦，大家出了一笔集体的军费。
但是后来与波斯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显而易见的和平。而雅典想要维持自己对同盟的影响力，以及独吞这笔钱，可以说事情就变味了。然后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演讲这个华美的壳之后，就把他的真意分几次像炸弹一样抛出来了：
- 第一层是雅典瘟疫
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这种瘟疫究竟是什么，有研究表示可能是伤寒。总之，无论是鼠疫还是其他，在古代都是极其致命的。在瘟疫中，我们看到那些想要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送朋友最后一程的人，得了瘟疫，甚至死在朋友前面。人们仿佛过着一种没有明天的生活，勇于打破之前的道德规范，犯罪、抢劫和其他事情都做了出来。语言也发生了败坏：鲁莽暴力被视为勇敢，深思熟虑被视为胆怯
可以说，语言的败坏以及重新定义，就是人精神世界的一次重新校准。
2.第二层是伯里克利死前最后的演讲。
在普鲁塔克《名人传》中，伯里克利临终前很骄傲地表示，自己最值得自豪的一点，就是没有让雅典人因为自己而白白牺牲在战场上。而伯里克利死前的演讲明确表示，得到雅典这个帝国是父辈和其他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失去这个帝国的代价，是雅典人所承担不起的。
可以说，他戳破了之前被他的言语所鼓动、还沉溺在幻想中、对事实并没有看得很清的人们眼中的那层“彩虹泡泡”。雅典对盟邦的支配本质上就是一种帝制，很多“小弟”们都心怀怨气，只是打不过大哥而已。
而雅典如果失去这个帝国，所要承担的后果——包括在斯巴达面前是否能够自卫等，都不是当时的人能承担的。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必须要维持这个帝国。所谓帝国，并不是说有皇帝就叫帝国，没有皇帝就不是帝国。
我们现在的“帝国”一词，其实来自拉丁语的 Imperium（音译为“因帕莱托”），本意是统帅和统治大权。所以，帝国真正的含义代表着一种“帝制”，即一种非民主制、非贵族制的治理模式。
即使罗马的元老院是很多人在集体治理，但对于其盟邦以及罗马共和国/帝国的其他地方来说，这种统治关系依然是一种帝制。
接下来，雅典在其他几处战场进展受阻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件可能是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甚至这个词的程度都过轻，不足以形容那件让人扼腕叹息的事），那就是远征西西里。
远征西西里的几位将军里，本来有伯利克里的侄子，也就是人气很出众、喜欢“搞个大新闻”的阿尔西比亚德。阿尔西比亚德这代人和伯利克里相比，至少差了一代，心态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没有伯利克里那么明白事物的代价，而是更渴望追求荣誉，不知知足。
他曾几次组织车队参加竞技会，并拿到了靠前的名次。虽然他与苏格拉底等人有所交往，但苏格拉底并没有让他浪子回头。阿尔西比亚德虽然尊敬苏格拉底，但终究还是选择去过一种追求军事荣誉的生活，而不是哲学家的生活。这也是雅典人集体心理的写照。
在蒂米斯托克利的时代，雅典能打赢波斯，虽然很大程度上也有幸运的作用，但当时人面对这么一个强敌，还没有太多值得盈满的情绪，整体来说比较务实。
后来的人，无论是拿到官职和陪审团津贴的下层水手为代表，可以说都渴望着在战争里面发一笔横财。这股政治力量，随着伯利克里登上雅典的舞台并成为主导，就不再是客蒙那批能配置得起全身甲胄和武器的重甲骑兵所能主导的时代了。但在出征前一天的夜里，雅典所有的赫尔墨斯神像（即那种带有男性生殖器特征的石像）的突出部分都被人集体破坏了。当时有人指控是阿尔西比亚德及其党羽所为，但雅典人起初还是决定让其继续参与军事行动。
然而，在阿尔西比亚德出征以后，雅典人又想把他抓回来受审，于是阿尔西比亚德索性逃亡到了斯巴达。此时，留下来指挥的将军主要是尼基阿斯。
尼基阿斯之所以在指挥上显得缩手缩脚，是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雅典将军在取得胜利后因没有及时营救落水士兵，回城后竟被处死。由于这类前车之鉴，他总是心怀胆怯，唯恐贻误战机而遭清算；加之当时他身患疾病，所以根本不想接这桩差事。他曾回信要求雅典撤军，或者派遣大量的援助、金钱以及食粮，否则他无法继续指挥。
但当时的雅典人都指望能“干票大的”，去抢夺叙拉古的一大笔财富，怎么可能就地放弃？于是，原本一次本可以耀武扬威、见好就收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升级成了下不来台的战争。
此后，由于尼基阿斯迷信月食和占卜，在双方对建城墙、雅典一度取得上风之后，他既没有拦住援军的进击，又没有及时退却。最终，雅典军队在一次战斗中被集体围困。
为了保全士兵的性命，尼基阿斯选择投降。他提出的条件是：叙拉古人可以处死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将军，但不得伤害士兵。然而，叙拉古人并没有信守承诺。
1. 首先死去的便是几位将军（这甚至算是不错的结局）；
2. 剩下的人被关进矿坑里，每天得到的食物和水极其匮乏，待遇还不如奴隶。
绝大部分雅典士兵就在这种悲惨的囚徒生活中死去了。那时有人因为能吟诵欧里庇得斯的诗句而被还以自由。根据推测，这些诗句大概出自《特洛伊妇女》。而欧里庇得斯的这部剧作被认为是取材于雅典胜利之后，对密提林、米洛斯几个城邦的处置，包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则是试图唤起雅典的荣誉，相对来说比较反战，希望事情不要做那么绝，其实都创作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短时期之内。而在开战之前，就有人提出：叙拉古其实是和雅典非常相像的一个城邦，所以会是雅典最棘手的敌人。
雅典得知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后，反而稳住了阵脚，开始修建工事，稳住和盟邦的关系，同时筹措金钱组织一个老年人委员会。在之后的几次战争中，雅典反而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抵抗。
修昔底德的著作只有 8 卷，没有记载到战争的结尾。我们所知道的后续来自色诺芬《希腊史》和其他材料。
此书的内容还是比较适合写成句读之类的详细形式，而且很多语句表达都带有一种皮里阳秋的感觉。就好像只读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其实不能理解这个人，你必须要读《李维史论》，才更代表马基雅维利思想。修昔底德似乎在史观上很不认同希罗多德，但在我看来，这两个人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希罗多德书写了很多传说，在我们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却很能代表当时人的心理，以及对已知世界之外其他民族的认识。凯恩斯曾写下下面这段很有名的话：
John Maynard 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7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1936），383.
实干之人，自信完全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通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疯子，自以为听到空中的神谕，而他们的狂想实则源自几年前的某个学院写手。我敢肯定，比起观念的润物无声，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