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p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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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好在读杨卓师兄的硕士毕业论文。杨卓是我一直都非常仰慕的一个人,虽然看上去似乎其貌不扬,但他饱满而坚定的声音,以及永远都是那么充满智慧的发言,让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一直都十分高大。而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写得很细致,但又十分有趣,让人不会感到无聊。杨卓写的是一所村小中小学生作文的创造与建构过程,他说描写的许多画面都让我回忆起自己在上小学时班主任是如何一字一句地教育孩子、小孩又是如何齐声回应的。

刚读到引言,我恍然发觉自己已经很久没写东西了。无论是日记,还是论文,都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似乎在逐渐失去创作和倾诉这一个能力。写作在我这里是自己和自己分享、对话的工具,我一直都自豪于自己对自己的坦诚,以及自己解剖自己时的严厉。但如今我却发觉,自从我不在本子上记事之后,我在这方面也一并惫懒起来。脑海中总是轻轻地划过一个念头,便以为这便算完成任务了。可是在读杨卓的文章时,我突然意识到再这样懈怠下去对自己以后的写作可不太妙。

首先先从我最想说的写起。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的开场白依然是我的感情生活——虽然好像压根也谈不上,我的生活是整体的生活,而感情在这里似乎构不成什么主体,但我日思夜想的却仍是这些东西。八卦乃人之天性,谁都喜欢听爱情故事。四年前有过好感的篮球队男生早就抛之脑后,虽然我仍是有点羞于提起他的名字;此后的心动嘉宾如今也可以坦然放下,并对自己说“确实是做朋友的不错选择”。林上此人我虽从未真正接近过,但他一视同仁地向我流露的体贴和关怀却依然教我感到温暖,就算这是我给他擅自套上的滤镜,我也喜欢这种感觉。现在出场的是另一位朋友,不过在他之前还遇到过地铁求爱男,他之后还有树洞跑步男。地铁男的故事我已经告诉过很多朋友了(其实也就是我的室友们和雅茜),但在此还是说上一两句,以防自己忘记。

我还记得那是3.28,好像是个周二,我刚从基金会面试完,要坐地铁四号线回学校。在积水潭站的时候地铁停了,好像这班只开到这里。乘务员把所有人赶下车,我百无聊赖地跟着人群站在站台后,正玩着手机,突然一个男的走过来,连着hi了好几声。我蓦然转头看过去,以为是熟人,仔细地盯着口罩上面的眼睛辨认了好久,却发现好像压根不认识。之后的事我有点记不大清了,总之就是他问能不能加我的微信,我见此人长得蛮高,看起来还行,就接受了。四号线来了,我也就此与他分别,却没想到我刚一坐下,就收到他的狂轰滥炸,把我吓了一大跳。此后几乎每天他都与我发消息。我一开始只是当个消遣,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却没想到周五和周六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法语课上百无聊赖,但再没收到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相当低落。因此在第二天又收到他的消息时,我简直称得上是欣喜若狂。就这样,之后每次收到他消息时我都十分开心,我还主动问他什么时候再见一面——也称不上是主动,前一周的时候他总是说要来见我,但我因为要和同事一起走,便拒绝了他, 而那时已经晕头转向的我十分想推进关系,所以便挑起这个话头。他好像犹豫了一下,但又很快接受,于是定在周四下班之后我去积水潭找他。而这便是噩梦的开始。

我花了一番功夫找到他在的地铁站,刚一见面他就抱住我,亲我的脖子,还想把我的口罩摘下来强吻我。这实在把我吓到了。他又一边搂着我一边往前走,手还来回在我的脖子上摩挲。我终于看清他摘了口罩的样子,不得不承认有些失望。而且还穿了一件很土的卫衣。他请我去一家川菜馆,菜品味道不敢恭维,口味有些重,我食不下咽。期间,我还试探了他的年龄,发现此人前后不一,当时说的和在微信上说的差了一岁——虽然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年龄,而是报大了一岁。这便为我之后的怀疑埋下伏笔。饭后,他邀我去什刹海散步。其实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后悔,虽然当时我还具体说不上来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是桩桩件件,他的印象分在我心中一减再减。我曾问他要不要去看《只此青绿》,因为余航刚好有两张余票,结果到他嘴里就成了“我到时候开车送你去看《青山绿水》”,实在让人汗颜。更不要提,他还一直用普通高中生的阅读水平来炫耀自己的文学素养——而我恰恰对此异常严格,毕竟我也是半个文学少女,现在手边还放着一本差一百页就读完的《群魔》(下)。更可恨的是他一直要我给他生两个孩子——简直让人震惊,在我接连拒绝后还说“哦,女权么”云云,狠狠踩中我的雷点。接着说回散步,这个散步让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到达紧张的极点。在这期间他试图强吻我七八次,得逞二三次。每次都是我被他摁住,掀开口罩直接下嘴。我的口罩被他弄得一团糟。拜他所赐,我发现接吻是这样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我开始想逃离。我拼命张望公园的出口在哪,但黑夜里什么也看不清,只有湖上星星点点的夜灯。人声倒是有一些,不过都恍恍惚惚的,离我十分遥远。他一直拉着我搂着我,言语间还透露着一夜情的想法,问我打没打hpv疫苗,知道我打了后,吃吃直笑。我几乎动弹不得。他拉我坐在长椅上,说要呆一会。可怜我还背着书包,包里还装着电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和他坐在一起。这时我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脑子里已经不愿意去想他一直逼着要我答应的事情。他一见面就说要和我在一起。我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是又谨慎地保守着。我在他又一次试图强吻我后起身准备离开,他跟了上来,拽着我的手塞进他的衣服口袋。出了公园看见地铁口,我立刻与他分别,却在临走前还和他拥抱了一下——大约是因为天气有点冷,而我又穿的少,他身上倒热得很。太可怕了,即使是回忆,我的心也在颤抖。余航刚好在问我票还要不要了,我便告诉了她这件事。我的心还是跳个不止,于是我打通了我妈的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她。回去之后,我在向地铁男表示不想继续下去后,正和我的室友还有雅茜说着这件事,他发来好长一段、一看就是复制粘贴的小作文。我当时心里好像还有些不忍,似乎就这样断个干净有点可惜,便又回复了几句,最后还祝他晚安。但我转念一想,此时不断,以后怕是更难,便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回复。结果他连着几天也没有回我,我的晚安孤零零地停在聊天界面。我的心里不免又生出几分怨愤,所幸这次我是抱着彻底绝交的决心。而且在王佳怡的帮助下,我通过搜索他的微博,发现此人不仅年龄造假,学历也造假。后面几天,他又零零碎碎地发些油腻不堪的句子,一开始我看到消息提示还会心跳一下,但后来只想快快把此人屏蔽。因为他说他在什么研究院上班(虽然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那里上班),而我在基金会实习,而且这人看上去情绪十分不稳定,担心此人找我麻烦,便不好直接拉黑。这番闹剧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个多礼拜。之后这人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从三月到五月,我要么在改我的毕业论文,要么在和雅茜一起打球、跑步。去年我虽然也曾和她一起做过这些事,但那时我对雅茜并没有很强的情感需求,大约是因为我和师门的二人玩得还可以。即使我和雅茜还在一月一起去了海南,我也没有把她视作分享有趣瞬间的第一顺位。但到了今年上半年,有什么东西在无形中悄然生变。我和雅茜每天都要一起跑步,还会一起品评帅哥,这让我们的关系似乎往前迈了一步。就这样,我们一起拍了毕业照,我还把她写进了自己毕业论文的致谢里。一切都看起来很好,但到了五月,情况又有些变化。当当当!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二号男嘉宾了。我一直都知道雅茜和海涛关系很好,我们在海南一起购物的时候雅茜还特意问过海涛要不要代购。可是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关系会那么好。海涛此人长得白净,五官是深邃中又带着一点天真。我一直都对帅哥没有抵抗力,特别是大眼睛厚嘴唇的(比如木村拓哉)。虽然我此前一直都认识海涛,但对他倒不是很熟,感情也淡淡的。但五月之后,雅茜突然说海涛要和我们一起跑步。我自然是不会拒绝帅哥的同行。我们熟了起来。哎,这样说起自己的感情还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喜欢帅哥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有时心头总会涌上一些愁绪,因为我直觉海涛只是把我当朋友。无望的感情总是让人伤感,更不用提,我还酸酸地发现雅茜更看重海涛而不是我。他们两个我在私心里自然是希望都更看重我一些,当然现实必定不会如此。这便是我近日愁苦的源泉。

还有一个跑步男忘记讲。此人是在我某一天晚上跑步的时候注意到了我,便在树洞上袒露心意,说是被我认真跑步的样子所倾倒。还是雅茜告诉的我这件事。我通过雅茜的关系网搜罗了一下此人的长相,感觉倒也还行,又听闻他是个认真的好人,便加了他的微信。聊了一下却觉得有些无聊。人是好人,但也实在对不上信号。不过我却也不想轻易放弃,便时有时无地互动着。

即使是感情生活也讲了这样久。我还有毕业的苦思没有写。说是苦思,倒也并没有太让我困扰。我原先以为我会舍不得我即将远去的朋友们,却因为我过早离开,离愁别绪还没来得及升起就烟消云散。写得也累了,便在此暂且搁笔。

我又想起,杨卓写中小学生作文要求的是文采斐然,而大学之后的论文却要求用准确有逻辑的语言叙述。我自己的文字倒没太注意,不过似乎确实,之前那个日记本上的文字还是情绪主导,总是长吁短叹。虽然现在也难免如此,但确实以讲好一个事为先。又或者初高中的时候每日两点一线,没多少事发生,也实在写不出什么。本科这几年,虽然生活的主线仍然是功课,接触的圈子也没有在根本上扩大,但际遇确实多元起来。

我终于读完杨卓的论文。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颇多,但更引起我共鸣的是其中流露的真诚,或者说他细腻的情感一直都蕴含在文字背后。我很喜欢他的结尾,想和别人分享,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只能在此抄录下来:

“在研究的最后,我脑海常常映入一个词——当代生活发生学。我们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步入所谓的平庸、枯燥、消灭一切其他可能性的当代生活的?研究妄图通过密密麻麻的堆叠,去窥见我们如何表达爱与痛苦,如何在彼此的倾轧之中铮铮有力,又如何在“内卷”之后陷入集体性的疲惫与颓唐。我们在昭告自身的独一无二时,呼喊的却是陈腐而单调的话语,我们在五光十色的数码幻梦中,奔往的却是同一条逼仄的甬道。研究并不企图找到某种答案,它只尽己之绵力,对一代人所经历的成长碎片,做出些许的注目。”

季阿姨是我妈的顾客,东北白城人。她在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养猫,猫叫饭团。女儿后来去海南上大学,猫主要就是他和她老公养。平时屎尿都是她在收拾,她老公整的少一些,但是会在言语行为上表达喜爱之情。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季阿姨是真心实意地把猫当孩子,而且是在自己有一个孩子的前提下。饭团是从宠物店接回来的,每天吃的是四种猫粮的混合粮,季阿姨最大的心愿就是饭团能健康长寿。她的养猫原因和我有些类似,都是之前一直都很喜欢,小时候家里也养过其他动物。她女儿十六七岁的时候,因为觉得养猫会让小孩有爱心,所以开始养猫。不过我感觉这个原因有点太虚。

可以看到,季姐的羊毛理念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科学喂养,从绝育时间、猫粮种类、抱养方式等方面来看。但是她又确实希望饭团好,和她的育儿观念是否也有类似?饭团在他心里仅次于他爸妈和他孩子,甚至还要在他老公之前。季姐说,投入的精力不多,但是就一看见他就是快乐的。我妈认为孩子和猫不同,是因为猫没法交流。但是季姐认为,猫是能通过人的表情和口气来判断人的意图和想法的。他有时候跟你那就感觉像跟你在聊天在说话,然后对再做一些反应。这让他认为饭团就是自己的孩子。“同样那种心情,你看他脸上脏了,我就像整小孩似的给他擦擦拭。”主要是那种疼爱和照顾。但是这种情感的产生难道是母爱的溢出吗?还是说这个人的情感特质?可能确实如此。季姐本人是个热情开朗的人。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和她女儿的相处方式,所以也不知道孩子到底在他心中意味着什么。

养猫最大的改变是她老公和猫的关系。他一开始嫌弃猫掉毛,不喜欢猫。一开始对待饭团完全是一个麻烦的玩具,比如他会故意用吸尘器逗他,也不管猫会不会应激。还会嫌弃饭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去他们床头踩奶——因为猫和人的作息不同。但是去年生病在家之后,他和猫开始长时间接触在一起,对饭团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不过饭团还是怕他,听见他的脚步声就会溜走。而且季姐养猫后,他的其他几个亲朋好友也开始养猫。

饭团和季姐之间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是她带饭团去医院打驱虫的时候饭团对他的依赖。“我就觉得妈这可怜的,你说我说没事不疼妈就是他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可让人心疼了。”还有就是觉得饭团有智商——这完全是符合一个家长对儿童的期待。 常有理论家提出,专制政府在把他的人民当成儿童,因为儿童是心智不全、需要呵护、但也有待成长的。这里动物便是被当成儿童。

又到了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仔细想想,只有今年下半年是快乐的、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隔个三五天就去下馆子看电影,舞剧画展又是看了个爽。但是回忆上半年的时候似乎又感觉有些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唯一能记起来的只有课程任务和读过的零零散散的书——说起读书,保研之后倒是读了不少闲书,闲书读得很喜欢也很快乐。还有一点忘了提,我在今年开始读女权倾向的网络小说,也就是所谓的“爱女文学”。这对于缓和我的情绪很有帮助。

最近倒是意识到了一些自虐心态,比如连着三四天不吃午饭。明明三四点的时候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也不愿意在第二天去食堂。一方面是食堂吃腻了,更重要的其实是对自己睡懒觉的惩罚。之前不吃早饭也是。这种自虐还包括尿憋的不行了也不能去上厕所——因为论文的某一节没有写完。又或者跑完步累得要死也一定要做完拜日式——但奇怪的是,自己又连着好几天偷懒不去做拜日式,后续也没有任何自虐式惩罚。总之,我最近似乎已经习惯了饥饿的感觉。

我开始吃辣,开始学着喝一点酒。有那么一点点原因是想和别人一起,

最近还有一件事,姥爷得胃癌了。当时我是这样写的:

曾经看到有人说遇见不好的事需要妥帖地放在自己心里理性地消化,否则絮絮叨叨地像个祥林嫂一样。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我一直都不是很认同。

就我自己而言,叙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顿情绪的过程。只有通过叙述我才有能力将主体性经验编织成客体性事件,让自己一步步地从痛苦中抽离,在期待聆听者的反应中一件一件地穿上铠甲。而相对应地,真正的痛苦永远是无法叙述的,一旦试图以语言将其重构,便会不可抑制地勾起心底汹涌的情绪。明明在理智上明白这并非不可接受的事,但情感总是先一步将我淹没。

所以这样一看,叙述就是将自我痛苦的汪洋中从慢慢打捞上来的过程。

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只是感到微微的震惊,没怎么犹豫地就将这件事告诉给我的同门好友。但隔了两天,就是和爷爷通电话的那次,这种震惊突然转化成某种难以消化的痛苦。我再也无法轻松地将这件事说出来。可是一旦听不到爷爷的声音,我心里其实就不会感到难过,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待解决的、且不需要我解决的问题来处理。不过总体而言,其伤痛还是要大于我妈确诊焦虑症的。

刚才洗完澡翻了一下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三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可谓是我青春期心理动态与生活状态的全纪实,只是现在还是无法真正坦然地面对。说起来,我真正接受自己的时刻可能还得在大三左右,证据就是我可以回过头去看自己那时写的东西了。不过另一种说法就是我这两年没有进步多少。话说回来,就是在今年,我开始承认自己的自卑与焦虑(比如我的出身,比如我的外貌——不过这都是高中那时所自卑的了),承认自己对他人的执着和依赖(我需要我的妈妈)。好像看过来,我的文字在这一年里很少愤怒(大一大二的时候还凭着情绪写过不少日志),但也很难称得上冷静,至多不过是自持。说起来,感觉自己这两年的表达能力应该有在进步。不是说用词有多么精湛美丽,而是说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能力的前提是剖解自己的所思所为。我从高中起便自豪于自己对自己的坦诚,但实际上直到大四之前我都有意无意地避免直面自己的软弱。现在呢?我也不好说,可能我目前的软弱之处我还没意识到。唯一能确信的就是我所有写下的暧昧不清的东西都是我不想面对的。不过真的,我现在没有特别执着的东西。对象也好,学业也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我有时很自负,有时又很自卑。有时很清醒,有时又很想逃避。我意识到我所看重的朋友并不一定真正看重我,我也意识到我所依赖的亲人并不真正属于我。我的领地意识很强,结果愈是如此愈是意识到没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听起来很像抱怨,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

这一年的总体基调仍然是上一年的延续。我仍然在失去,只是我逐渐认清了“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留下来”的事实,并试着坦然去接受;我所坚持的底线仍然没有变化,只是我已经不再去强求并肩的知己。我愿意把生活过成苦涩的,不过零零散散的快乐的碎片我将更加珍惜。我对新的一年没有太强的期待,

本来想把上面那一段截个图发到朋友圈,彰显一下自己遗世独立的姿态。但是想想又觉得没什么意思,搞得太自恋(虽然我确实很自恋),也不想让别人揣度我的内心想法。我的内心永远属于我自己,只有在合适的、我认为需要的时候才会向特定的人敞开。比如当我需要向我妈示弱,我便会透露一些。还有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叙述是一种策略性举动。当我认为需要厘清我的思路时,我并不介意和别人分享。有时我迫不及待地想在豆瓣或者别的什么有熟人在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这种表达欲背后是想得到别人的敬佩或欣赏。随着我今年对社交关系的心灰意冷或者说慢慢放弃,这种表达欲也渐渐消失。当然,我承认我一直都需要别人的认同或认可。

今天访谈的是动物医院的院长。我之前带过三只猫去过家门口那家动物医院,但是没见过这个院长。冯院长本身也是管人事的,所以不经常出现。

冯院长竟然也是北大的,而且是访谈进行到一半我才知道的。所以一开始就是我在明,她在暗。冯院长在访谈中也很回避讨论家庭。当然我也慢慢地套出来了一点。冯院长是82年,北京人,在北京上的高中,然后考了大学读了经管的人力资源,本科毕业后先后到外企、上市公司工作,后来又跳操到动物医疗行业,还是做人力资源。此时,他开始发现小动物的可爱之处,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创业。在他辞职准备开店的时候,正好有个客户要备孕,家人要求把猫送走,于是冯院长就被委托了一只猫,叫脱脱,因为脱了两次肛。脱脱在接回来之前就已经七岁了,后来又养了七年,直到现在。在杨之前他也没有做相关的功课,只是喜欢,就养了。在三四年前,又收养了另一只猫,12月3日的时候改名为三三,因为前主人对猫很不重视,起了个不好的名字(他没透露)。

冯院长是个戒备心很强的人,每次在问到个人的关系网络时总是被含糊地带过。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老公/爱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哪里人。他只是提到他们是大学网恋认识的。但是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他的工作性质很特殊,因为是非技术岗的院长,所以会人事、行政、财务都被他包揽,他还干过前台,这就造成他的工作时间非常零碎,他还经常soho办公,也就意味着工作和生活很少是明确分开的。医院里的所有人都认识他。然而,他的交往圈还大多是原来的朋友,虽然很少出去交往。而且很特殊的一点是,他至今未育,生孩子也只是自然而然的想法。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猫当成自己的孩子。他对猫的态度很理性,猫对他来说是家人之下、朋友之上的宠物。但吊诡的是,她会很强调自己要对猫负责:小到吃喝拉撒,大病小病,大到以后的安乐死,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活得更好、更舒适。有趣的是,他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是个双鱼座”。我对这种理性而迷信的矛盾态度感到很好奇,后来感觉应该是这样的:迷信只会在对生活抱有期待时才会发生。比如她再给另一个猫取名的时候,是想对这个猫好,才会觉得三是幸运数字,然后起名为三三。

现在有些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室友一直在打电话。当然也有我延误时机对原因。好吧,继续说回来,她对猫的态度是很科学的,这也是工作原因,当然也要回到我刚刚说的工作和生活分不开。这主要是因为他总是呆在前台。冯院长很少进到诊室里,也从不干涉医疗纠纷,只是日常工作中耳濡目染了一些医疗知识。并试图通过这些医疗知识来为自己的猫看病。比如前两天妥妥拉稀,他就没带她到医院,而是在自己家里先看了一下。

还有一点很奇怪的是,虽然他一直在说只是把猫当宠物,但显然,宠物本身这个内涵就需要被定义。他会提到,每次出门和回家的时候都要仔细地看看那两只猫到底在不在。因为在医院里工作会经历太多生老病死,太多猫咪猝死的例子,所以他会对猫的“存在”格外上心?或者说控制?在意?宠物显然在此时就不等于随便养养的玩具。因为我想到我小时候养的小鱼小乌龟小兔子,都是对他们的生死、是否存在都不那么在意。

最后的一点发现:养动物和人的生命经历发生转折有一定的关系。前两个例子都是家庭关系发生变故,这个是因为要创业,进入新的阶段(不过他自己解释也是某种巧合),而我养猫——正式的羊毛,也是我当时要高三,所以会养动物。但不知道这种相关性要怎么解释。

今天访谈的人和姜丰一样,养猫竟然也与家庭关系有关。这两个案例都是在家庭关系出现重大变故时【离婚、父亲去世】时开始养猫。他一开始好像有些抗拒吧,我问他怎么称呼,他也只说自己姓王。这种抗拒在问到家里情况时尤为明显。每次谈到家里人,他讲话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小。

他是从小在深圳长大的港澳生,在深圳读到高中(深圳外国语),然后通过港澳高考考到中大读社会学,16级。他本身是学理科,社会学好像被划到社会科学哪方面,结果学了之后才发现和想的不太一样。他本来是打算19年的时候申请去英国LSE读社会学,但因为疫情,而且雅思的分数一直没有考出来,就gap了大半年,直到他听说港澳生保研清北并不难,于是就这样来了北大。到了北大,有诸多不适应。中大社会学和北大社会学在研究取向上有诸多不同,这让他在应付课程任务上有许多困难。而他目前是打算以后走互联网方向,打算下学期去互联网公司实习。

他有两只猫,都不是从正规猫舍买的。他一直都很喜欢布偶,一个带狗去洗澡的时候正好看上了一个小猫,叫Wendy,一千五,但是这只猫身体一直不好,总是生病,而且脾气也不亲人。于是他暗自决定一定要买一只真正的布偶。但猫舍太贵,于是他就从朋友圈的卖家里接回来了一只,五千多,长得也确实好看。

他很想要一只黏人的猫。因为本来养猫就是为了排解寂寞,如果再来一只不粘人的岂不是要无聊死。所以他会更偏爱那只更粘人的鱼蛋。鱼蛋很喜欢跟人玩,但wendy总是喜欢呆在自己的房间里。wendy和鱼蛋和人的互动也呈现出很大差异。就从喂食来说,wendy吃的很少,每次给他都吃不完,所以很少出现主动讨食的情况。她现在也只有六七斤。而鱼蛋个头就很大,得有十一二斤。平时也是鱼蛋喜欢和小王一起睡觉。小王手机壁纸、微信头像也都是鱼蛋。但是每次小王想起自己的猫的时候,并不会落下Wendy。wendy已经七岁了,鱼蛋也有三岁了。接鱼蛋回家的时候正好是18年山竹台风来的时候。

我发现关于生命历程的问题最好还是在问完猫的情况后自然而然地带出来比较好。一开始问到家庭关系的时候小王就表现得很戒备,还说这和研究问题没关系吧,可以不回答吗。但是后来聊了很多鱼蛋和wendy的事情,还有学习上的一些事情,聊起父母就变得相对自然起来。

他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他爸爸是偷渡到香港的,然后一直在香港工作,估计也是公司老总之类的地位。他妈妈被要求留在深圳照顾他,一直没上班。他青春期的时候也因为妈妈不工作跟他吵架。后来在他高中的时候他爸爸去世了。他爸爸去世之前就一直在和他妈妈吵,身体就不好,这个时候她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妈妈和他一起住。后来他爸爸去世之后两个人就相依为命。这个时候他提出想要养一只猫,他妈妈万事都以他为先。本来是不愿意的,但是看他很寂寞,和他一起去宠物店看了猫,就领了回来。第二只猫则更是他自己做主。平时都是他妈妈在照顾猫。很有意思的是,他提到现在每天都会让他妈妈拍个猫的视频给他,证明他有回家喂它。猫在此时其实就成为母子关系的中介。每次不知道要和妈妈聊什么的时候就会聊猫。他妈妈在他爸爸过身之后,开始和朋友搞了个物流公司,应该搞得也还不错。

对于他来说,猫更像是亲人、朋友?但绝不是儿子女儿。他明确表示不会要小孩,也是和他的家庭有关,不过我不是特别能理解这方面的关系。每次他和朋友出去玩到很晚,就会想到自己的猫,要回家喂它们,因为他妈妈要忙应酬,回去的更晚。他的朋友,我猜她指的大多数应该是广东那边的朋友,都知道他养猫。朋友和他出去喝东西之前,会去他家和猫一起玩。但是很奇怪的是他的女朋友们都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见过他的猫。

他其实主要还是和内地的朋友一起玩,不怎么和港澳生协会那边玩。在中大也是,不和学校里港澳生的组织玩。高中到时候和港澳生一起,因为有个香港的机构搞了个项目,要一起上课。总的来说,他可能还是会认同自己是一个内地生,但港澳的户籍确实给他带来不少便利,包括高考包烟,甚至以后的考公。

感觉小王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而且很内敛,话不是很多。可能和家庭关系也有关。在他的圈子里,猫应该是属于很私人的领域,甚至隐隐地牵涉到内心的一些伤痛。他对我这个题感兴趣,也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想看看要搞什么。

chapter 5: locality and universality in medieval pilgrimages

In this chapter, we shall trace how several medieval devotions grew into universal pilgrimages, and we shall conflate, for the purpose, the many interesting variations found in this period, roughly from the Muslim invasions of North Africa and Spain to the Reformation. By way of contrast, in chapter 6 we shall turn to modem, or post- Napoleonic, pilgrimages, usually founded in response to a vision or apparition of the Virgin Mary, and increasingly associated with millenarian ideas and predictions of impending doom for an areligious, unrepentant mankind. Both major genres of pilgrimage share many features, of course. But between them l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ose effects have transformed the whole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radically, and Marian pilgrimage no less. (172)

本章与下一章的主旨。本章:探讨现代以前朝圣如何从地方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而下一章则主要是现代之后的朝圣的转变。而本章则从幻象开始说起(似乎和上一章的能治所指有所联系)。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at this point what Catholic theologians mean by the terms “apparition,” “vision,” and “dream.”

中世纪朝圣中幻象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中世纪的幻象和现代朝圣中的有所不同,所以要重新检索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这些概念的功能地位和角色。因为教会知道信众都是相信一些超自然东西,所以教会从神学中吸取概念,以至:It makes the initial assumption that God exists and can intervene in the operation of “scientific laws” to produce effects entirely beyond the power of natural causes. Essenti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of course, is the belief that God has intervened in the past, and implicit is the idea that he may intervene again. On the other hand, a supernatural cause will be officially admitted as the explanation of an event only when all 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s have been tested and found wanting by the Church.(173)。这似乎也就萎后文中关于圣玛丽的种种传说的合法性铺路。

由此,在中世纪中传说和幻象在信仰生活中就变的必要,并且收到教会的认可:

In medieval times, apparitions seem to have been regarded as an accepted, if rather rare, feature of human life. Yet it seems that in many cases accounts of the appar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ortant medieval centers were not circulated until many years after the pilgrimages themselves were well established. In contrast, modem Marian pilgrimages begin quite explicitly with contemporary apparitions or other kinds of visions, and are subjected to close inquiry by the Church—and to ridicule by nonbelievers. The rhetoric of both inquiry and skepticism has been,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at of the scientific realm.(174)

另一个解读的要素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相对性:一边是非理性的中世纪中怼幻想的解读有种种理性的要素,而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化的工业时代下产生了种种非理性后果,如失业垄断等。

##Walsingham and Loreto

本章所主要分析的两个朝圣地点。

The date 1061 had clearly become traditional, for it is also found in the famous Pynson ballad containing the popular legend. (177)

暗示了Walsingham朝圣是一种上下交通的。

Walsingham和Loreto的构造神话颇有类似之处,二者都是在梦中被圣母教导?:

But the most remarkable parallel is with another famous replication shrine, the Holy House of Loreto in Italy.3 (Both Loreto and Walsingham were reckoned among the twenty-four principal Marian shrines for the concelebration of Mass at the close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Vatican II.(178)

而这背后实则暗示了某种中世纪精神:

Both shrines, characteristically marginal or li- minal to the major centers of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administration, conveyed the “far” quality of the Holy Land. They aptly stood for the “far” as against the “familiar,” the pure as opposed to the impure, the sacred as against the mundane, communitas confronting social structure, with the Annunciation representing all new beginnings, and the long hard road to the shrine representing repentance for one's sins as householder and politician. The great shrines were like Christian Meccas. Both Loreto and Walsingham drew pilgrims from other lands; they functioned not merely at the national but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of Christianity. Like that of many other shrines, their history reveals an internal process of change from spontaneity to structure, though never with a total declension in communitas. (Indeed, as we have seen, structure may frame “flow,” and flow, in turn, may sustain communitas.) That history also manifes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ilgrimage and context under chang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180)

这两座圣地都是政治和教会管理的主要中心的边缘或边缘,传达了圣地的 “遥远 “品质。它们恰当地代表了 “遥远 “与 “熟悉”,纯洁与不纯洁,神圣与世俗,社区与社会结构的对立,圣母领报代表了所有新的开始,而通往圣地的漫长艰难道路代表了对自己作为户主和政治家的罪过的忏悔。伟大的神殿就像基督教的麦加。洛雷托和沃尔辛厄姆都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朝圣者;它们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基督教的国际层面发挥作用。与其他许多圣地一样,它们的历史揭示了一个从自发到结构的内部变化过程,尽管从来没有在共同体中完全衰落。

由于来朝圣的人很多,朝圣同时带来了某种政治经济后果:

A great number of wills bequeathing money and property to the Holy House have also come into light. Royal and noble benefactors abound.(181)

迄今为止都是上层的朝圣及其相关后果。甚至还有外国人,已表明范围之广。

但不能忽视的是庶民:

Nevertheless, it was the ordinary pilgrims who made the shrine the great center that it was.(182)

这一朝圣地点可以当作欧洲大陆交流但中专点:

The Slipper Chapel, mentioned previously, was the culmination of this chain, and the point from which the final ritualized approach to the Holy House was made. One etymological derivation of “Slipper,” incidentally, is from “slype,” which is the original name of this chapel of the pilgrimage saint Catherine and means “a covered passage” or “way-through”—a perfect metaphor for pilgrimage liminality. The main way-station from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was at Lynn, where those coming from the Low Countries landed.

来自欧洲大陆的主要中转站在林恩,来自低地国家的人在这里登陆.

Loreto, too, had its ebb and flow in the stream of history (Gillett 1949:vol.l,pp.37-43). Like Walsingham, it received homage from many famous people—prelates, kings, doctors of the church, and saints. Forty-seven popes knelt there as popes; others, who went as cardinals, later became popes. As at Walsingham, immense sums of money and quantities of treasure were lavished on the shrine.

Loreto圣殿的历史同样存在这种flow,曾被王公贵族斥巨资朝拜或修缮。

与基督教朝拜形成的对比的是伊斯兰朝圣。

Islam made of Mecca a mandalalike center of normative communitas (a center topographically represented by the Black Stone at the Kaaba), and thus transformed liminality into its opposite. Islam is ideally conceived as a vast communitas of cobelievers.(189)

伊斯兰教被理想地设想为一个巨大的cobelievers communitas,而麦加则是规范性中心。通过参与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共同仪式和典礼,以及与其他土地和民族的穆斯林同胞的交流,这种意识得到了加强。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与分层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成对比,后者具有强烈的地方传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相对较小区域的特点。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庶民的朝圣及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存在被忽视。且基督教世界的朝圣体系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效应。然而,罗马教会对社区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官方看法与伊斯兰教有很大不同,这反映在它对朝圣者多中心主义的容忍上【类似于罗马帝国统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在一个权力机构下的最广泛的系统在性质上是分等级和分部门的,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共同体。根据罗马的教会政府理论。”教会作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在与她的精神目的有关的所有问题上,对她的臣民、立法、司法和行政有最高的权威。根据神圣的制度,对普世教会的最高权力属于教皇个人,以及与教皇联合的主教集体(在盲法会议上)。主教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拥有权威(分割),取决于教皇(等级制度)。教皇在管理普世教会方面得到红衣主教的协助,红衣主教可以是一个机构(神圣学院),也可以分布在罗马公理会、法庭和办事处。在微观上,主教在他的教区内得到大教堂分会、教区议会官员和教区主任的协助。这似乎也与圣经中的头-身体理论又相通之处。由此,local custom也开始浮现。这其实是一种unity in diversity(190)。

而伊斯兰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则相反。

Thus while Islam places communitas, umma, at the center of its unity, medieval Christendom and modem Catholicism place the structuring of diversity according to uniform principles in that central position. These ideal paradigms hav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in each case. The essence of spontaneous communitas is its temporal transience—the “wind that bloweth where it listeth.” Yet Muhammad's declaration of the hajj as a duty incumbent on all Muslims is a formulation precluding both spontaneity and brevity, since long preparation, practical and spiritual, is required for this great journey, often overseas.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other hand, has always been a little cautious about admitting any manifestation of communitas as a foundation for unity—except in the Gospel episode of Pentecost itself, when, in the brief spontaneity of the spirit, many became one though speaking various tongues. Communitas has often been seen as something to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a charisma to be routinized, a grace to be thankful for, perhaps, but not part of the regular running of things, the business of the Church, as Arklike it floats through the choppy ages. But the pilgrimage process, when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iven shrine's history, often begins with extraordinary manifestations or charisms, which are soon recognized as being for the good of others, not merely for their first recipients, and lead to an influx of pilgrims to the place where the manifestations are popularly believed to have occurred.(191)

自发的共同体的本质是它的暂时性—“风吹到哪里就到哪里”。然而,穆罕默德宣布朝觐是所有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表述既排除了自发性,也排除了短暂性,因为这一伟大的旅程需要长期的准备,包括实践和精神上的准备,但在天主教中共融并非某种义务性规定,更多的是自发性。turner在这背后其实还想探讨structure和communitas的张力:

Rome can be seen, once more, as a center of governmental structure. Structure, not communitas, is made central to this pilgrimage obligation; the continuity of canon law with imperial Roman law serves admirably. But one result of structuring the center is that communitas breaks out, like solar coronas, all over the peripheries, in spontaneously engendered pilgrimages, crackling with charisms. Because they are peripher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legitimization is placed squarely in the lap of bishops。(192)

structure是朝圣义务的核心,但朝圣中心结构化的结果就是他的边远地区爆发出communitas: The Church has always been a deft integrator, and bishops have, on the whole, tried to channel popular enthusiasm in orthodox directions—in other words, to effect a kind of social sublimation—rather than to quash it. But the bishop goes into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a reputed apparition or miracle, estimating the probity of witnesses, being watchful for contradictions in testimony, and assessing the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alleged vision, to decide whether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turn a blind eye to a popular fait accompli and give official approval to the nascent pilgrimage, or to condemn it out of hand.

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朝圣的圣地过去是,现在也是,穷人的医生——朝圣用以洗刷过去的罪恶。

The laws of magic overruled the moral action of free will. Pilgrimage became a part of the structured social field of interacting feudal states and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and functioned to maintain it. Protected by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authorities, pilgrimage became worldly and fashionable. According to Sidney Heath (1911:33), “the scrip and the staff were as frequently assumed for the purpose of committing new sins a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enance for old ones.” Assignations were made in the “leafy bowers” by holy wells or in the “dimly lighted cathedral.” Adultery was said to be common in shrines in Lombardy, France, and England.(197)

朝圣成为相互作用的封建国家和教会机构的结构化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并发挥着维护它的作用。在教会和政治当局的保护下,朝圣变得世俗化和时尚化——最终被世俗结构化。

总结:

Here, then, is yet another case of religious succession and pilgrimage stratification. Communitas persists through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change; but it requires terms and norms to give it frame, focus, and a flow pattern. While one religion prevails,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seem immutable. But structures, and the symbols which manifest them, do break up and crumble. What often persists is communitas, no longer normative or ideological, but waiting to be given new form by a new religion.

社区在宗教和神学变化中持续存在;但它需要术语和规范来赋予它框架、重点和流动模式。当一种宗教占上风时,社会和文化结构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但结构和体现它们的符号确实会破裂和崩溃。持续存在的往往是共同体,不再是规范的或意识形态的,而是等待被新的宗教赋予新的形式。

chapter6

In the Middle Ages, Mary as Theotokos, holding or even nursing her Divine Son, received much iconic representation. Marian devotion formed part of a vast system of beliefs and rituals. Ear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ough, the emphasis began to shift to Mary herself, as an autonomous figure who takes initiatives on behalf of mankind, often intervening in the midst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es characteristic of industrialized mass society.

玛利亚朝圣在后工业时代的复兴,及其与之前的区别。在中世纪,玛利亚作为圣母玛利亚,抱着甚至护着她的神子,得到了很多标志性的表现。玛丽亚的奉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仰和仪式体系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初,重点开始转向玛丽亚本人,作为一个代表人类的自主人物,她经常在工业化大众社会特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进行干预。

与之相关的也与教会自身的变化有关:清教兴起。

The Catholic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octrine, as we have seen, posits a spiritual solidarity Unking “the faithful on earth, the souls in purgatory, and the saints in heaven in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same mystical body under Christ its head, and in a constant interchange of supernatural offices...True, in 1519 Luther argued that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and not the papacy) constituted the Church (Werfce II, 1884:190). Later writers, however, have taken the phrase to mean an aggregate of persons having a community of faith and ties of Christian sympathy, but in no way organized or interdependent as members of the same visible body...There is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while membership in an ancestral cult is “ascribed”— that is, dependent on ties of real or fictitious kinship (usually, lineal kinship)—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is “acquired,” or “achieved,” by faith, works, and submission to ecclesiastical rule. Nevertheless, the familial, domestic metaphor is highly appropriate to the Catholic concept of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and terms such as father, son, mother, daughter, brother, sister, spouse, are freely applied within that corporate body to created persons both living and dead, as well as to the uncreated Persons, the Father and Son of the Trinity. The Holy Spirit, moreover, personalize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unitas through the entire corporate body.(204-205)

清教徒不再相信炼狱和其他种种幽灵、幻象的中介作用,所剩的唯有因信称义。且这种孤身一人的俗世中的修行也让天主教会所带来的communitas的削减。在理性化降临的祛魅下,信徒与旧日saints的联系被切断。由此,圣母朝圣似乎也因此处于某种危机。不过,天主教倒是一直将这种超自然幻象当作某种积极的现实,所以这实际上也为圣母朝圣的复兴埋下伏笔:

Catholics have always held that the supernatural is not a theoretically derived conception, but a positive fact, which can be known only as a result of initiatives taken by beings or powers from beyond the sensory “veil.” It is manifested through revelation, miracles, prophecies, and apparitions. The Catholic Church considers itself a living body, perpetuated from biblical times on, through postscriptural and post- apostolic history; since the generative biblical era was full of revelations and miracles, the possibility remains that similar phenomena may occur today. (205)

它是通过启示、神迹、预言和幻觉表现出来的。天主教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活的机构,从圣经时代开始,通过圣经后和使徒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生成的圣经时代充满了启示和奇迹,今天仍然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现象。

在这种语境下,玛丽的复兴不再是不可能——所谓理性化时代也并非铁板一块【就像今天也有很多迷信,比如遇到水逆要去雍和宫】

Miracles did not cease at the death of the last apostle. The doctrine of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posits that Jesus, who became man and had a human soul, his mother Mary, the apostles, and all the saints, whether canonized or not, are still, in some sense and at certain times, quasi-materially “present,” and can manifest themselves to men and women like ourselves and mediate in various ways between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orders.(206)

奇迹并没有因为最后一位使徒的死亡而停止。圣徒共融学说认为,成为人并拥有人类灵魂的耶稣、他的母亲马利亚、使徒和所有圣徒,无论是否被封为圣徒,在某种意义上和在某些时候,仍然是准物质的 “存在”,并能向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展示自己,以各种方式在精神和物质秩序之间进行调解。这背后的神学基础仍没有被完全消解。

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的communitas也没有崩溃,

William Christian argues that mobility and the mass media have broken down boundaries, that industrialization has led to the migration of labor and the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rural areas; non-Catholic schemes for living have had wide circulation, and the rise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has made people loath to undergo such hardships as pilgrimage journeys, while natural means are at hand to procure benefits previously thought to be beyond the power and means of peasants and urban workers. Force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tself, such as the Catholic Action movement (which involves the laity in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church affairs and in proselytizing) and the major reforms promulgated by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have contributed to bringing localized Catholic communities into regular contact with other worlds, ideas, life-styles.(207)

流动性和大众传媒打破了界限,工业化导致了劳动力的迁移和农村地区资源的重新分配;非天主教的生活计划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不愿意承受朝圣之旅这样的苦难,而自然手段则可以获得以前被认为是农民和城市工人所不能及的好处。天主教会本身的力量,如天主教行动运动(让教友参与教会事务的规划和管理,并参与传教活动),以及梵蒂冈第二届理事会颁布的重大改革,都有助于使当地的天主教团体与其他世界、思想、生活方式经常接触。

所以在19世纪时出现了the Age of Mary.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Marian pilgrimages originated in this period. All of them began with a vision in which Mary delivered an important message. Unlike the messag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dieval “shepherds' cycle” discussed earlier, in which the Virgin instructed the individual visionary to found a shrine to her, the message of the modem visions is a general call to all humankind to repent and be saved. A considerable populist literature, often chiliastic in tone, has developed in connection with apparitional pilgrimages. The Virgin's message is identified with lower-middle- class interests, and both big business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re condemned as major causes of humankind's sins, the sins we are called upon to repent. Whereas medieval Marian pilgrimages are seldom known to have begun as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a vision (the foundation narratives have a mythical quality and seem to have arisen long after the pilgrimages were operant), the postindustrial pilgrimages clearly owe their origin to particular visionary or apparitional experiences.

现代异象的信息是对全人类的普遍呼吁,要求他们忏悔并得到拯救。伴随着异象朝圣,出现了相当多的民粹主义文学,圣母的信息与中下层的利益相关。且中世纪的圣母朝圣很少是作为异象的直接结果而开始的(基础叙事具有神话色彩,似乎是在朝圣活动开始后很久才出现的),而后工业时代的朝圣活动显然要归功于特殊的异象或显灵经历。

但仍然面临着进化论的危机

Marian doctrines, by patristic and subsequent tradition, hinge on the notion of Mary as the new Eve, redeeming mankind from the original sin of the first Eve. The new Eve entails a first Eve; Mary and Eve are structurally interconnected. Modem evolutionary theories, however, have claimed the prestige of science, in an age of mount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to argue against the notion that a special creative act of God brought humanity's first parents, Adam and Eve, onto the terrestrial scene(210)...The Church must have recognized that if, in the view of the masses, Mary truly lived, then Adam and the first Eve would have lived, too, and man would be seen as more than just a nodal point on the wavering line of biotic evolution, indeed as the “express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qualitatively distinct from the animal kingdom. If theological argument could not prevail among the faithful, against the evolutionists, then popular movements, rooted in and stimulated by corporeal visions, and associated with a plethora of miraculous cures, could convince the people that biblical times were not dead, that they continued through the Church. (211)

此时,上层天主教教会也开始告诫民众不要轻信异象,但古老的救世圣母的形象早已在民众中扎根:

Yet the redoubtable conservative Cardinal Alfredo Ottaviani, regarded as an archfoe by the proponents of Catholic reform, wrote an article in the Vatican newspaper Osservatore Romano, in 1951, cautioning Catholics about accepting visions too credulously. “Even the most accredited visions cannot furnish us with new elements of life or doctrine, but only with new motives for fervor. True religion abides essentially, not only in the conscience, but in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consequent love of our neighbor.” “New motives for fervor” indeed proliferated in Marian visions, miracles, and devotions. Though “feudal and idyllic relations,” in the word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were ending, and with them many of the regional and district saints' devotions, a generalized, universal mother, “heart of the heartless world,” the Mother of God, was available to the dispossessed, uprooted masses of Catholic Europe; according to immemorial pilgrimage tradition, she had many times manifested herself to the poor and despised.(213)

接下来就是两个例子:法国圣母la salette和lourdes

la salette的幻象流传于19世纪30年代,且是经过两个孩子的口——孩子是否象征着天真无邪、不会说谎、也不理性?【需要简单复述一下圣母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圣母幻象的确证是通过一系列理性化手段而完成的。

Later, in the summer of 1847, the bishop appointed two members of the faculty of the Grand Siminaire— Canon Rousselot,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Canon Orcel, the superior—to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whole affair. Not only did these men interview the children separately and thoroughly, they also collected evidence from the local peasants that there were many extraordinary cures as a result of either the intercession of Our Lady of La Salette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from which the Little Spring ran) or the use of water from the spring. The people also alleged that, since the apparition, the spring had flowed there uninterruptedly, though it was formerly dried up for most of the year. (217)

最终在1847年,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认同了幻象的有效、合法。当然也会有质疑存在,包括科学家、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但最严重的质疑来自于教会内部。教会权威Curé否认男孩见过圣母,又有人说孩子们见到的圣母其实是邻村的一个贵妇(不过也有人否认这一点)。

There had been no apparition, D6l6on charged; rather, a harmless hoax by an eccentric and pious woman had escalated into a major new Marian cultus...These arguments and counterarguments give a notion of the rhetoric and polemical style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controversies over apparitions and miracles and their role in the inception of pilgrimage devotions. It is tempting to analyze the Salette controvers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s a “social drama” or an “extended case history” (220)

力图打消幻象的合法。这些论点和反驳给出了一个概念,即19世纪中期关于显灵和神迹的争论的修辞和论证风格,以及它们在朝圣奉献开始时的作用。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萨莱特的争议分析为 “社会剧 “或 “扩展的案例历史,不过,人民用脚投票:“As so often happens, however, people “voted with their feet,” quite literally, whatever the clergy said or did, and the pilgrimage established itself, with the usual array of “cures” and spiritual and material “favors,” and the rapid creation of pilgrim ways and facilities.“(221)朝圣之旅建立起来了,通常有一系列的 “治疗 “和精神及物质 “恩惠”,并迅速建立了朝圣的途径和设施。

而la salette圣母的要义则在于:不忏悔就死亡。公开的信息包含了忏悔的号召—有时还包含了威胁,如果人们不回应的话。这种威胁要么是当地的灾难(如在拉萨特预言的马铃薯和小麦枯萎病),要么是大范围的灾难,而照做的话一战也会平息。可以看到,这无关个人的得救与否,而是群体性的救赎。

另一方面,那两个孩子在见证之后,也将回到原先的生活秩序中,不过却发现他们都并没有很好地融入,这种见证并不是仪式过程的liminoid,甚至是某种割裂的开始。

另一个apparition是Lourdes(226)【简单复述】。特征:

The events and symbols connected with the Lourdes apparitions, whether influenced by clerical prompting or not, have a highly orthodox flavor, as contrasted with the heterodox, apocalyptic messages to Milanie. Lourdes is not divinatory. The apparitions of Lourdes simply reinforce traditional doctrines; they add nothing to the “deposit of faith,” though amateur Catholic exegesis delights in finding portents in apparitions, as we have seen.(227)

与卢尔德显灵有关的事件和符号,无论是否受到教士提示的影响,都具有高度的正统色彩,只是加强教义。卢尔德显灵及其解释的正统性,与梅兰妮的恐惧信息形成对比,从天主教的角度看,伯纳黛特本人的典范圣洁性与之相匹配。由此,不同于la salette,lourdes圣母也更具正统性权威:Lourdes, unlike La Salette, has become an authentic, international devotion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229)

最后一章:总结

分析思路与基本出发点:

》We have seen, for example, that pilgrimage should be regarded not merely as an ideal model but as an institution with a history. Each pilgrimage, of any length, is vulnerable to the history of its period and must come to terms with shif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Pilgrimage is more responsive to social change and popular moods than liturgical ritual, fixed by rubric.

朝圣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有历史的机构。每一次朝圣,无论时间长短,都容易受到其时代历史的影响,而且必须适应政治地理的变化。朝圣比礼仪仪式更能对社会变化和民众情绪做出反应。

回到liminoid和liminality的关键概念:

Pilgrimage systems are more “liminoid” (open, optational, not conceptualized as religious routine) than “liminal” (belonging to the mid-stage in a religious processual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rites of separation, limen or margin, and reaggregation—as discussed by Arnold van Gennep). Liminal phenomena are embodied in the collaborative “work” of a tribal or early agrarian society's annu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structural round, and are obligatory for all. Liminoid phenomena, though present in the simpler societies, prevail in societies of greater scale and complexity, and tend to be generated by the voluntary activity of individuals during their free time. The universal religions, addressed to the salv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a stress on individual choice, establish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minoid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in the total culture. Liminal features persist, however, in the liturgical structures of the universal religions, and, indeed, in many secular institutions. But the developing, secular leisure domain becomes crowded with liminoid genres such as the fine arts, the folk arts, and critiques of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apologies for it. The voluntaristic character of pilgrimage in the formative centuries of the historical religions places it within the liminoid camp, but the “archaic” category (for example, OcotUn, Le Puy, St. Patrick's Purgatory) bears clear traces of an antecedent Iiminality。。。More important, when a religious system becomes tightly structured and organized, and closely articulated with nonreligious structures, political, legal, and economic, its pilgrimages tend to revert from the liminoid to the liminal or “pseudo-liminal”; that is, they “regress” from voluntaristic processes to become pseudo-tribal initiatory institutions, stressing relics, ritualistic acts, and the “miraculous” properties of wells, trees, places where saints stood or rested, and other concrete objects associated with holy individuals. In our view, this is what happened with Catholic pilgrimag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232)

随着宗教组织的严密,并与非宗教结构、政治、法律和经济结构紧密相连时,朝圣也从liminoid向liminality转化,它们从自愿的过程 “倒退 “到成为伪部落的启动机构,强调遗物、仪式行为,以及水井、树木、圣人站立或休息的地方和其他与圣人有关的具体物品的 “神奇 “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天主教的朝圣都是liminoid的,因为都是自愿的,朝圣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魅力,是信仰的一种特殊天赋。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朝圣变得与整个系统融为一体。在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当教会变得强大的结构化时,朝圣被纳入其忏悔系统,甚至被规定为对世俗罪行的一种惩罚【如圣帕特里克?】。中世纪的天主教朝圣成为忏悔圣事的延伸,是将每个人的道德状态置于教会控制之下的制度化手段。

并且这种朝圣也开始扩散【与特定历史进程相结合】: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ors expedited pilgrimage structuration. When Islam closed off the Holy Places of Palestine to almost all Christian pilgrims, and occupied the North African coast and much of Spain, the Mediterranean, says Jacques Pirenne, ceased to be man nostrum, our (Roman) sea; and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Christendom shifted to France, Germany, and northern Europe. (233)

特定的历史因素加速了朝圣的结构化。当伊斯兰教对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朝圣者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圣地,并占领了北非海岸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时,基督教的重心转移到了法国、德国和北欧。地的朝圣综合体,由传统上与耶稣的生活、教导和死亡有关的地点组成,实际上是以献给耶稣和玛丽的不同方面的圣地的形式零散地转移到欧洲,而且往往被认为是奇迹或幻觉的来源。结果是在一个多语言的欧洲,出现了朝圣的多中心主义。而这种多中心主义对地区的经济政治情况有深远影响:

The major shrines exert a magnetic effect on the whole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charging with sacredness many of its features, and fost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acred and secular edifices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human stream passing through it. Pilgrimage centers in fact generate a socioeconomic “field”; they have a kind of social “entelechy.”

主要的圣地对整个通信和交通系统产生磁力作用,使其许多特征具有神圣性,并促进了神圣和世俗建筑的建设,以满足经过该系统的人流的需要。朝圣中心实际上产生了一个社会经济 “领域”;它们有一种社会 “恩特莱奇”。并间接地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似乎是某种亲和性?】:

If S'the Protestant ethic—with its stress on diligence, thrift, virtue, and ^fair-dealing in one's secular vocation, and its belief that one's place jn the world is a God-given sign of faith or election—was, indeed, as Max Weber thought, a precondition (a necessary if not sufficient cause) of capitalism, then the “pilgrimage ethic,” with its emphasis on “holy travel” and the benefits flowing from such travel, may ; very well have helped to create th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that I later made mercantil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viable national ^_and international system.(234)

然后是圣母朝圣和圣象/象征的关系。

圣母玛利亚的特别之处:

Marian pilgrimages, in particular, throw into high relief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iconicity, the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Iconic symbols, though stylized in varying degree, clearly link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in some way: the signifier may be a metaphor for the signified; may be an attempt to portray the meaning literally, as in a picture of the Assumption for example, or there may be other connections, sometimes metonymic, of association or genealogy, between them....Beyond all other types of Christian representation, Marian icons excite the greatest devotion from iconophiles, and the greatest hostility and hate from iconophobes. (234-235)

圣母所激起的是圣像崇拜。这个问题也许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分歧最深的一个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可能是在西方传统中对女性的普遍评价,将其视为可感知的主要象征。女人不仅被看作是一个载体,一个容器,而且是一个载体,一个很少的载体。从这个结构性的角度来看,她是符号化的本质,而男人,或男性性,是符号化的本质:

This issue is perhaps the one which most deeply divides Catholics from Protestants. One underlying cause may be the pervasive evaluation of woman,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s the dominant symbol of the sensorily perceptible. Woman is seen not merely as a vehicle, ore vessel, but as vehidehood, ves- seldom. From this structural perspective, she is the essence of signifying, while man, or maleness, is the essence of the signified.

所以,实际上,玛利亚就是能指signifier,而耶稣基督就是所指signified。而清教徒对肉体的批判(如米尔顿的史诗)可能有类似的基础。【圣母毕竟也是肉身性的载具】turner还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新的玛丽亚朝圣地被建立起来,与显示母子之间紧张关系的幻象有关:母亲挡住了儿子的惩罚性手臂,但她却责备人类忘记了宗教信仰,并承诺如果没有广泛的忏悔,就会有地球上的灾难和永恒的地狱。而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有关。

最后则是pilgrimage stratification,从横向的变迁到纵向的剖析:

和印度教形成对比的,天主教内部也同样存在分化:

Christian pilgrimages are stratified into four major levels: (1) international (for example, Jerusalem, Rome, Lourdes, Guadalupe in Mexico); (2) national (for example, San Juan de los Lagos in Mexico, St. Anne de Beaupri in Canada, Our Lady of Czestochowa in Poland, Our Lady of Knock in Ireland, Our Lady of the Pillar in Spain); (3) regional (for example. Our Lady of OcotUn for Tlaxcala state in Mexico; and (4) intervillage (for example, the “valley shrines” described by William Christian 1972:61-78). Though these strata are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e levels observed by Bhardwaj in India, some major differences may be noted in the patterns of worship at the various levels. Christian pilgrims seem to frequent the high-leve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hrines quite as much for “favors” (including miraculous cures) as for purely devotional reasons corresponding to Bhardwaj's “merit pattern.” In contrast, the deepest personal piety may be expressed in private devotions at a domestic shrine dedicated to one of the many aspects of Jesus or Mary. Another feature distinguishing the Christian pilgrimage system from the Hindu is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supreme maternal prototype, the Virgin Mary. She is venerated at every shrine level and in generalized devotional cults, whereas Hindu mother deities tend to be worshiped primarily at the local level (Bhardwaj 1973:92). These differences may perhaps be correlated with the caste principle in Hindu ritual as against the dogma of the Incarnation in Christianity。(239)

基督教朝圣分为四个主要层次。(1)国际(例如耶路撒冷、罗马、卢尔德、墨西哥的瓜达卢佩);(2)国家(例如墨西哥的圣胡安德洛斯拉戈斯、加拿大的圣安妮德博普里、波兰的琴斯托霍瓦圣母、爱尔兰的诺克圣母、西班牙的柱子圣母);(3)区域(例如。墨西哥Tlaxcala州的OcotUn圣母;以及(4)村庄间(例如,William Christian 1972:61-78所描述的 “山谷圣地”)。

同时:

Nevertheless, broad similarities of social structure may be detected in the two major pilgrimage systems. Local-level pilgrimage shrines in both Hinduism and Christianity fall at the “liminal” end of the spectrum; high-level shrines at the more “liminoid” end.(239)

体系内的更高等级都是liminoid的,而相对低级的、边缘的就是liminal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often been perfectly conscious of this phenomenon, and has sought to maintain the various levels in some sort of balanced relationship by distributing honors—such as papal coronation of devotional images, designation of the shrine as a minor basilica, beatification or canonization of a local visionary— among pilgrimage shrines in degrees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current popularity, political importance, and doctrinal significance.

而这种分类并不是说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就有某种特定的类型。天主教教会也在有意识地平衡这一点。如教皇对虔诚形象的加冕,将圣地指定为小教堂,对当地的异象者进行封圣或加冕—来保持不同层次的平衡关系。

但随着工业革命,村人口的减少,大量移民到快速增长的旱地,工厂里的集体劳动,以及越来越细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工会、管理协会和基于社会经济阶层的政治斗争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交通和通信。一个人作为父母、家长、养家糊口的人、家庭主妇、政治参与者、宗教团体成员、运动员等角色的分离,也就使得教会和朝圣所精心构筑的commnitas岌岌可危。(One result has been an erosion of village and intervillage corporateness. )

不过,所剩下的是某种泛化的朝圣【与旅游结合的朝圣】,如在美国,1976年庆祝美国诞生的两百周年,数百万旅行者参观了反对英国统治的解放斗争中的军事和立法胜利和悲剧的场景。

We have in mind the revivalist camp meetings of rural America: instead of a pilgrimage by the faithful to a distant holy place, a holy person or preacher comes to a familiar place, where it is not a visual symbol, an image, that is efficacious for salvation or healing, but an auditory symbol, the word of Holy Writ... In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vie have already noted that the holiest pilgrimage shrines in several major religions tend to be located on the periphery of cities, towns, or other well-demarcated territorial units. Peripherality here represents 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 as against sociocultural structure.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faithful alike seek retreat from quotidian preoccupations and sins by making a pilgrimage movement of some kind, a step per agros, “through the fields,” to the shrine or preacher bringing them renewal of faith and heart. (241)

信徒们不是到遥远的圣地朝圣,而是圣人或传教士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在那里,具有救赎或治疗效果的不是一个视觉符号,一个图像,而是一个听觉符号,即圣书的话语。然而,重要的是,这些聚会不是在城镇或村庄中间举行,而是在城市边缘的、农村的营地举行,与一些村庄或家园稍有不同。而这就代表了liminality和commintas,从日常的关注和罪孽中撤退,给他们带来信仰和心灵的更新。

昨天晚上十点刚过,我洗完澡,梳着头,刚把Turner那本pilgrimage读完,打算把前两天买的柿子切了,美美地结束这无所事事的一天。但是没想到折叠刀卡住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刀拔出来,却没想到被刀刃割破了右手食指。

疼到是没多疼,只是血一直在往外涌。大片大片紫红色的血从伤口中迅速溢出。我慌忙拿纸巾去擦血,结果一直都擦不完。我颤抖地问我的室友有没有创口贴,她一见我的手,马上叫我先去用水冲冲,防止伤口感染。我左手拿着创口贴,右手垂着手快步向盥洗室走去,血积在指甲里,滴答滴答地溅到地上。我摁住伤口又松开,血也是止住又涌出,流量一直没有减小的趋势。冲了十来分钟仍不见好。我的另一个室友正好回来,我想叫他帮帮我,还没走出盥洗室,血就又溢满了整手,只得立刻又跑回去冲洗。我的那个室友赶了过来,叫我赶紧勒住食指根部,好把血止住。我听令照做,立刻从手腕上解了皮筋勒住手指,这才不怎么出血。我回到寝室,其余几人叫我赶紧去医院。我本来想着,也不是多大的伤口,跑去医院也未免太麻烦。但是一直止不住血又让我十分担心。于是我一边要抽纸擦血,一边翻箱倒柜地找身份证和校医院就医卡。我的室友们帮我穿好衣服、带好东西,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地前往海淀医院。

去医院之后心安了不少,佳晨一路带着我,先去问护士怎么处理,护士叫我把皮套送了,去挂急诊外科的号。挂了号才发现还有一溜人等着看病,有两个还坐在轮椅上。等的时候外科门口又跑来一伙人,似乎是有一个人喝醉了。喝醉的人正好坐在我旁边,东倒西歪,嘟嘟囔囔。等了许久,大约得有半个小时,佳晨又去叫了护士,护士给我换了个纱布止血,似乎又帮我们提了前。医生简单地消了毒,包了扎,便叫我们交费取药打破伤风针。我原先以为伤口至少得7、8毫米,结果今天一看病历单,只有2毫米,轻微擦伤。等破伤风针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此时我已不再慌张,反正尘埃落定,也没什么再可怕的了。

我现在的右手食指被严密地裹着,动弹不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受到了影响,但又似乎都没有大碍。这两天没法洗澡,洗脸也只能单手,换卫生巾也成了不简单的工作,打字更是磕磕绊绊。我其实一直没觉得这是个多困难的事,因为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在止血时有些恐慌。但手指受伤对我来说更像是某种策略性的工具:我成功勾起了我妈的愧疚之心,因为我们前天刚因为我的性取向吵完架;我又成功在实习那里请了假,好不快活。

因为读了《末日松茸》很有感触,所以打算毕业论文也做一个类似的多物种民族志,甚至研究问题也打算模仿着做一个类似的。然而和xg聊过后才意识到这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视点的问题,即从人到猫还是从猫到人。显然,多物种民族志的理想是实现从猫到人,但事实上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只能还是从人出发。然而我也不愿满足于访谈几个朋友,归纳几个特征,甚至做出个市场调查报告,我仍然是想将猫放在我的研究视阈。

于是上周末先做了一个简单的预访谈,并计划再访谈3-5个对象作为预调查的一部分。这次访谈的对象是我的同学姜丰,她家原先有两只猫,都是别人家生小猫之后抱过来的。巧的是,计划中的其他几位访谈对象恰好与其构成对照:一个是领养的,还有一个是从猫舍接的。并且这两只猫如今也已走丢,正好另外两位对象都在抚养的最初阶段。

在访谈姜丰之前,我一直在想着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切入点,试着问了一下我妈养猫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转折点,结果她的回答是在他发现找不到灰灰的时候才发现到对他的感觉的不同。于是这让我联想到身体的感觉:只有内脏等器官发生病变时我们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由此我试图从身体感觉的角度出发重构人与猫的关系。恰好身体感觉也是利恩论述过的,即只有当三文鱼同人的身体的感觉建立联系后,人才会与其建立同情共感。同时他也提到,只有三文鱼死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这时人们才会看见三文鱼。

不过在访谈姜丰时我没有特意从身体感觉的角度建构访谈思路,仍然是从人的生平简介+猫的来龙去脉入手进行访谈。在问到人口学信息时,偶然/突然发现姜丰是离婚家庭,而这又与他的养猫经历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来说,一开始猫进入家庭是为了标志某种新生活的开始,也标志着他爸爸对她的某种补偿心理——这就与家庭的生命周期同呼吸共命运【大概是这个意思,措辞还需要打磨】而她与猫的关系也很类似于她与她爸的关系:独立、平等、只是知晓彼此的存在。她对待猫亦是如此,甚至他理想中的猫也应是如此。然而猫并不会依照人的意愿行事,他们遵循着自己头脑中的人类无法琢磨的原则行事,即使不像猫的猫也在无形中侵占了她的感知,却又最终接连离开了姜丰的家庭——猫是会自己选择的。

除此之外,姜丰对猫的相貌的品评也很有意思:猫性特征强的猫并不是漂亮的猫,而正统偶像派则是脸小眼大皮毛干净。甚至相貌比性格更重要,长得不好看的猫在手机里存的照片也少。

另一点重要的是猫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个人身心状态/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密切关系。对待这两只猫都是非科学散养,因为她认为猫是某种独立的、自由的生命,只是“在他们家”而已。所以他的两只猫可以自由地去野外,也没有做绝育——这两种做法都是被科学喂养所坚决抵制的。与其形成对照的就是她姐姐养狗的方式:把狗当成儿子女儿,是一种很强烈的要为他负责的倾向。具象体现就是带到医院的频次。去医院会洗澡、打针、看病。就像养小孩一样,农村里养小孩大多都很心大,城里的却是有个头疼脑热立马送去医院。只有科学的、权威的生物医学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孩子/猫狗,也就是平安长大/无病无灾?应该有更精确、更深层的说法,但我暂时还没想到。不过,即使是,也投射了很多人类生活的隐喻,比如姜丰会戏称她的猫正在经历中年危机。还有种种拟人化表述,如在外面人与猫相遇,就像小朋友在玩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家长,会变得不好意识。似乎是某种人类的一厢情愿的投射——仍然是人类中心的视角。

接着说,之所以一开始她讲猫视作自由的生命,也与她当时的身心状态有关。况且她那时候根本还小,怎么可能有养孩子的概念。在青春期时,她偶尔也会期待这猫变成帅哥。而到现在,正是完成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即将步入社会,也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责任所在,养猫也就因此变成“我要对他负责”。

身体感觉其实最鲜明的体现是在猫走丢后对她的担心,担心他会不会挨饿受冻——这完全是从人的身体感觉出发。

不过访谈也存在一定缺陷,就是猫的角色仍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其实仍然是在从人的视点考察。

xym学长又提醒了我,还可以考察人猫相处的空间问题,以及这种空间所延伸出的其他的、和人/猫生命历程的关系问题。感觉姜丰的两只猫的空间与他对待猫的方式有很大关系:自由的,所以空间也是无限蔓延的,但绝对不能侵占到私人的卧室。但吊诡的是,这种自由的空间需要猫和人的合意:猫叫,人领会,才会把它放出去,一旦有一方不同意——也就是纳尼出走的直接原因。并且在外面的空间被默认是人类无涉的:所以猫在外面才回不理她?小呆出走则是因为空间被狗侵占?

对了,忘了一点,还有姿势的问题:人和猫相处的身体语言/感觉。

Dogs are not an alibi for other themes; dogs are fleshly material-semiotic presences in the body of technoscience. Dogs are not surrogates for theory; they are not here just to think with. They are here to live with.

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先给狗找准位置。

Prehension:

Beings do not preexist their relatings. “Prehensions” have consequences...Biological and cultrural determinism are both instances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i.e., the mistake of, first, taking provisional and local category abstractions like “nature”and “culture” for the world and, second, mistaking potent consequences to be preexisting foundations.

提供一种超越的视角。接下来就是这样分析:

My love of Whitehead is rooted in biology, but even more in the practice of feminist theory as I have experienced it.

不过这里提到女性主义说的是非二元等等,感觉其实也可以从ingold那条路走,非二元也可以是生态的、栖居的视角,反正都是分析工具……感觉这里还停留在后现代女权,当然在这里不能多写,否则又要大发牢骚。

“一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这样说了,尽管我知道远远没到结束的地步。我只好说,我的保研季终于结束了。虽然似乎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我肯定能保上,当然结果也确实如此,但只有我知道那种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似乎是没由来的不安与焦虑。五月份的时候,我突然变得胆小,害怕出国,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未来,因为这事还找了小郭好几次。我当然知道小郭不会给我明确的答案,不会告诉我到底应该是保研还是出国,但我还是跑了他办公室好几趟。我对于小郭似乎有种孺慕之情,总是很想着亲近他、讨好他,不想让他失望和生气,虽然他的话我也不一定会真的认真去听。其实我去找他其实也不过是发泄和倾诉,图个心理安慰。

等真正决定保研后,我又跑了好几趟本系教务和外院教务,要去解决英语课没修完的事。我还记得大夏天,我先骑车到了西门那边,被告知教务办公室换了地方,又骑到校医院,结果发现管事的又不在。交了申请之后发现对方理解错了意思,没有同意,只得再跑一趟,重写了一份亲自交上去。七月份之后,我一边上英语课一边读书,写了满满一本的笔记。八月返校之后又被综排和推免名额搞得一惊一乍。我原先以为保研只是分饼,一个萝卜一个坑罢了,后来才发现只搞到推免名额压根不算数,还是得看面试。也就是说,谁都不能断言我一定能保上。因为这个,我忧思起同门相残的事来,背地里也用种种消极的、非友好的语气谈论了我的同门好久。实在是罪过。不过所幸我们二人表现都还好,全部通过。

显然,我的生活不能以保研为线索全部概括。这两个多月发生了不少事。我养了鱼,但鱼死了,也彻底打消了我进一步的想法。我还懵懵懂懂地买了盲盒,买了两个也觉得无趣。我和任菲菲见了面,但之后也看她种种的不顺眼,觉得她好小家子气。我在备考的时候变得格外心坏,希望自己看不顺眼的人都没有offer,甚至是和自己相熟的好友也是若有若无地觉得她们没法上岸。我也搞不懂这种心理到底从何而来,当然我的预言一个也没有实现。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这样的微妙,我之前在上学期期末的时候编排了梁馨仪不少坏话,甚至现在在她背后也不是很友好,但我们的表面友谊依然美好,甚至今晚还要一起去吃海底捞做美甲。我只觉得自己虚伪至极。

絮絮叨叨讲了一堆,其实也不过是将我和别人的絮絮叨叨搬到了这里。从24号面试完出结果之后,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书不想读,课不想上,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着玩手机,甚至手机也没意思。不过昨天定了去海岛的机票和酒店后,我又忽然振奋起来。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我仍旧在害怕,害怕自己登机时迟到或出问题,害怕海南突然爆发疫情,害怕种种突发情况,简直是Shawn附体。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胆小,我原先一个人走天涯的时候明明也很生猛。大约是疫情之后,我从猛兽变成了整日豢养在家的兔子,原先的无所畏惧变成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我当然知道我的办事能力还算可以,可以将行程一网打尽并将琐碎收拾妥帖,但我仍旧害怕于所有的意外。我竟不知我何时变得如此胆小。

希望自己写完这篇废话之后能踏实一些。我太明白心浮气躁的害处了。我大一的所有失败都来自于这种悬浮感。于是我又开始惶恐于自己大四挂科而导致保研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