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照护和慢性疾病
我妈是2020年11月11日确诊抑郁症的。当时我在上《中国哲学》，十点到十二点的课，第二节课刚上课的时候我小姨给我发了一长串连珠炮一样的消息，说我妈病了。她的语气很慌，我一看，“精神状态出问题”，一下就懵了。抑郁症实在不是个陌生的东西，去网上一看，十个人有八个都是抑郁症，甚至我在豆瓣上还有一两个网友也是抑郁症，其中一个在现实中也有过几分交往。然而，难受，想死等等这些心情我却从未关注，其原因还是在于所谓的otherness——不是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而是同一文化内部的他者，是疾病与健康所制造的他者。疾病的苦痛说到底也只是他人的苦痛，这也就是Jackson在些粥样硬化血栓时所说的无法通约、无法翻译的隔阂（遗憾的是这篇文章还没读完，只读个大概意思就交作业了）。所以谁得抑郁症我都不会大惊小怪，可唯独这个是我妈。他者所构筑的安全边界由此便被轰然击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差序格局正式要求要在这种人我的区分中找到贯通，而凯博文所强调的照护亦是与此相通：要求在家庭、社区和医疗机构中达到和谐统一。（写着写着就想加上括弧和引用）
我已经有点记不清自己在听到消息后是怎么想的了。从回复记录来看，我似乎在努力表现得自己很懂，比如知道这个病不难治、不是大事。在过后的一年里，我也常常在我妈面前不懂装懂地说没什么大事，吃药就行。这或许有几分是在安慰我妈，表明疾病的可防可控，但也许我从情感上是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不止一次地把“我妈得抑郁症”这件事搬出来当成在国内读研的借口，但从心底来说，我其实是不那么在乎的。甚至当我得知她得的其实不是抑郁症而是焦虑症的时候，我还有几分遗憾：抑郁症是多么的时髦啊。不得不承认，冷血、自私的一面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若这换成别的疾病，如外婆的卵巢癌，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抑郁症说到底也是个精神疾病，精神这个东西本身也是玄之又玄（至少是在不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人看来），六十年代研制的精神药物直到今天也在用，而其中的病理及发生机制至今不明。但若是其他疾病，哪怕是感冒，只要有清晰的病理，仿佛就会产生某种真实感和可信度、科学性。而精神病又不同于抑郁症，因为它的症状实在是太过清晰可见，叫人不得不信。不过这也说不准，似乎在五六十年代之前精神病也不是精神病，而是歇斯底里一类的称呼。
我只见过我妈一次发病，是在2021年2月份。我、我爸我妈、我外公外婆刚到东贸，我爸我妈心里好像还有气，过年时的矛盾还没解决完。当时是因为有一天他们去装修市场看灯，我爸看上了一个，说好了要来家里装，但我妈没看上，就当众拒绝了。我爸觉得这是拂了他的面子，大发雷霆。我妈也没服软，就彼此一直在暗中僵着。到了东贸之后，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话题再度被提起来。吵到一半两个人僵持不下，我妈就先去洗澡了。我爸呆在客厅，又是很大声地抱怨，话越说越难听，越说越觉得自己惨，越说越觉得已经“很给我妈脸了”。我外公外婆也是左右为难，不过大多数还是向着我爸说话。这时我妈一边哭一边从卫生间出来，面色发青，四肢打颤，浑身哆嗦个不停。我扶着她到沙发上，她四肢冰冷，一直在发抖，而且好像已经快要喘不上气了，哆嗦着手要去拿药。我爸这时好像也被吓到了，终于不做声，走到一边去了。我外婆一直在抚摸她的后背，絮絮叨叨地祷告上帝，还说着要真过不下去就离婚；我外公端来一盆洗脚水，脱了她的袜子把她的脚泡在水里，想让她身子暖和起来；我一直握着她的手，想努力给她一点安慰，只是我也分不清这种安慰能不能传达到她那里。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左右，药也吃了，脚也泡了，我妈不哭了，但仍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外婆便叫我爸把我妈扶到床上去。我妈躺在床上，拿着圣经开始读，我爸陪在他旁边。我也很想呆在我妈旁边，但我外婆叫我出去，说只有我爸才能真正安慰她。我自讨没趣，便去客厅呆着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妈终于睡下了。第二天起来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都好了，没什么问题。我妈自己对这个病的看法是，它严重挫伤了她作为女强人的身份特征，尽管症状可能不明显，但一纸病历单就将她驱逐出正常人的行列。所以她之前会拒绝吃药，觉得自己没事。每一个抑郁症或慢性病患者觉得“自己没事”的背后都有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相连的更深刻的原因，这也就是疾病叙事的意义（很想在后面挂个凯博文的引注，但我没读，所以不太好意思）。
从那之后我也没见过她再发病了。不过现在想来，我对“发病”这个说法也很是怀疑。这毕竟很像是精神病的说法，但我妈的症状似乎只是哭得喘不上气。然而，若是将抑郁症从精神层面的疾病转向生理层面的疾病，即它如同感冒发生一样是作用于人的免疫机制或什么机制，此前的某种刻板印象便会被颠覆。我妈第一次发病，也就是确诊前一天，也就是呼吸急促等表现，而心理过程反而在其次。然而这些指证与所谓健康/正常的差距有多少 我也不清楚。所以仍然回到了混沌的起点。当然，医学上的诊断必然是系统的，我从未想过要对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提出质疑，但这一切都是在日常的照护中、一个没有生物医学知识的家人所产生的疑惑。由此，抑郁症的照护便特殊了起来。照护者一方面确信生物医学的诊断（大部分而言），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难以区分疾病/健康的界限。事实上，癌症化疗康复后的招呼也是同理。我外婆化疗之后，似乎已经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但仍有复发的风险。
这便让人想到了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在中国简直太常见了，而与之相伴的药物依从性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但这里想强调的更多的是慢性疾病作为生活。或者更广义的说，是某种对身体的管理——身体管理仿佛在某种意义上与慢性病相通。那么从更宽泛的隐喻意义来说，是一种现代性的具身体现。实际上，我对医学人类学的兴趣也始于自身对身体的控制。我虽然没有主动控制过体重，但也确实为自己的容貌、身材有过焦虑——尽管所有人都认为我很瘦，然而当体重从九十斤，到一百斤，再到一百一十斤，我不能说是没有过紧张的情绪的。更不要提我在青春期时因龅牙、凸嘴、高发际线、小眼睛等等而承受的痛苦，直到现在我也很难不会将自己在那时的不受欢迎归因为容貌上的不好看。即使是现在，走在街上有理发店的人过来揽客，说我发型不好看，头顶太尖，我还是会感到愤怒。男性凝视（当然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是所有女性的一生之敌。除此之外，身体的其他痛苦，如生产、痛经等等，也是在日常的一呼一吸中所体验的。而这种意义上的身体管理，和医学人类学中对慢性病的讨论最为接近。当然遗憾的是，我现在还没有读过凯博文那本讲慢性病的，所以在此处的讨论仍不深入。桑塔格那本疾病的隐喻看起来很新鲜，但其实和现代性与大屠杀殊途同归，最终的落点其实都是后现代的隐喻，或者说，用特斯特的后现代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就可以完成抽象意义上的疾病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