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pho

This, then, is what I take a “kinship system” to be: a manifold of intersubjective participations, which is also to say, a network of mutualities of being. (pp.20)

算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mutual being的概念,但是这里尚未指明mutualities的范围到底可以拓展至什么程度,而且究竟是纵向的拓展还是横向的拓展。显然,如果是要大大拓宽文化的意涵,一定会强调横向的维度。

Far from being regarded as unique entities, Melanesian persons are as dividually as they are individually conceived. They contain generalized sociality within. Indeed, persons are frequently constructed as the plural and composite site of the relationships that produced them. The singular person can be imagined as a social microcosm. (1988, 13)

Marilyn很鲜明地将mutual being与个人身份的多重构成挂钩,或者说每个个体其实都容纳了所属社区的大的团结。不过还需要看他的具体推理过程是什么,由此推断这里的dividual being到底是什么意思。

【Being and participation】

I realize that in speaking of “being”, let alone “transpersonal being”, I risk dragging the discussion of kinship into dark philosophical waters, an epistemic murk made the more obscure by an outmoded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of “participation”. (pp.32)

“Participation is not a fusion for beings who lose or retain their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said Lévy-Bruhl; “it enters into the very constitution of these beings. It is immanent in the individual, a condition of existence.”

所以交互性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对“参与”的认识论上的反思?牵涉到哲学对于存在substance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kinship下的being否认了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关系本身的物质性。mutual being更像是kinship的存在状态,而非单纯的隐喻。并且这更不是个体与他者的辩证式的对立。事实上存在一种先见:存在先存在,然后进入关系之中。也就是所引的第二段,是一种先于个体的存在状态。但Lévy-Bruhl认为participation本身是存在/物质/beings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例子就是父子叔侄这一类的关系,看起来是两个,但其实是同质的一个。Lévy的论证其实要追溯到柏拉图的多上之一,也就是说在多个独立主体之上存在一个整全,这里指的就是有一个共同祖先。形塑后的部落组织又会通过行为习性等区分身份认同,由此将整个group视作那个一。

这一节的讨论非常形而上,没法抓到很什么切实的东西,田野材料又不是很有共鸣,所以有些云里雾里。

刚才打到“先于个体而存在的状态”,想了一下档口,很自然的观点时认为不同主体的关系是依靠后天的发展而形成的。和之前讨论的关系先存在还不一样,因为他那个基础是有一个共同祖先来维系,但档口这里显然没有,顶多是“在之前档口工作所遗留下来的惯性”,塑造出某种“实践感”,而没有什么先验地维系关系的存在。而且上面的讨论似乎还是纵向的维度。

【Parenthesis on Human Nature】

从人性自然,也就是sociobiology的角度探讨we-ness的可能性,从婴儿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人天生的有观察别人的意图和关注的动机。Tomasello认为人的本能就是帮助和分享helping & sharing。婴儿和母亲的互动正体现了mutually regulating one another's interests and feelings in intricate, rhythmic patterns, exchanging multimodal signs and imitations of vocal, facial, and gestural expression. 有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平等友爱的第二个论证——感知感知。

What is the implic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if mutuality of being is at once an inherent disposition of human sociality and the distinctive quality of kinship relations?

所以仍然需要将自然生物的层面勾连文化的维度。或者说,语言和文化知识区分人类性情的表现,亲属关系才是更深的普遍内在。

【Transpersonal Praxis】

有点类似于差序格局的讨论?对于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同一经历的意义层次不同。举例:丧礼:

Most common are mourning practices that signify a mutual death: that is, dying with one's kinsmen by self-mutilation, tearing one's clothing, going unwashed, not working, and other such forms of withdrawal from normal sociality. Sooner or later, however, the mourning is terminated, along with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the dead.

在丧礼的意义上讨论mutual being,和死者的亲属关系在这种参与死后仪式的意义上延续。

昨天听老师讲infrastructure的问题,才意识到自己对“人与物”的研究有多么欠缺。或许是因为之前那个田野完全是在社会学的思路下进行,所以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现在希望通过探究档口中人与物的关系,来试图描摹她们生活世界的形成。但生活世界这个范畴太大,而且实在有诸多面向,在前台后台的表演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换句话说,焦虑症的问题决不会出现在档口的访谈中,但它确确实实是构成我妈生活世界的重要因子。或者说,家庭、亲人、病痛很难呈现在档口的劳作中,但每一面的生活都是真实的,只是在档口这个场域内,某些事物注定隐而未发,并且似乎很难找到线索使其暴露于水面之上——不过,这种缺失能否当作一种切入点?但是我又不想使其成为讨论档口员工的家庭生活。比如阿丽的手机屏保是她女儿,我不想把它写成为了女儿在外打工云云,或许事实 确实如此,但好像煽情的味太浓了点。不过我也不是真的很了解她的生活,在此作过多的评述并不合适。就糖糖来说,仿佛一切都很顺心,那么所剩下来的是什么?英子大约是努力还债,但是借钱这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问不出口的,并且就算问出来也可能得不到很圆满的答案。

还有的可能突破之处就是拿货和抢货,这其实是档口矛盾的中心之处。所谓的导购和老板的矛盾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的平滑轨迹中很少浮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美玲之前就明里暗里说过——这是因为有新人的加入。如此也可以看出,档口的关系格局绝不是一潭死水——那么,突破点又在何处?刚才想的是货物。是不是有可能去广州看看?做一个多点民族志?

拉图尔:“自然在旋转,但它不是围绕着主体和社会而转。它围绕集体而转,人和事物则从集体中产生。主体也在旋转,但不是围绕着自然而转,它也围绕着集体而转,人和物也是从这个集体中产生的。最终,中间王国出现了。自然和社会是它的两个随从。”自然般的真实,话语般的叙事,社会般的集体性,存在般的生存,这就是现代人使之增殖的准客体”

“数字的羁縻”/technopolitics

我们不能将物仅仅还原为关联性,还原为一种有关物的符号学。那样做会削弱物能够让人陷入纠结的能力

目前想到的一个切入点还是在微信的使用上。

infrastructure is not just a technical object but a language to be learned, a way of tuning into the desire and sense of possibility expressed in the very materials of infrastructure.

但是显然微信的使用和广义或狭义的infrastructure的内涵都有不重合的地方,毕竟infrastructure背后有很强的国家的角色,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水利,但微信显然还打到不了那个层次。不过至少在上面这个意义上是可以对话的。

ANT( Actor-Network Theroy)也可以对话?This means that it maps relations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material (between things) and semiotic (between concepts). It assumes that many relations are both material and semiotic.

0426新想法【读一位普通同学如何写学位论文https://mp.weixin.qq.com/s/VXoGhTyWnEQet7iJFWDSWA】

目前来停留在材料是一团乱麻的地步,读完这篇文章后的启发在于,重新阅读已有的材料,先把通读下来的整体印象和大致的“困惑”写出来,争取能写出一个能把所有闪光点打捞起来的“让人困惑”的问题。然后从这个点出发,明白要讲什么故事,讲这个故事要表达什么道理。

上一次找郭老师聊,他提出的建议是缺乏和和更大的外界的联系,目前并不掌握所有人的生活史,也就无法从中发现问题 。上次做糖糖的访谈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同生命是的梳理中发现和世界的联系,但也仅仅是联系,就是她婚后的那些经历,但就目前而言,呆在这个档口,唯一的联系就是和她的家人。好像又止步不前了。

这篇对医学人类学也很有启发: “(1)被叙述出来的社会经历、情感经历;(2)被认为是与疾病痛苦有关的社会经历;(3)叙述出来的疾病带来的痛苦;(4)身体机理上的疾病表征(或者叙述者认为的身体表征)”

之前想写我妈的焦虑症的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停药煎药——我感觉其实是一码事,就是她虽然会求助,但可能处于自我保护的机制不认为这是个病。还有关于诺如的,但是诺如这块没法做叙事研究只能从学理上分析,也就是针对传染病的隐喻做解释。

之前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去成档口,今天抽了空去,下午两点半去了一趟。

刚到的时候导购只有英子阿姨和阿丽,糖糖去厕所了,过了一会她就回来了。她一见到我,就立刻跑过来抱住了我。

我们这次还是在上次那个地方访谈的。但是这回入口那里多了一个十厘米高的圆台。好像是我爸新装的,专门给糖糖试版拍视频用的。糖糖还是没变,但是原来挂耳烫的头发从蓝色变成了橙色,耳朵、手腕上也多了不少叮叮当当的首饰。她似乎是最近这一个月才开始关注直播卖货,从直播间买首饰。

这次主要是围绕生命历程来访谈的。首先是糖糖在进入市场前的生命轨迹。她是内蒙人,86年的,小学毕业后在家带着,她妈让她在家放羊。等到18岁之后,跟着别人到了大连,正好大连离家也不远,在那里认识了她前夫。她前夫是潜水员,专门在东北的海域捞海鲜。每次潜到30米深的水下,捞到海鲜在被吊上来。这个行业挣得多,但也极其危险。她前夫长得很帅,她和她前夫认识一年就结婚了。结婚之前在中日合资的食品厂打工,结婚后就赋闲在家,跟着她前夫沿着海跑。白天她前夫出去下海,她就和别的潜水员的女眷打麻将,晚上等他们回来就做饭。2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孩,女孩今年九岁,比我小一轮。然而,好景不长,她前夫出了事故去世了。于是她就回到家。不知怎的就和她的表哥在一起了。她的意思是都是家里人,而且也不用生孩子,现在这样也挺好。她的小孩就由她姑姑姑父带着,每周住宿,周末回家。她姑姑姑父现在每天还出去倒卖木材,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一千。

后来就到了东贸。开始的时候被我妈嫌弃干得不好,干了两天就让她去别人家了。我妈的意思是看她长得不好看,也不太聪明,就不想要。但是她还是表示想来干。去年年初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穿版好看,于是就呆了下来。期间也经历过别的老板来挖角的事情,不光薪资更高(每月九千),还下班早。不过她还是没去,因为觉得这里更有氛围。不少导购在我访谈的时候都提到这一点,还提到我妈是怎样的一个偶像。虽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场,但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肯定也不能说全是奉承。

糖糖心眼很少,特别爱吃冰棍。我到的时候她还拼命使眼色想去买冰棍,但我妈不让。因为她一吃冰棍就肚子疼。可是她有时候趁我妈不注意,还是偷偷跑去买,在拐角里迅速吃干净。档口里其他导购都爱支使她试版,她虽然心里稍微有点不太高兴,但每次都一定会答应。她今天高兴地跟我说,我妈跟别的导购说,糖糖接待顾客但时候别让她试版了,自己能试的就自己试。之前美玲腿伤了,她趁美玲不在接了她的好几个大客,开心得很。她对其他人也很好,自己买的耳环手链,几十块钱的就直接送给别人。她每个月开销大概在三千,汇给家里八千,然后再管老公要点。她老公在深圳做生意,每月估计赚不少。

访谈到一半美玲来了,很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一直是笑脸。访谈之后还拉着我说了好一会的话,讲她最近打疫苗,腿伤好了大半。英子阿姨这次气色差极了,脸都快成乌紫色,黑眼圈耶集中,嘴唇发白,真不知道怎么搞成这样。

展开

本书在于将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有关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详尽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分析“生活后果”。研究对象在初中到高中毕业后,在上百个长河中被观察询问度量和测试。可以归位出生组研究,是对生命历程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与口述史/生活史的研究的关系?】

第一部分 危机与适应:导言

第一章 大萧条的经历

人们在大萧条中培养了新的社会适应性。本书的目的在于从适应性变化的潜力和病理学方面观察危机境遇。大萧条对不同的人造成的冲击程度不同。“极度的物质匮乏和贫困主要集中在城乡的下层阶级中,在中产阶级中更为常见的是地位和名誉的丧失以及因此出现的一些焦虑。”并且对大萧条期间家庭生活的可靠信息为数甚少,有关孩子们出于经济困窘中的不同条件下的真实经历的资料也是少的可怜。

研究问题:“本书的重点在千研究出生于1920一1921 年的某些美国人及其父母生活中的大萧条经历,但是也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对于家庭变迁和代际关系的影响。”从30s到60s一直跟踪调查这些大萧条到孩子们。本书的前半部分关注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和劳动阶级家庭在经济受损方面的差异,比如表现在家庭结构、社会经验和孩子们人格上的差异;在后半部分的章节中,则追溯它们对于孩子们成年过程中的事业、价值观和心 理功能的影响。

摆在面前的不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家庭变迁或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而是家庭对变迁的适应以及儿童世界的重建——作者有意地摒弃宏观叙事——虽然不是典型的定性研究,但同样能通过定量的方法达到目的?还是试图找到二者的接合点?

主要运用的概念:经济受损、危机/困境、适应性、关联和出生组。

1)经济受损是经济变化不断减缓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长期失业、公共援助或贫困所造成的持久损失。

2)危机适应性,危机揭示了群体生活的内部运作方式、其毋庸置疑的前提、成问题的特征以及它唤起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中的适应能力。而这里的危机聚焦于家庭,指的是处于某种境遇中的家庭之要求及其对后果的控制之间颇成问题的不一致性。而危机境遇实际上是个体或群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同时性。而在本项研究中关注的是个体和群体对大萧条中社会经济变迁的反应——包括父母和孩子的适应性,以及家庭单位的适应性。

3)把社会经济变迁与生活经历、人格联系起来。如经济受损和女儿的婚姻取向的联系。就家庭的适应性而言,首先估量经济受损的最直接影响,然后总结大萧条的经历给孩子成人带来的后果及其与经济变迁的联系。在我们转向分析成人期时,第一部分分析的结论就成为模式中的潜在联系。

4)出生组和次群体比较。三个群体:出生组、某一特定出生组中有地位的群体及其所在的经济部门。每当一个出生组遭遇某个历史事件,都会因所处的职业阶段而与其他出生组迥然有别。这些字群体依照阶级、性别和种族划分。不过本项研究关注的是群体之间的差异,包括父母/孩子+中产/劳动四个阶级展开。

奥克兰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就是探讨信度与效度。

研究过去:一个谨慎的注释

如何面对理想型和世纪的张力?且调查者的选择受到过去的决定和行为的限制。奥克兰研究更关心个人发展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状况,由此造成了纵向数据的缺失。不过本研究更关心结果的总体模式及其方向、规模、连贯性和总体外貌,而不是对这些重要假设的检验。本研究的价值在于理解社会变迁如何表现在家庭变迁和代际间的关系上,另一个则是对家庭横祸和个体在大萧条的适应性及生活影响。

第二章 对经济受损的适应

经济受损的家庭一般都遵循一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从经济危机到不知所措/家庭的接替,然后通过新的行为模式开始部分的恢复,直至最终的稳定。

  1. 家庭中的受损与适应

经济受损产生影响的领域:家庭生计的维持、家庭在想象中所处的地位或位置以及维持家庭生计着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在经济萧条之前地位越高的家庭,在决定资源的分配方面对地位的考虑就越多。关系到家庭尊严的主要三个要素:丈夫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只有教育水平没有向下流动。家庭地位前后不一致还包括家庭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模糊——产生阶级的不满和挫败感。

  1. 家庭谋生中的劳动分工

由于丈夫和父亲角色的失败,妇女开始承担经济责任,男孩会参加经济活动,女孩则从事家务。童年的顺从和依赖一直延续到包括青春期在哪的成人时期。

  1. 夫妇间的决策与家庭关系

在下层阶级中因为男人经济地位不稳定没有收入,所以妻子在家庭中普遍具有支配地位。而夫妻关系也会影响亲子互动。妻子居于支配地位,父亲在孩子面前也就几乎没有权威。

  1. 人格与成就中的地位变迁

孩子被安排在家庭中的各个位置上,其位置变化会影响到他们相对于同龄人和成年人的地位和认同。变迁使个体处于地位相互冲突的位置上,那么他对他人和自身都会有矛盾性的表现。如夫妻之间的冲突等。而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身上出现的自我意识会使他们对情感压力和他人态度非常敏感。

  1. 适应潜力与人格

个人集体非常容易收到环境压力和限制,但存在个体适应潜力的差异——有些人会成功使用富有挑战意味的化鲸,有些则不能。其因素可包括:

1)按阶级与智力划分的适应潜力变化

中产阶级家庭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技巧和情感支持。还更留心去了解自己社区的运作,对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更熟悉。中产阶级的子因其以前的经验,对经济困难和家庭紧张没有什么准备,但是资源和取向方面的优势,使他们能对变迁的复杂性和挑战作出更好的适应性反应。除了资源和动机,对自己内部状态的控制也决定适应潜力,即社会防御。

2)童年经历与成人健康

生活变化越剧烈或越令人费神,健康状况恶化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在特定条件下,童年的受损经历可能会对孩子的发展有利,。家庭出现压力性事件时孩子的年龄与其心理影响之间会出现差异

第二部分 大萧条年代的到来

第三章 经济受损与家庭地位

本章的目的在于说明家庭收人急剧变化的前提条件和后果,基本上我们强调的是家庭地位的变迁、维持生计的经济战略以及父母的心理反应。

  1. 经济受损和父亲的工作生活

通过1929年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定义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然后说阿明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受损的情况。通过计算收入损失比例来计算经济受损程度。根据家庭破裂、频繁处置财产和生活成本的变化表明,收入损失达到35%是有意义的分界。经济上未受损的家庭指的是1929 年至1933 年间收入减少不到35 %的家庭。从经济受损的百分比来说,经济受损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程度是经济未受损家庭的三到四倍。经济受损家庭的经济变化对维持家庭生计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

家庭地位前后不一致的程度也是对经济变迁的重要方面的描述。在中产阶级中,事业只出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群体中【52%VS9%】,劳动阶级的父亲失业百分比较高。

  1. 经济变迁中的社会因素

实际上大萧条中的经济拮据并不是普遍经历,有些家庭没有体会事业所带来的额外负担。是什么条件和因素使严重受损家庭与未受损家庭之间出现分化?于是考察父亲们的职业地位、工作类别、出生地点、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发现工作状况和父亲出生地点对经济受损的影响比父亲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要大。【出生在国外的经济受损可能性大】年龄大、没技术的越可能不利。

3)经济谋生中的家庭适应性

谋生的适应方式包括减少开支、开辟可选择的或补充性的收入来源。

家庭在经济自主上的选择:根据经济受损和父亲失业状况把所有的家庭分成三类:经济未受损的家庭、经济受损但父亲仍有工作的家庭、经济受损且父亲失业的家庭。在经济受损且父亲失业的家庭中母亲的就业情况最常见。妇女的收人很可能是经济受损家庭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虽然我们并不知它的数量有多少。

公共援助:人们依然顽固地坚持家庭依赖救济只能说明个人能力欠缺的看法。同劳动阶级的家庭相比较,中产阶级的家庭很少接受公共援助。且在劳动阶级中持续以来公公援助说明他们的家庭极端贫困且一片混乱。

4)地位丧失对于父母的某些影响

给地位高的家庭带来的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地位的丧失。对生活条件和地位的不满、压抑的清感以及怀疑个人价值等都可能与中产阶级父母所遭受的经济灾难有关系。

对母亲情感状态的感受:劳动阶级的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情感上的忧伤。中产阶级所收到的心理影响更强烈。

孩子眼中的父亲:孩子们不太可能放弃对父亲的希望,对母亲则有可能如此——可能是因为和母亲接触更多。中产阶级的孩子对父亲社会声望的感觉出现最大差异。男孩女孩都比劳动阶级对更看重自己父亲在社区中的地位。

作为对地位丧失的防御性反应的退缩:包括限制家庭对外交往和酗酒。

经济受损和失业使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家庭氛围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章 家庭经济中的孩子们

经济受损后家庭增加收入的方式包括使家庭劳动变劳动密集型,让孩子参加社区劳动赚钱。孩子们卷入家庭经济事务之中,不单单是尽快融入成人世界的一个标志,还还年轻人文化中不负责任的主体不一致。

  1. 孩子们的经济角色和家庭角色

2/5的人在打零工,男孩中半数以上至少从事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而女孩中这样的人数只有1/4 。女孩更多地卷入家务劳动。家庭地位降低和资源减少的后果之一还有增强孩子们对父母所作投入的意识。大多数参与工作的孩子都只有一份工作,但也有一些孩子同时兼做两份或更多的工作。企业主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年轻人更有可能认同按照性别分类的角色,但是这种影响完全由这些家庭中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受损和大家庭的条件决定了孩子在家务和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1. 孩子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完成的任务

一方面要理财上的判断力【男孩在理财事物上的自主性比女孩更为普遍,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限制了孩子理财的实践经验】,还要求道德上的可靠性与勤劳、社会独立性与家庭价值。

  1. 类似成人经历的向下延伸

从依赖父母转向和非家庭成员成人的接触,代表了走向成人世界、远离家庭和亲属而组成的多彩世界的一个步骤。孩子在经济受损的家庭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劳动分工中传统的性别差异相同,他们倾向于按成人方式给自己定位。

第五章 家庭关系

经济受损和家庭谋生的新模式促成了三个方面的调整:父母间的权力和情感支持方面的交换、亲子关系中的情感纽带和控制、婚姻和亲子互动之间的一致程度。出发点是家庭领导权。【失业被看作是道德上的污点;但人们还是认为丈夫应该是一家之主】家庭地位的降低和妻子占文配地位象征着家庭中两种相关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孩子们对待父母的态度。经济受损家庭的家庭结构对男孩女孩的社会独立性的影响,与他们在家庭经济中角色的作用相一致。

  1. 经济受损和婚姻权力

需要通过一般性问题和家庭协议的定性数据来衡量婚姻的权力结构,家庭相对的经济地位越低,母亲在家中掌握领导权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劳动阶级家庭中,母亲的相对权力与经济受损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母亲独断专行的最极端例子存在于父亲失业的经济受损家庭中。这是因为收入损失和失业促使家庭的生计陷入危机之中,从而摧毁了父亲权力发挥作用的基础。制约家庭经济地位和婚姻权力的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丈夫的年龄和外国血统。

  1. 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

父亲作为孩子的榜样和价值观的来源,他的魅力与他的职业地位有关:地位越高,吸引力就越大。母亲的社会声望与家庭地位关系不是那么密切。

1)陪伴与引导 从交往偏好开始,首先考察孩子在大萧条早期对父母和同龄人的评价。经济受损的女孩的期望和现实差距最大。经济好转后父亲声望上升母亲下降。重要他人的排列顺序也会发生变化。

2)青春期中期父母的魅力 在大萧条整个十年中,在经济受损父母的后代眼中,母亲是否一直保持着更为突出的地位?母亲占支配地位对于孩子和每位父母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在形成对父母评价的过程中,女孩似乎对家庭关系最为敏感,而男孩的态度则受家庭地位的影响更为强烈。总而言之,父母的相对地位(不是他们的个人地位)最容易 受到社会经济变迁的伤害。一般说来,和母亲相比,父亲展现在孩子面前的是经济困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却微不足道。,与未受损的家庭相比较,处千经济困境中的孩子,更愿意与朋友而不是与家人一起外出。

3)家庭结构与社会独立性 儿子更荣誉叛逆,女孩却最容易接受父母的安排。

  1. 孩子成年后对家庭和父母的看法

家庭和父母对成年孩子的意义有两个角度:经济受损家庭结构和阶级出身对家庭亲属的相对影响;孩子成年后对作为家长对父母对态度和态度在成年后的表现。

总体上来看,在对父母双方的评价方面,男人和女人都极为相似,男人对于父母不可能有比女人具有更为消极或更为积极的印象。然而,男人在父母理解自己这一项上给予的评价更为肯定,尤其是对母亲的肯定方面这种差异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多数男人都认为母亲更加善解人意,而女人中持有这种看法只有不到315 (男人89 %对女人59% )。父亲在对孩子的理解上得到儿子的肯定评价,而女儿给予父亲肯定评价的相对较少。家庭依附的意义取决千同性父母的相对权力,而亲属一般对父亲居支配地位的儿子们来说才更有意义。有些男人在情感上可能也会依赖自己的母亲。

  1. 经济变迁对于家庭经历的影响:总结性观点

随着经济受损的来临和延续,家庭退而求助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体系,这种体系更重视母亲和子女的作用,增加了孩子们的成人化经历,并增加了非家庭成员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这些不幸往往开始于父亲地位的日渐削弱,接下去可能就是在促使孩子走上令人向往的成人之路方面家庭优势的丧失。同时家庭受损对孩子对生活有一定影响【162-163】。同时就家庭结构而言,经济受损赋予了大萧条中母亲权力以独特的意义甚至合法性,权力大于父亲的母子你对孩子的影响也更大,虽然随着时间流逝和鲸鱼变化它们的地位在逐渐降低。

第六章 地位变迁与人格

家庭地位丧失需要孩子调整对待他人的态度——地位变迁对经济受损家庭孩子对心理影响。

  1. 孩子意象中的自我和他人

关乎社会互动。在受损境遇中孩子们有可能表现出对自己和他人的冲突性刺激,并因此伤害到社会关系的互补性。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的地位模糊性来自于自我的社会化概念所不确定的他人看待自己观点之间的冲突。社会变迁和社会紧张是影响经济受损家庭孩子社交世界的主要因索,而且对孩子情感状态而言,它们可能比人际间的或者工具性的心理缺陷更大。

  1. 自我取向和社会地位

自我取向:自我定义自我评价和自我感觉。

来自家庭的看法【睡眠行为、食欲、情绪】:受损孩子的负面反应占比更多。一个感情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会产生对他人的善意、友谊和支持的依赖,因此容易受因境遇、个人和行为的变化而产生情绪波动。

孩子对自我和他人的描述:父亲的事业和向下流动对女孩主管地位的影响回大。家庭经济受损对孩子情感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女孩与同龄群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紧张。,经济困难对于孩子的心理影响,主要局限千女孩感觉到的自己与同学的关系上。

在社会情境中观察到的地位:尽管经济受损家庭的女孩更不快乐,而且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她们与经济未受损家庭女孩的社会竞争力令人吃惊地不分上下。

  1. 社会地位与奋斗

社会抱负是经济受损家庭年轻人获取成就的合理来源。作为社会认同和评价的偏好的依据,智力和社交优势可能取代了家庭地位。

  1. 地位变迁和自我:结论性注释

家庭受损对主观现实的影响:~使孩子对他人的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的经 济受损对孩子感情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孩身上,这部分是因为家庭压力她们的自我感受影响更强烈,而且使她们因服饰和打扮的受限而在社交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主观现实对社会奋斗的影响:社交成功与经济状况是否有关,经济困境激励了这些男孩和女孩为家庭经济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更加努力地建立和同龄人的关系。

平等的学校环境?公立学校的客观事实:公立学校一部分受到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如统一着装等,学校对孩子有一种相对平等的影响。

第三部分 成人时期

目标是追寻经济受损和阶级出身如何通过相关的经历和适应性,影响到这些大萧条的孩子们成年后的生活模式和心理健康。三项任务:回顾青春期后期到中年的生命历程,评估家庭困苦对千生命历程各个方面的影响;,明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孩子成年后的价值观与经济受损有关。

第七章 谋生:奥克兰男子的成人生活

本章目的:在奥克兰人的生活中,这些成年人的经历是否和他们在大萧条中的(由阶级出身和经济受损来衡量的)家庭背景有关?这种关系又是怎样产生的?

随后,我们将对来自于经济受损家庭男子的不同职业成就的三种潜在资源进行评估:表现在工作模式中的职业化和认同,希望获取成就的抱负和能力的运用,还有教育。

  1. 奥克兰出生组生命历程中的成人地位

大萧条十年后的重大事件:二战、高等教育普及大规模组织和大公司中带新职位的增加。最重要的是1942:很多男孩子在这时进入成年阶段、应征入伍。。除了那些立刻参军的男孩外,其他的在接受完教育之后,就开始了全日制的工作。此外,是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体面职业开始在奥克兰男性中普及。经济受损的唯一负面影响,表现在出身于劳动阶级的男性成人后的地位上,尤其是对他们的教育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受教育方面,没有孩子因为经济受损的父母而受到障碍,不过贫困时继续受教育的男性更加依赖家庭外的财政资助的原因。经济受损的确在那些来自千劳动阶级家庭男性的教育成就上打下了烙印,但是程度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妻子的支持。一半以上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妻子。30s早期低阶层的事业可能影响儿子的教育虔敬。,只有劳动阶级的孩子可能受到因家庭困苦而带来的教育上不利条件的影响。

经济受损对就业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职业和工作领域,更早制定职业计划。

  1. 工作经历中的职业发展

通往职业成就的道路:通过高等教育、工作去向、事件各成就界定

任务是,确定家庭地位的递减性变化和相关经历如何影响孩子们对职业的考虑和认同。重要因素是职业认同:因与他人的关系发展而成,由于境遇和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很多情况下可利用资源被限制不是因为经济受损而是源自出身的下层阶级。

早起职业发展:尽管很少有男孩在中学时就形成了持久不变的兴趣,但是经济受损家庭的后代中,认同某种职业偏好非常普遍。老师和母亲是最长的参照人。只有来自中产阶级的男孩们选择了父亲。下等阶级的孩子史可能迟疑不决或回答“不知道或不关心”,这是对贫困境遇和黯淡未来的模式化反应。

成人职业生涯中的工作经历:职业过早具体化可能会限制视野的广度。经济为受损群体的教育进程更缓慢,目标更不确定。大体说来,对过去的记忆与对于早期职业发展和工作经历的客观测量是一致的。和经济未受损父母的后代相比较,经济受损群体的成员更常提及对现在职业的早期选择。并且大多数人都表示如果重新开始还会选择现在的职业。

  1. 职业成就对生命历程的影响

为来自中产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获得的职业成就稍大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职业认同、抱负和技术运用等有利于他们职业生涯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也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来自劳动阶级经济受损家庭男性的成就。那些在工作中获得较高地位的人,在智力和家庭地位上都高于那些更不成功的人,但是他们的成就更多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这为找到有声望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智力和动机的作用,一般反映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男性的生活境遇、机会和职业成就层次的差异。

经济受损对劳动阶级的男性的教育程度有负面影响,不过较早确定目标和开始职业生涯是否能抵消这种局限性?和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劳动阶级的孩子在职业成就上相对更多地依赖千成就动机,而不是智商。

动机和能力的关系无论是根据阶级出身或大萧条中的经济受损来衡量,都会随着家庭地位的下降和资源的减少而增强。【u远大志向】较早地认同一个明确的目标,会强化孩子在青少年时代的抱负和成人后职业成就之间的连续性。

  1. 男性的价值观:大萧条的遗产

男性对工作的偏好和对孩子抚养的概念,可以更多地用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来解释。30 年代停滞性经济造成的问题更多地与工作机会,而不是与工作的内在特征(比如工作和兴趣的和谐性)有关,但是这在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身上表现并不是特别突出。经济受损的家庭出来的男孩大多会选择有保障的工作。

家庭、孩子和婚姻:家庭生活中有价值的方面:家庭在大萧条时作为避难所的感觉,在一个富裕时代似乎陌生而又过时,但是对在谋生过程中遇到麻烦的男性可能就不这么看。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最突出的价值观是他们对于孩子的取向,认为伴侣关系和孩子是婚姻中有价值的东西。当婚姻关系和工作都没有回报的时候,孩子就变得更为重要。对于来自受损家庭的儿子们来说,家庭生活和孩子的价值至少和希望满足孩童时代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相一致。

婚姻中的价值观和影响力:经济受损父母的儿子们更倾向于成人,在家庭决策中他们和妻子的关系至少是平等的。并不知道在与强调婚姻、家庭生活和工作不同方面的女性结婚后,男性的价值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可以想像的是人总是和类似于自己的人结婚。

第八章 不确定性:奥克兰妇女的成人生活

妇女的生活方式以婚姻和丈夫的职业生涯为基础——不确定生活的特点。公众 意见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庭里,而不是去和男性争夺为数不多的工作。然而在战争年代,已婚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急剧上升,不过对妇女角色的观念仍未改变。

  1. 妇女生活的不确定性

影响妇女生活的三个方面: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角色便好、结婚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机、嫁给了谁。当家庭处于经济困境,妇女就更甚低卷入家庭主妇的传统世界。另一个导致早婚的是与经济困难相关的情感需求。女孩的教育程度影响着她对于自己婚姻美满程度的预期。为了防备丈夫职业上可能会有的失败,她可以工作,甚至可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她几乎不可能改变丈夫在婚姻中的地位。

  1. 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和模式

婚姻满足了社会对妇女的普遍期望,它使女孩拥有离开其出生的家庭在外居住的权利,提供了抚育孩子、地位和爱去需求的合法情景,但代价是自主权丧失,还有对于独身妇女而言更为有利的机会的丧失。

经济大萧条高峰时期婚姻和家庭人口的增加推迟,初婚年龄降低。结婚的年龄越晚,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在高等教育上的某些延误是因为服兵役。女孩有一半以上的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丈夫。女孩们的教育程度对于丈夫最终地位的影响大于她们对阶级出身的影响。

  1. 经济受损对生命历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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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写作的根本要旨在于使现象回归本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前现代或后现代的界限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它们本身便是一体二面的关系。

从二元论角度来看,疾病则是健康的对立,但桑塔格从开篇便将此种图式击碎——她以双重公民身份的比喻来说明,人本身不得不在两个王国中穿梭,并且自始至终都是一副肉体在穿梭,于是所谓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现代与后现代,正如基思·特斯特所论,本身无法清楚地割裂——一个塑造了界限但也限制了生命本身,一个要依赖另一个才能找到自己批判的对象。这便为全书总体的论调奠基。由此,桑塔格提出,它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作为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清醒——所以她将真诚地看待疾病,也就是消除一些隐喻性的思考。这样说似乎还有些云山雾罩,其本质应该是重新将疾病在肉体上的呈现来审视,而这种审视绝不是罔顾施诸其上的纱幔与衣袍,唯有仔细谨慎地揭开这些遮蔽才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不过,衣服仍是穿在身上的,倘若将衣服与身体对立也不明智,因为这实际上仍是传统的二元框架。简单来说,桑塔格的目的在于解释疾病神秘化的实质,并努力将其摆脱。

其入手点在于结核病与癌症。结核病看起来是属于前现代贵族的浪漫病——时而苍白,时而火热,并且患者通常在风景优美、伙食丰盛的疗养院里养病,典型里子就是托马斯曼的《魔山》。《魔山》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迷幻感,无论是病人间的情感,还是主角在其中的遭遇,都显得那么的迷离,而最后的从军入伍便是终于被拉回尘泥之中。回归正传,结核病比癌症正让人容易接受,因为结核病是明晰的、可见的,而癌症是不可见的、却又在潜滋暗长,比死亡还要让人恐惧——因为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界限将其框定。所以,尽管二者看上去都是某种“非正常”,是越过健康藩篱之外的反常,却也在本质上仍然存在进一步的区分。不过这种区分归根到底还是可以回到开头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讨论中。

结核病与癌症还与死亡的意象联系在了一起。而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死亡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空灵——二元框架。

  1. 在最初的神话中,结核病和癌症被理解为热情病——身体内部燃烧。不过浪漫派之后,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还是魔山的例子】。而现在,人们相信癌症是激情匮乏的病,也即力量的丧失。事实上,结核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足以运用到两种彼此冲突的场景中——既是纯洁美好也是放荡颓废【不过无论如何,疾病都有着浪漫的意象,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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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我妈通了电话,正好聊到档口的事。

乐乐和阿丽吵了起来。阿丽招呼完了顾客,介绍完版,等着乐乐给顾客配货。顾客着急去赶车,因为十二点之前车就要走了,但档口里的货码得很多,货找起来不容易,乐乐配货跟不上,阿丽就急了,说你一个配货的能不能快点。乐乐就不高兴了,今天早上直接没来上班。阿丽也哭了,大概是因为自责。这个时候档口正好处在旺季,再加上市场最近招不到人,哪个人走了都不好办,于是我妈早上跟乐乐打电话,好说歹说,大概就是档口大家都是一个团体,你也知道老板是个好人,对你不差,云云,乐乐也就顺着台阶下,答应之后再回来。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英子和美玲吵架了,英子说要是侯雨在就没那么多事,干活从来不多嘴。美玲当然被激怒了,立刻就说要走。我猜美玲敢说自己要走,一定是因为之前暗中也找了下家,也就是之前和小晴联系过。此时还是要我妈出面。这时的说法是哪里去找我这么一个老板,而且去新档口还要磨合。这种沟通其实就是要确认双方的关系,维护面子只是一种结果。

其实很多情况档口员工并不真的在乎老板说了什么,但一定要这个姿态。拿货的心里难道不清楚导购比自己地位高吗?美玲难道不知道英子比她资历老业绩高吗?但他还是要赌一把,赌老板会重视自己,会亲自找自己聊。但倘若老板不在乎,那么就功亏一篑,工作丢了,面子没了。

老板是不是一定会在乎呢?也不尽然,一个反例就是当时的小晴,小晴一开始是先说自己要照顾孩子,必须早走,我妈说一个月一两次行,天天这样不行,不然别的导购也有怨言。后来说那就涨工资。其实涨工资才是关键,因为根据美玲后来的叙述,小晴告诉他楼上导购一个月都拿好多钱。这其实也是在赌老板会不会让步,然而,上班第一天就提这么多要求,每一个都还让老板为难,那么老板自然也不会让你好过,于是我妈冷冷地把这些要求撂在一边,说实在不行那就另谋高就吧。小晴自然也是有些气不过,找她朋友嘀咕了两句,结果正好发到我妈的微信上,更是大大折了面子。当然,第二天两人相遇,还要笑嘻嘻地打招呼。

那么背后的里子是什么呢?是老板和员工对自己在档口中的位置的共识性判断,是在交互性场域中,通过长期的共同经营而达成的感通默会。这种共识也并非坚如磐石,必须要在这种试探中不断地确认,也很类似于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不是静态的心理结构,而是动态的社会交互图景。

面子和里子能否联系到社保的问题?感觉说起来有点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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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1: THE HUMAN GOOD

开篇名义:所有人类活动都为了某种善good,并且存在一种次序,存在某种善先于其他的善。而人类的善的学科是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想证明的是政治学属于某种活动的终极,因为政治学最具权威和影响力,是城邦中所有公民都要掌握的(1094b)。

在下一节中提到了学科的精确性:We must not expect more precision than the subject-matter admits of. The student should have reached years of discretion. 应该指的就是伦理学自身的精确性。这一讨论的背景是人们必须满足于每个学科所能展现的部分真理,毕竟每个人也都只能认识他所知道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目标读者是业已不惑的城邦政治家,因为她们能够理解更多的知识。

这大约算是离题?后来又回到了human good人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幸福,因为幸福涵盖了一切其他的愿望(1095a25)。针对善随后提出三种生活。

从哲学观点看待善的形式【there is a Form of good】其实是想探究是否存在普遍性的善。善存在很多种senses,似乎无法被概括成单一和普遍的。什么是善本身?善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为善,一种是通过手段为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必须是自足的终极的,而幸福恰巧满足着这些特征。

Therefore, if there is an end for all that we do, this will be the good achievable by action, and if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these will be the goods achievable by action.

还是第一句,所有活动都为了善,善有终极。最终的善就应当是我们追求的。人类的善应当是活动和心灵德性的统一。

接着从人类的共性出发探讨幸福。善有三种,外部的,内部的。而幸福又如何获得?这取决于对幸福对定义——来自于有德性的自由。而人是否拥有在活着的时候获得幸福的可能?死人不会幸福,活人会吗?行为决定她们的生活的特征,并且在这一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幸福的人永远不会变得不幸。但此处的形容词是HAPPY,倒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享乐的生活。

幸福与德性的关系:德性可以被赞美,但幸福超越了赞美。不过这里的德性virtue似乎更有道德意涵。之所以某物被赞美是因为他和其他更高的事物关联,但幸福不是,自己就是终极。而德性的本质则与城邦生活关联。德性是心灵的活动,分为理性和不理性。

第一卷从善入手,善是活动的目的,其最高的善是幸福,幸福则是符合德性的实践活动。之所以1.5被称为是辩证的,可能在于人称的使用。不过前几节一直有一种对话性,而不仅限于1.5。第七章开始活动论证,英文的翻译是end。

BOOK2: MORAL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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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医学人类学最早起源于rivers于1924年发表的Medicine, Magic and Religion,现在的出版物、期刊、学术会议都蓬勃发展。十年前【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医学人类学家要么是接受传统人类学训练但对医疗感兴趣,要么是上了人类学课程的医护人员。动机——关于疾病的人类学话语及相关议题的出现【人类学家进入医疗领域后】,同时也有资金帮助。

关于书写疾病和治愈的方式:像写作其他现象一样【如Evans-Pritchard的阿赞德人的巫术和Turner的象征之林】——不过并不认为这是医学人类学的范例,更多的是宗教人类学;借用医学社会学的方法论和概念框架来描述,不过更早的源头在于现象学传统,但这二者但假定并不完全重合,区别在于认识论,社会人类学致力于寻找满意的认识论,而现象学只是要uncover the facts而不是生产。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危险在于将疾病中的社会关系碎片化;包括了对疾病的社会和经验参与的概念体系。

But life choices are not randomly distributed in our complex society, not are the diseases of civilization randomly distributed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some mechanism, people at a “lower” level get mainly wretched choices, such as choosing to work where they will be exposed to toxic substances and choosing to be periodically unemployed or chronically underemployed. And this same mechanism distributes to a “higher” level a large number of generally more healthful choices. The two sets of choices do not merely co-occur: each helps to determine the other (cf 51, pp. 21-22).

似乎还是回到政治经济批判的问题?

  1. the anthropology of illness

Frake认为似乎人们对于疾病的处理和其他事物如植物学之外没什么本质性区别。疾病只是某种传递其他兴趣的哦那工具——显然作者不是这么认为的。Byron Good认为人类的疾病时基础性的内在具有解释空间的实践——和Frake的区别在于疾病语言应该如何被解释。Frake是形式主义的,而Good是意识和象征的传统,所以会认为疾病形式sickness term不等同于病症symptoms,他自己的方法论是社会关系无涉的social free association,和turner 的核心象征物有联系。

Blumhagen的方式是手机病人数据,建立语义学病症网络。Good则是informants的叙述需要在他的疾病语境下解释。

然后是凯博文。

DISEASE refers to abnormali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or function of organs and organ systems; pathological states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culturally recognized; the arena of the biomedical model. ILLNESS refers to a person'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certain socially disvalued stat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isease. SICKNESS is a blanket term to label events involving disease and/or illness. According to Kleinman, medical anthropologists need to remember that their domain is sickness, even though their special contribution will be mainly with regards to illness. [For similar positions, see (34, 42, 43). O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illness and disease, see (4, 46, 81).]

他的兴趣核心是clinical临床的,聚焦于核心临床功能core clinical function,也就是医疗知识和实践是如何是人们建构关于疾病的体验、如何建立对健康的总体标准等。

In Kleinman's work, healing is not a mentalistic activity, although it is bound to the feeling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individual.

根据clinical建立某种体系化结构化的对疾病的诠释。

  1.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sickness

在凯博文的路径之外同时有一种路径,关注制造疾病的形态forms和分布distribution的社会关系。最早来源于EP和格拉克曼,甚至包括福柯。

1)Sickness and Healing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EM writers adopted this disease-illness scheme as an alternative to what they saw as the Cartesian dualism of the biomedical view, i.e. in reaction to the view in which disease = sick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 is bracketed out.

是为了反对二元对立才建构出disease=illness的图式,但被作者反对。

The point is that the disease-illness view does not require writers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ways in which social relations shape and distribute sickness.

EM观点的缺漏在于没有看到群体和阶级中的权力,而且这种图式的根基是不完善的。Sickness is, then, a process for socializing disease and illness.

2)forms of medical knowledge

作者还认为EM学说讲不通的只是并峙。

In this scheme, explanatory models of illness are only one of several possible form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is explains why EM writers are incorrect if they assume that explanatory models are necessarily implicit in all of the statements an informant makes about sickness (101, 177).

3)medical as an ideological practice

人类存在极其惊艳被去历史化,成为自己的对象——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器官。阿赞德人的巫术系统也扮演着强烈德意识形态角色。但并不能保证这种解构就是祛魅化,而不是以另一种自然的名头来重新着魅。

4)efficacy and productivity

  1. conclusion

医学人类学的两个分支:生物学传统和社会文化传统

What all of the anthropologists of sickness share is the premise that social forces and relations permeate medical anthropology's field. When these social conditions are ignored or deferred, knowledge of medical events, including what happens in the clinic, is dist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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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ill be highlighted in this volume, reproductive disruption, broadly conceived, goes beyond reproductive health problem such as infertility to include, among other things, local practices detrimental to safe pregnancy and birth; conflicting reproductive goal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iscommunications between pregnant women and health care personnel; cultural anxieties over gamete donation and surrogacy;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abortion; the uneven globalization of new genetic, pharmaceutical, an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feminist critiques of a variety of untoward reproductive practices. (x)

以上大约是目前生殖/辅助生殖的基本情况,不仅仅是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批判维度,还极为重要地牵涉到女性主义与身体社会学/医学等领域。并且将disruption作为标题也暗含着某种立场性假定,颇类似于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所以也就需要反过头来审视什么是normal reproduction. 当然,这个名字来源于2005年芝加哥大学的学术会议。此书的考察是社会文化维度下的考察。

INTRO: DEFINING WOMEN'S HEALTH

得益于定性分析的传统,人类学家的使命在于聆听全球女性对自身健康的讲述。不过仍需要检讨这种民族志如何参与到构建女性健康的知识中。

1) MESSAGE ONE

Increasingly, in the Western world at least, the boundaries of the women's health field have been defined by the relatively powerful bio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establishments. (5)

从women's health本身的定义及边界解构。在界定的过程中,一系列以某种线索为主导的议题也就此建立。而这二者是相互加强和促进的过程。由此,在这种界定下的women's health更强调心理和病理层次,忽视社会文化的matrix,在事实上也就形成了对女性身体的破碎化的话语叙述。 民族志资料则证明女性对自己健康和身体的定义完全不同于生物医学的学术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因为她们需要考虑自己所遭受的食物短缺、社区卫生状况、意外怀孕等等。

2) MESSAGE TW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so many dimensions of women's health as women themselves understand them stems, in large parts, from the fact that women are still essentialized as reproducers. (7)

这确实是生物医学的单一化定义下的本质主义后果。但事实是最近时间女权运动也倾向于重回女性的生物医学的所指,即强调女性的子宫、阴道的价值来重塑女性自身的价值。这种倾向其实并不鲜见,文化女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之遥相呼应。固然,二者的出发点都可以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必然会造成女性形象构筑的贫瘠化。现实地讲,这同样会形成女性的capability在其他领域的被边缘化。

The field of obstetrics-gynecology is devoted exclusively to women's reproductive organs and complaints and to the process of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Other kind of women's health issue are to be handled elsewhere, although for many women around the worl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 are the only point of contact of health care delivery.

一体两面的过程。生殖以外的健康问题则是silent suffering.

实际上人类学的话语书写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只关注reproductive life cycle itself.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不被男人共享的女性经验,另一方面是女性人类学家没有真正进入男性特权的人类学学术体系。

Indeed, the unwitting ethnographic essentialization of women as reproducers is not true for men. Men's reproductive capacities and problems and their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parenting are largely ignored in the ethnographies as well as in 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initiatives, which have failed to take seriously men and their reproductive health problem and concerns. To wit, men continue to be conceived as undertaking 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ublic domain, whereas women are conceived of as undertak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rivate domain—a public-private divide that has been increasingly problematized by many feminist scholars and anthropologies.

女性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作为帮凶。

3) MESSAGE THREE

这一节其实就是再次澄清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的交互性建构过程。而福柯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看到男性与女性的身体如何不同地被规训机制对待。

4) MESSAGE FOUR

这一节涉及到“医学化/medicaliztion”的概念——将日常身体体验病理化的生物医学倾向。而女性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需要诉诸民族志考察。人类学家的兴趣也就在于检查这些病理化过程。并且需要追问的是,在医学化的过程中,我们是否真的改善了女性的生活。

5) MESSAGE FIVE

承接上一节,反思生物医学对女性健康对话语霸权。

According to Italian social theorist Antonio Gramsci, hegemony is domination achieved through consent rather by force. In terms of biomedical hegemony over women's health, physicians rarely have forced women to accept them as their primary medical practitioners. Such consent has come from women who hav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cess of medicalization and have often demonstrated their desire for cutting-edge biomedical technologies.

这种霸权一方面是女性自己所争取的,如生孩子时候的麻醉,但也形成了女性在生物医学领域但边缘化,如女性不能独自生产,助产士和产科医生的性别划分。

6) MESSAGE SIX

事实上,对女性健康的讨论也不可能避开生殖。但这一节的标题实则是production of health by women, 将意义扭转为女性健康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就扩展了讨论范围,转向非西方世界的医学实践。

7) MESSAGE SEVEN

这一节的核心概念在于health-demoting,即父权制所带来的对女性健康的消极影响。一个表现是gender discrimination or gender bias in health care research or delivery.

最典型的例子是被堕女胎。

8) MESSAGE EIGHT

Fortunately, we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some of these oppressive intersections in the lives of poor women of color in the US, through a rich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on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Unfortunately, these are the very communities where the AIDS epidemic has hid hardest; thus, many of the ethnographies in this category focus on the overwhelming odds stacked against poor minority women in the midst of a terrifying epidemic.

强调关注种族、阶级、性别等对女性健康的交互性影响其实也是很多女性主义所呼吁的。不过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另有表现,包括艾滋、毒品在特定社区内的流行。

9) MESSAGE NINE

国家作为直接影响女性健康的行动主体。国家决定堕胎是否合法,控制医疗体系的收费标准,

10) MESSAGE TEN

女性健康的政治性。典型的是计划生育政策。

11)MESSAGE ELEVEN

For women around the world, local moralities, often religiously based, have major effects on women's health decision making, particularly when the moral stakes are very high.

道德代价的医学后果,如宗教性浓厚的社区下的堕胎代价。

One of the major message of women's health ethnography is that such moral decision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women's health experiences.

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文化二分,道德后果直接作用于女性身体。如能否通过产科急救的方式接产。

12) MESSAGE TWELVE

无论如何,女性自身的主体性需要被着重关注。

##1. The dialectics of disruption: paradoxes of nature and profess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hildbearing

介绍女性生育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与natural process的迷思发生关联。

Cases of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at birth that pose devastating disruptions are, comparatively speaking, rare events in the US; but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reproduction take an enormous tol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51)

toll的本义既包括通行费也包括伤亡人数,还有丧钟的意涵,在the tolls of reproduction里竟然也都能讲得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由于缺乏产前和产后护理,不仅在生产中会死亡,还会遭遇创伤和感染。不过这种论调有点东方主义的色彩。表面上是为全球发展不平衡而鸣不平,实际上仍是某种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分猎奇的叙事,尤其是在说西方女性有而非西方女性没有的时候——这种对立性的二元划分并不高明。这一点在正文前的名单就能窥知一二:西方学者列了一栏,非西方学者列了另一栏。这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表达。否则就是东方/非东方/南方/非南方或者别的什么形式了。并且这段之后作者还表示二十世纪之后西方的医学发明带来了更多的关于苦痛和意外的陈词(54)。

作者认为,在非洲文化的视角下,剩余是一种道德结果。一些美国女性也认为生产应该不能有任何外力干扰。事实上,natural birth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充满定义上的困难。和三个主题有关:

where the perceptions of nature arise from, whether from women, from medical specialists, or the public at large; power relations that position women with particular medical, technological, and knowledge system that shape their reproductive choice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wanted/needed procedures versus potential undesired, unnecessary, or even harmfu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intrusions and medical surveillance. (55)

可能是因为宗教性传统比较浓厚,所以会在意这种自然性?所以对natural process本身对关注也值得解构。不过似乎中国也强调如果不是必要就不要剖腹产而是进行顺产。对natural process的界定也就导致了对disruptive的理解和对医学的角色的追问。看起来最“自然”的是在家生育。也有人因此认为natural就是女性主导的过程。

In the US, where the default assumption of pregnancy and brith is normality, a natural lifestyle during the pregnancy and an intervention-free, natural birth are described as the cause of a normal outcome: healthy mother and baby……Today, with a normal birth (safe outcome) assumed, emphasis has shifted to the process it self.

所以实际上健康、自然和正常三者被勾连到了一起。不过同上文一样,需要界定何为intervention action以及它在生产语境下的含义。

The points of incongruence emerge again when juxtaposed against debates about high-tech infertility treatments......On the one hand, infertility treatments, then, like medical treatment at the time of birth, represent an excess of intervention; on the other, they represent a fundamental right.

If natural refers to delivery and normal to outcome, it is precisely this line between a normal-outcome and the natural process by which women hope to conduct labor that, we believe, spawns so much conflict.

辅助生殖技术到底算不算right, right是否指向自然?如果辅助生殖是,那么代孕是不是?究竟到何种程度right才会止步?而且在这right的主体也没有被界定,是一对异性恋夫妇?还是同性恋伴侣?还仅仅是男人或女人自身?

于是下一节讨论的就是professionalizing nature,即生育的医学化。

Medical interventions are feared to set in motion two related disruptions in what women see as natural process. One of these is the potential for a suppressed birth experience. While birth is seen as a natural process that should transpire at a pace and in a manner set by a birthing women, preferably in the context of her home and family, birth is removed to the hospital, where professionals and documents that supersede individual rights may prevail, and birth becomes subjected to standardizing metrics, invasive IVs and monitors, soporific medications, 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Closely related to these potential disruptions in what should be natural process is a second one: a failure to bond with the baby, to form an emotional attachment by gaining immediate contact and sustaining it throughout the hospital stay.

作者提到,很多女性恐惧于自己对生育这件事完全丧失控制,变成industrialized childbirth,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抱怨自己在手术台上就是块死肉,在产房一点人格尊严都没有,一堆人过来挤奶,还有好多实习生观摩。所以下一节会谈到美国女性在要求减少剩余的医学化过程,自然的、non-intervention的过程。确实,随着科技进步,微创器械的发展,有很多手段来减轻手术带来的损伤。但这似乎于所谓的natural process中的控制权形成对立——是否是医学职业化带来的区隔化?愈是高精尖,女性愈是丧失其自身的话语权。

As for women, they see themselves as strong and in control. But to create the naturalisms that they hope will lead to normal birth, they express a need for choice among options.

最后,女性的权力只剩下挑选哪个主体来辅佐自己生育。

不过,下一节的标题更有趣:the professionalized patient.

女性通过尽可能多地掌握医疗的专业知识来使自己的生育过程自然,并获得掌控。典型的手段就是互联网聊天室(因为文章写作时间较早)。女性在这个场域内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知识。

生育计划/birth plan同样促使了这种消费主义/consumerist的出现。看起来更像是早教市场?女性对其的目的是自然化生育过程,因为这个计划的制定是将医生排除在外的,而医生则认为这是将潜在风险控制在专业知识下。

插一个点:之所以看重生育是否也与国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虽然联系有点远,但是确实有顺产的小孩更聪明这种说法。而birth plan被描述成生育体验中的关键部分。

##2. Designing a woman-centered health care approach to pregnancy loss: lessons from feminist models of childbirth

关于流产与难产,实际是生育损失的讨论。但显然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这里是否仅仅将“孩子没能出世”看作是损失,而非女性自身身体的损失。和上一篇也恰巧形成对话,因为上一篇讨论的是natural process,以及女性希望在生育中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但这篇则关注机构、组织和医疗技术对女性身体的照料。

第一节就引出prepared birth的概念,目的是让女性更好滴面对生育损失(其实是胎儿损失……),与上一章形成呼应。其表现为产检和市场上的大众书籍,还包括早教班——但是这些是否真的针对的是pregnancy loss呢?是否pregnancy loss只是建构出来的概念呢?前文所给的流产数据能否真的支撑这一范畴呢?不过作者也说了(81),产妇会在孕初期不断接受流产的知识,包括过程、风险和感受,处理方法等。作者还认为书籍和电视应更广泛地告知流产相关事项(不过都过去二十年了,至少在中国没有看到什么流产事项的宣传)。

产妇自己的陈述表明她们其实很想知道是不是流产,因为出血并不都是流产。所以女性可以学着自检。

而且直到第一节,作者也没有给出重视pregnancy loss的深层原因,而仅仅是在现象上广为分布。女性为什么要关注流产?是为了恢复身体?恢复身体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下一次怀孕做准备?还是为了弥补“失去孩子”的心理创伤?告知流产风险和注意事项是为了帮助做出流产决定?看上去作者仅仅是觉得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罢了。这似乎也表明研究(广义)中的一些取向,即实用主义?——既然事实已经发生,那么就该考虑如何弥补。这种取向屡见不鲜,包括代孕、核电站泄漏等等。

后面几节是对pregnancy loss的分类。natural pregnancy loss 和上一节的natural process颇有类似之处,作者对其的定义是:

“Natural childbirth” deals with the realms of managing and framing pregnancy loss, and applies the feminist principle of women-centered care.

又有学者将其定义为“birth with dignity”,不过这是基于“which saw the laboring women as essentially no different from someone in the hospital for gallbladder surgery.”

natural childbirth模型的构成包括减少不必要的介入,以及natural surroundings for a natural event.

女性主义关于home pregnancy loss的定义主要在于女性友好,以及赋权过程【empowerment】在家生产是很多美国女性的选择,也是完全女性中心的场所——然而医院就不是了吗?为什么医护技术的参与反而造成权力的丧失?这是否仍然延续了二元对立式的叙事?在家流产也越来越频发,不仅仅是女性参与,也有家庭成员的参与。【但是在医院是不是会更安心?】大多数死胎在医院进行,不过家庭也有很多便利,如所提供的亲密、信任和心理安慰——倒是很像滕尼斯所作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上一章也很有这个倾向。在家主要是强调“第一人称叙述”【the first-person account】

还存在一种social pregnancy loss,更强调sisterhood,女性亲属与朋友的帮助,并且会通过仪式加强关系的亲密性。

作者的意图似乎是想说女性生产无论是否成功都应该有尊严,所以需要理解女性的生理和情感需求。

##3. ENLARGING REPRODUCTION, SCREENING DISABLITY

本章主要是探寻disrupted reproduction的概念建构及其边界延展的过程。其手段是审视在大众传媒和更私人的领域中可减刑的增长和对残疾的接受。如果婴儿不是健康的,关于亲属关系、家庭周期、社区成员资格也收到影响,并且会重新界定“正常”的家庭生活的叙事。所以disrupted reproduction将有更广泛的内涵,包括改变对残疾人对公民权的定义,强制残疾孩子进入正常的公立学校,支持治疗残疾的药物发展,医疗技术进入家庭,在大众传媒领域扩展对非正常身体和心灵对讲述(99)。残疾人权利活动家促进了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扩展。除此之外还有人们心灵和想法的扩展,即让家庭和社区中的人也呵护残疾儿童的成长。本章的目的在于:亲属关系一直被认为是私人领域,但应将其延伸至公共领域的文化层面,即不仅要求公共平等还包括媒体叙事,都应体现一种对残疾儿童的包容。这对于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以及对残疾和生育权利的呼吁都至关重要。

主要关注残疾对家庭生命周期对影响,还有残疾在公共意识中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

1) The changing state of contemporary reproduction

关于disrupted reproduction的概念探讨,也与生育本身的医学化有关。新生儿生命脆弱,且并不是所有阶层都有可能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不过中产阶级女性也发现自己在不断被各种产检、产前生活方式改变等打扰。如果检查出现问题,一般会选择流产。美国的生育决策经常是个体在充满焦虑的可能的情况下做的。而新的技术介入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产前护理【但是为什么说起来好像这是负面的?或者说当时还不认可,但是现在就中国而言,基本上都会视其为“自然”】然而贫穷非裔美国女性的婴儿却仍然承受着巨大的生育风险。

仍然有很多患有体重低的婴儿出生,可能还伴随着阅读障碍。不过与之相伴的也有非常多的治疗方法,如物理疗法演讲疗法和阅读设备等。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技术也是阶层分化的。除此之外,家庭也面临着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在“不同”与“正常”之间的张力弥散在日常生活中。阅读障碍其实相对而言是被忽视的,而且也不能在产前被直接诊断。

残疾的分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发现——医学范畴和社会文化范畴,不过定性的发展没有定量的好。需要观察的是亲属关系和社区如何应对这些残疾的可见性或不可见性,以及探究这些“不同”在个体、家庭或社会生后形式中的意义。

2)Stratifying the life cycle

怀孕这个看似普遍性的实施在不同社会位置和不同的可解除资源下表现不同。帮助残疾人的公立学校或就业市场对产妇来说仍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是一个对体重过低婴儿LBW的调查案例。非裔美国LBW被认为从生物和基因上更易感,女孩更甚。换句话说,如果父母收入水平高,那么LBW的影响就小,否则就是长期的教育经济预期关联。

【自然主义是否会导致优胜劣汰?还是医学化?】【LBW是否本身就是病理化的过程?然而被病理化的东西是否都要被解构?】

由此,LBW展现了作为生育打扰在自然/文化上内爆的案例。公共和制度上的力量是关键。不过还有很多人会责备母亲,医生、她的婆婆、邻居等等都会质疑她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由此,母亲,乃至父亲、祖父母的生命轨迹都被LBW改变。母亲需要坚持自己不是这一症状的原因,而需要被正确诊断和治疗。残疾的经历也与整个人性共同体基础性地挂钩。

3) Screening disability

关于残疾人权利——只有新的叙事出现,残疾人才会持续地可见。半个世纪【从现在来看是一个世纪】以前,残疾的媒体影像被认为只是同情的,残疾人被认为对body politic而言是一种威胁。二十年之后一个活动家开始站出来当“道德先锋”,写她的残疾儿子的故事。八十年代末期一个DS【唐氏综合征】童星和一档电视节目出现,展现残疾如何作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三十年后生物医学的、家庭的、实践的残疾叙事。大众传媒的叙事同样鼓舞了人群中的其他人。2002的和我妹妹一起坐公交展现了残疾人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The siblings are being told again and again that their responsibility lies in keeping Beth as a family member.

家人的重担,因为一直游移在公共设施之外。

总结:

技术的两面性:生育的医疗护理,脆弱的新生儿,基因检测;另一面是大众传媒上残疾的可见性。disrupted reproduction不再仅仅与生育和个人选择有关,而是超越产科的社会和文化的。医学的进步让新生的残疾婴儿活了下来,他们又被法律、教育和社会行动等更广阔的领域形塑。大众传媒上的影像使我们人性有可能拓展。

##4. Openness in adoption: re-thinking “family” in the US

领养也被看作是生育干扰/disruptive reproduction,希望借此考察家庭的意涵及其变化。

1)Adoption as reproductive disruption

作者认为reproductive disruption暗示了关于生育的normal或default的话语并不必然被接受。谁的生命被领养所干扰?就孩子而言,一般认为遗弃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实际上孩子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话语权。就生父生母而言,他们所生的孩子要交给别人抚养。一般认为是自愿的,但如果是法院判决则完全不同。就领养父母而言,他们将抚养一个生物基因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孩子。

2)Changing adoption practices

为了保护孩子、生父亩、养父母,关于领养的法律条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一直在发展。但过去三十年发生重大转变。首先是对领养的定义。家长的权利和责任移交。随着领养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联系也将建立,如和兄弟姐妹、不同种族等等。

3)Four worlds of adoption

worlds如何理解?四个层次?四个范畴?包括跨国领养、国内领养、亲属领养和从福利院收养。领养的关系并不停留在核心家庭,生养和抚育两方的文化和关系都与这个孩子有关。

国际领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大部分都是婴幼儿。实际上国际领养的孩子和生父生母交流的机会并不少,而且很多还会回到出生地。从福利院领养的,很多人在排队等待,孩子被送进福利院一般是五岁,被领养时一般是十岁,法院判决孩子不应该和生父生母呆在一起,不过仍然和他们有很强的联系。亲属的一般是继父母或其他。国内领养一般是自愿放弃。

4)research on openness in adoption

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对养父母和孩子进行跟踪调查。首先调查什么样的领养种类,然后是领养后的个体结果,包括孩子、青少年、养父母和生父亩。

  1.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adoptive kinship network

对openness概念的最初定义基于领养机构,假定存在三种开放性:保密、半开放、完全开放(机构完全掌握每个人的信息)。不过很快发现很多情况是含混的,并且合同也存在终止的。

  1. outcomes for individuals in the adoptive kinship network

问题是合同/contact是否会对亲属关系存在伤害,因为孩子可能不知道她真正的父母应该是谁。

  1. study conclusions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合同在本质上是有害的。即使是开放的领养,孩子们也不会困惑或者有较低的自尊。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更增加了沟通交流的需要。

5)situating adoption in its multiple contexts

领养嵌在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构成的网络上,所以生育和家庭也应该审慎考虑。研究表明,如果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社会安全网络,就不会有这么多女性选择遗弃她们的孩子【为什么是女性?明明更可能是夫妇】种族也同样是重要影响因素。

领养同时也是一种对正常生育/normal reproduction的挑战。领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化行为:领养人和被领养人都需要呈现出某些特征以供挑选。并且领养家庭是由非生物联系构成的家庭,是一种“选择的家庭/families by choice”,而孩子和她的生身父母又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我们重思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伦理关系。

【感觉这篇文章写的还是比较浅显,只是泛泛地列举了一些早已为人所知的事实,没看到什么特别有价值的讨论,虽然是定量研究,但数据和结论也没有很强的启发性】

【Reproduction, gender, and biopolitics: Local-global intersections and contestations】

下一部分主要就是从gender和biopolitics的角度出发,或许会更激进一些。

  1. Can gender “equality” in prenatal genetic services unintentionally reinforce male authority?

将男性看作engendered 和engendering的beings。但我不喜欢这种进路,好像性别研究没了男人就不具备科学性一样【希望这个世界的男性都灭绝】。性别在何种意义上决定了谁来主导女性的生育?目前对生育健康介入的进路有两种概念来源:由于无处不在的基于性别的在权力路径和资源上的不平等,男性和女性在生育健康上有截然不同的权利和责任。这种情况下的干预关注有男性造成的生育健康问题,同时致力于给女性赋权;另一个则是男性作为合作者,明确男性对女性生育健康的参与和男性自己的需求也就将equality置于equity之上,不过这也可能淡化男女之间性别和生育的不同策略。事实上,这两种进路都有局限。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考察男女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本章的目的在于以性别的视角阐明墨西哥处女和她们的男伴之间的生育行为,以表明是如何受到国内政治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prenatal genetic screening in the US

美国墨西哥裔女性被一直认为有很高风险怀孕,可以堕胎,但堕胎却让人痛苦,因为需要在医院呆一晚。产检却带来一些激烈的争议。尽管加州的产检早已制度化体系化——为了让准父母了解基因风险。

##genetic screening and gendered ambivalence

很显然男性也参与到接受羊膜穿刺【针对先天性疾病的样本检测】的同意中。缺席的普遍原因是没空。所以这种联系其实并不强烈。

举了一个例子,中产墨西哥裔,产检结果是唐氏综合征积极时女方很伤心,想要男方做基因咨询。男性在基因检测时比女性更放松更自信。不过女性都认为最后是自己做决定。

##the complexities of gendered decision-making

一般认为时男性不愿意做羊膜穿刺,但事实证明羊膜穿刺的同意时女性的,并且同意的超过不同意的。而且男性英语说得越好参与得越积极。不过目前对男性的加之它判断的数据仍然很少。并且即使是双方共同参与,也仍然是女性自己的意愿占主导。这实际上是一种men supporting而不死men controlling

##reinforcing male authority?

男性医师是否会加强男性统治?实际上男性在参与后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舍弃一些权威,由于女性最终做出的生物医疗决定。

结论:

传统框架下的性别刻板印象造成了男性角色的确实,不过近年开始转变。作用于生育行为的性别视角下的男性和微观政治结识了一些隐藏的作用机制,生物权利和男性权威可以相互增强。合作只是当下的,而且不是可以提前预测的。【感觉说了很没说一样……】

【所以呢?证明男性的参与可以证明什么呢?生产毕竟还是要女性来做的啊……中国女性做手术还要丈夫同意呢,西方女性自己还冠夫姓呢,就算参与能怎样?而且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怀疑,情感态度是不是能通过问卷测出来】

【中西方直接拿过来比较只会让两者都丧失可靠性,但是漠然无视又同样只会加固东方主义和自我的东方主义的藩篱】

  1. When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Contested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mong West African migrants in France

试图在跨国移民的语境下,表现生育主题和结构性束缚之间的张力。西非移民妇女面临着非法移民、人口政策、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等种种问题。七十年代起,移民政策不断收拢,西非人面对着工作签证调整、长期居留的合法性、失业、社会第一等种种问题。2005年爆发穆斯林暴动。2002年右翼政党国家前线成立。然而,西非移民的生育率很高,并且很多妇女都是黑户。作者从1998到2005探究关于移民与医疗、社会福利的政治话语如何形塑个体移民的生活,并试图将个体与家庭放置在国家与全球化的语境下考察。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检查国家和全球结构如何限制移民的生育选择。

##Exploring “disrupted” migrant reproduction

一般认为disrupted reproduction指的是对生育过程的介入。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探索生育话语如何被配偶干预,具体包括一夫多妻的大房二房,移民社区等等。很多移民都是穆斯林,所以这也牵涉到法国对伊斯兰的公共话语叙事。作者对176个妇女和45个男性进行访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产检和医护,还有避孕药等。

##Biomedical/politcal discourse

作者总是能听到避孕对这些西非妇女有多么的好。但实际的方法并不稳定。而且产妇和助产士、护士等人交流时并不一定懂法语,只知道说“是”。同样的情况还有避孕药服用说明。实际上,翻译人和这些妇女也有自己的交流。可以说助产士是西非妇女生育的坚决反对者。

##Islam and contraception

伊斯兰教义在生育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旦医院意识到这些人是穆斯林妇女,就会将其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妇女不情愿接受男性医生也被归为宗教性行为。男人都认为穆斯林妇女不应采取避孕手段。不过女人不以为意。当然,伊斯兰教一仍然是整体的宗教和哲学框架对于移民社区来说。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翻译人在表达避孕信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传达过程中发展了强调现代医学的话语。生育决策实际上是个人、组织、国家和全球过程的共同结果。跨国流动和后殖民政策、人口和社会福利政策、巴黎的失业率、低收入、限制性的移民合法——这些形塑了提供产房的公共医院的结构和文化。提供避孕信息就是医院的明确授权,但助产士决定这些信息将如何传播。

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conclusion

事实证明,穆斯林妇女并不全都是顺从的.

  1. Reproductive disruptions and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Muslim world

ART/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体外受精等。首先需要问等是为什么不孕不育在全球范围内都很重要。同时也应注意到地方知识的考量——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如何形塑了ART提供给非西方夫妇,所以本书的后半部分就关注穆斯林中东世界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到的关切以及不同教派的分歧。第三部分则是三个中东社会:埃及、黎巴嫩和伊朗,来证明穆斯林世界所传播的辅助生殖技术如何转变道德图景。

##Global infertil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ARTs

1)人口学和流行病学

不孕不育是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原因在各地都有不同,但大部分是性传播、产后问题、流产和医源性问题。虽然在男性中传播很港,但不孕不育通常被认为是女人但问题。而男性的不孕不育绝味在很多社会中都是被隐藏的。

2)生育-不育辩证

不孕不育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他往往在生育率最高的地区流行。高生育率和高不育率构成了一对辩证关系。这又与父职母职有关。尽管生育和不育存在密切关系,但不育的控制很少和非西方过度人口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3)医护

不育的女性(当然男性数量也在增长)大量使用医护设施,所以很多人接受了不成功的治疗。此外,在很多发展中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治疗手段都很典型。

4)性别负担

女性被责备。不育对女性又长期的影响。

5)领养限制

在非西方社会中领养受到限制。不过通常会领养亲戚的孩子。超生的孩子也被买卖。

6)辅助生殖技术的全球化应用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ART的蓬勃发展。需要考察的是在当地层面这一进程的利收益和损耗。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上的分化。

7)当地道德世界

当地道德体系通常被宗教深刻影响。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Muslim world

很多穆斯林国家开始发展辅助生殖技术。黎巴嫩和埃及在新世纪提出“brave new world”,拥抱ART。尽管这些技术帮助了很多不孕不育的穆斯林夫妇,这也带来了道德争议。中东国家的教令极大影响了ART实践。

然后是一个埃及的案例。ART在埃及的方法是用一个能够生育的受精卵移植到妻子体内。但由于婚姻是夫妻两个人的,不应有生殖和性的干预。在很多国家捐卵被严格禁止——处于通奸、第三方介入神圣婚姻、后代的学院问题、亲属关系、遗产等。

什叶派则又另一种实践方式。颁布教令允许捐精手段合法。规定捐赠者和生父母都有生育关系,但这个孩子智能集成捐赠方的财产。实际上在个体操作上更复杂。包括捐赠者如果和父母信仰不一的情况。

最近的手段是ICSI,极大解放了不育的男性。ICSI主要依靠健康的卵子。实际上不孕不育夫妇很少离婚。这产生了很大跨国医学旅游。还带来了对传统亲属关系的思考。现在伊朗是唯一的什叶派。

  1. The final disruption? Biopolitics of post-reproductive life

女性的身体逐渐成为医学凝视的对象,不过,事实证明医学化的身体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后果,还在于永不止歇的追求常态化的身体话语的政治和文化的争夺的表现。如女性的老龄化。作者首先需要从北美二十年来和医学化的绝经现象出发,然后看日本是如何处理的。这种并峙证明女性并不仅仅是医学化的抵抗者,还是政策转变的积极参与者。

##managing the anomalous post-reproductive female

绝经中年妇女一直被认作是有病的。这种对衰老的病理化强调可能来源于二十世纪初的精神病学。但波伏娃认为女人只有在此时才是自由的,她不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终于达到了自然的终点/一端。这反过来也加强了性别化的心理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无尽的从心灵到身体再到心灵的循环。

与此相关的是人口学上的假设,即女性只与生育有关。中年妇女就与年轻的可生育的妇女对立起来。但是业余男性身体对立。中立普遍的身体永远是男性的。

##physician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认为女性身体是不客观的,并且健康水平会不断下降——导致后更年期生命的医学化。1930s就有妇科医生将更年期和匮乏的疾病挂钩,不过医药产业还没参与进“绝经的雌激素”中。少部分刚进入更年期的人才会服用雌激素。不过1960s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医药市场开始注意到绝经后的女性。一些雌激素疗法开始广泛应用。背后的假设是女性身体不可能健康滴进入更年期。

##Assessing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八十年代早期出现荷尔蒙替代疗法HRT,以及子宫切除术。HRT接受率暴涨,但没有证据表明长期收效如何,但是发现得乳腺癌的几率变高。这带来了女性、妇科医生和医药企业的恐慌。北美更年期协会发声明认为HRT没有显著的医学知识,并且只有短期的实验。后来HRT彻底消失,衰老被一种更自然的话语取代,更年期被归入含义更广的范畴。实际上长期疗法的替代和生产雌激素的医药企业有密切关系,政府间接第帮助了医学化因为对更年妇女的经济收益。不过这种话语在被不断挑战。

##Midlife in Japan: Harbinger for the future

由于日本整体老龄化,衰老并不认为是反常的事物,男人女人的老龄化区别不明显,还会认为男性也有更年期。在日本,当奉献给他人而不是自己是生命被认为更有意义。日语中的更年期并不完全等同于英语意思,而是长期的流逝的过程,二十世纪初才出现这一概念。在日本调查的另一困难是没有日语能准确描述特定的身体状态,如潮热和盗汗,这意味着这些现象并不对更年期生活造成困扰。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更年期的意思。

##Creating the discourse of Kônenki【更年期】

在德国医学影响下,日本创造出更年期的概念,将Kônenki与神经系统失调相连。并不直接与雌激素水平联系,但是和神经不稳定联系。虽然两种性别都易感,但因为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更易感。同时,二十世纪之前日本医生很少做外科手术,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研究卵巢的一首经验。这种语境下的更年期和北美完全不同,属于本土生物学。

##The medical world and Kônenki

妇科医生发现自己盈利变少,因为产妇都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第三方机构,而且多胎率下降。于是开始给中年妇女提供咨询业务。当然HRT应用还是很少。医生的做法一般是鼓励健康饮食和锻炼。也会用一些草药。最近也有人认为应该用HRT

##Politics of Japanese aging

现在中年女性的身体开始变成整治行动的对象,针对此类人群的话语也活跃起来——认为闲暇时间太多的懒女人。现实是大部分中年妇女都有工作。很多人担心i集的力量和总体健康而不是更年期种植,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家庭中的都要承担责任。由此对更年期的医学化并不欢迎。日本八十年代成立了更年期协会,发现个体有时候会下不了床。认为更年期是自然过程的观念开始在医学暴露下转变。不过日本女性并不习惯于看妇科医生。而且知道八十年代,主流意识形形态都是认为女性应该克服更年期。很多人认为还是不必要看医生,因为大多数还没有还早呢正困难。

##Cultural and local biologies

事实证明更年期前和后的女性并不有相同的发生潮热和盗汗的概率。所以更年期应该被看作是生物和文化的实践,而且和饮食和生育历史有关。还有人认为潮热是一种习得性行为。甚至迁入城市和受教育也会影响潮热。

##conclusion

医学化的过程是复杂的和不可预测的。认为女性是被动接受或自我抵抗是不充分的。考察历史话过程是很有必要的。很多女人遭受的症状只有医学化才能解释,将女性身体本质话或异化都会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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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

#中译本序

在分析哲学中,历史的分析者从当代哲学的重要问题出发,以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但是(正如“历史的”这个词所暗示的),这样的讨论需要放置回它们的时代语境中——放回它们出现于其间的更大范围的论争中,放回他们的思想和体制语境中。

前面是以现代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回归中世纪哲学,现在是重新在历史中讨论中世纪哲学——而这就将夙愿至亚里士多德的古代哲学。

然而,真相是,阿拉伯哲学并非碰巧影响了西方哲学的一个异质传统(即拉丁思想):和1200念以降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写成的犹太哲学、用希腊语写成的拜占庭哲学一样,阿拉伯哲学乃是拉丁基督教哲学本身归属的四个分支传统中的一员。

事实上,中世纪哲学的重要任务也在于重新发现“异质传统”。并且所有四个传统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直接的是古代晚期的柏拉图学派(又牵涉到新柏拉图主义)。

#导论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普罗提诺,它至少延续到奥林匹奥多罗斯的时代。新柏拉图主义者尽管效忠于柏拉图,但他们坚信真哲学但统一性。这首先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和谐:在他们的课程体系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柏拉图的同样突出。它同样接纳了来自其他学派的要素,尤其是斯多亚派,新柏拉图派尽管轻视但还是吸收了他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伦理学中。新柏拉图派是异教徒,实际上,在6世纪时,新柏拉图哲学成了基督教社会中异教最后的避难所。

新柏拉图主义尽管仍然从属于一元论,但由于可以吸收别的学派所以也算是异教?然而这里仍然不了解新柏拉图主义的渊源与观点。而新柏拉图主义将亚里士多德置于重要位置,和现在对古代哲学对研究不谋而合?后面也讲200-600念居于主导地位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整个中世纪。所以中世纪哲学研究必然需要回到新柏拉图主义。

#中世纪哲学的古代传统

正如马克·奥勒留的资助条款所表明的那样,一所学校并不是人们单纯地学习哲学的场所,而是一个特定的哲学传统,例如斯多亚主义或柏拉图主义。

所以哲学学校可以在支派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派。而哲学在古希腊指向生活方式和通向幸福生活的图景。

#古代哲学的研究

古代哲学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哲学思想用以理解历史事实。同时研究古代哲学的不同进路需要被审慎区别。

历史学家关注的历史不是整个过去(the whole of the past),而是对整个过去的一些抽象(abstractions),只有某些关于过去的事实进入其中,也就是那些我们觉得有趣的或重要的事实,或是那些我们为了解释我们认为是有趣的或重要的事实而必须提及的事实。

也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某人持有某个哲学观点”。从这个逻辑出发,首先要问的是行动者是否有好的理由来做他所做的事,而我们能否理解他的理由——我们对他的解释来自于给他提供的假设与推论。这也是泰勒斯之所以称之为第一个哲学家的理由。他从一个假设出发给出了自己的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形式是合乎要求的,只是内容难以令人信服。如果得不到这样一种解释,只能诉诸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位哲学家为什么持有这个观点。

哲学史家的任务也不是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寻找这种或那种解释。相反,哲学史家的任务在于为所讨论的这个观点寻找一种解释,也就是一种适合于哲学史的解释,而不是(比如说)适合于道德史(the history of morals)的解释。

对上述讨论的延伸,所以也就会出现一些哲学思想没能进入哲学史的情况——因为他它们对这种历史毫无重要性。一种哲学思想被认为是哲学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最终取决于我们持有的哲学史观。

现在,我们说一种哲学思想有哲学影响力,就是说存在一些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这一思想、并且必须要通过这一思想来解释的哲学思想。但是一种思想会以几种方式依赖于早先的某种思想。

所以,何种才是有哲学影响力的思想?哲学史家通常假设哲学观点建立与哲学的理由。所以理解不了只是自己的问题……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哲学史家会考察他是否能够重构(reconstruct)某种推论,只是为了当下更好地接受这一理论。

所以,如果我被问到,我对古代哲学的兴趣是否主要是对于哲学的兴趣,还是对于哲学史的兴趣,我会说,二者皆不是。因为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古代哲学本身(如它出现在它所进入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中那样),以及古代哲学实际进入这些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方式。

仍是延续前文的逻辑:哲学理由——哲学思想与各种历史联系——进入历史的方式。古代哲学/希腊化哲学的特殊性也就由此浮现——“三种生活”。

一旦有人问了例如“什么是哲学”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就是,去考察历史上的思想,去研究古代哲学——(比如说)以我提出的方式:不只是把古代哲学家当作典范来研究,也不只是试图让他们融入哲学史,而是考察他们所处的所有历史,把他们作为例子,尽可能具体地看到,当一个人做哲学时,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相当于什么。

#海伦颂

全篇一共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海伦的赞美,描述其如何的迷人,另一部分则是论证海伦为什么不应被谴责而是应该施以同情。

高尔吉亚认为海伦不应被批评,而应是同情。要么是因为命运的要求,神的用意和必然性律令,要么就是因为他被强迫所逼,或被言辞/罗格斯说服,或被爱复活

高尔吉亚认为,其原因有四,一是因为海伦的行为是种种机缘巧合,是被机会与命运之神所主导;二是因为她可能是不公正地被野蛮人强奸,此时更值得同情;三是因为海伦是被人的言语和意见所诱导,这更是一种不幸;四是因为若是将海伦的行为看作是被爱引诱,那么爱如果是神,其结果就称不上罪过,如果爱是犯错误的人,那么海伦就更值得同情而非谴责。

然而这一方面很难看出来是颂词,只有前三段称得上是赞美,其余都只是同情,另一方面这个残篇似乎很难与智者运动发生关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若是从世人opinion的不可靠性来说则也能搭上点关系。

同时根据另一篇《赞扬堕落的女人》,似乎对海伦的赞辞其实指向的是希腊。

##古代哲学导论-智者运动

智者主要是修辞学和演讲,以参与政治生活。普罗泰戈拉可以被概括为相对主义,并不承认表象背后存在着一个实在,而是表象即实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泰戈拉也不是怀疑论者,因为他相信对我来说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也就被简化成人类是存在的尺度。所以他既能够避免怀疑论,又不需要彻底与现象世界断绝联系。

##卡尔弥德篇

苏格拉底开始“打听大家爱慕智慧的近况,打听谁智慧超群或美得出众”。首先是对话者提出谁最美,但苏格拉底又提出如果灵魂方面也很完美才是真正的无与伦比,于是转向考察他的灵魂。这时对话者提出他爱好智慧,是个出色的诗人。

157a:一切好的和坏的,不管是人的身体还是整个人方面,都是以灵魂为发源地,都是从那里流到各处,就像头部流到眼睛那样,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怀灵魂,才能使头部以及整个身体处于良好状态。

这里是否存在一个美的概念的偷换:为什么灵魂的美就一定是爱智慧?157a-157b谈的仍是灵魂的明智才会形成头部和全身的健康。

从158d开始研究卡尔弥德是否具有灵魂的明智的品质。

159a:如果身上有明智,一定会对他有一种看法。——苏格拉底问: 明智是什么?要求对话者给出分析性答案

然后是对话者给出自己的答案【通常会被批驳】卡尔弥德认为明智就是沉着。紧接着被苏格拉底给出经验上的反例。

160e:对话者给出修改后的答案——明智是谦逊。

苏格拉底再次反驳:明智在本质上是好的,而且是一件使人好的事。但“谦逊对穷人并不好”。

161c:卡尔弥德又一次给出答案:明智是做自己的事。但苏格拉底通过城邦治理说明明智就不是做属于自己的事。于是要解构做自己的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话者转变,追问“做好事就是明智吗?”【163e】

这里苏格拉底指出核心问题:我们要弄清的不是我的想法,是你的说法——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都是在对话中以守为攻。

格里底亚承认言中有失,将明智修改为“自知之明”。

Chapter1: Argument and truth

苏格拉底通过对话来达到真理,give-and-take conversation. 通常是两个人彼此对话,不断确证他们是在谈论一件事且对彼此都重要,并在逐步的合意中推进。“下定义”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

在这种语境下讨论什么是智慧,可能会对一般逻辑产生挑战。或者说其实是一种陷阱。

每当苏格拉底提供更多的细节性论辩,他就推进至更被接受的主张。

之后的附录都是关于苏格拉底和别人的对话。

当一个人在谈论某事时,他只能接受他所谈论的东西。他说的不可能是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两个人所谈论的是一件事,是否会相互矛盾,或者谁都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对象。而如果我说一件你说另一件,是否会相互矛盾?

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评价:“It looks as if I was cleverer than Daedalus in using my skill, my friend, insofar as he could only cause to move the things he made himself, but I can make other people’s move as well as my own.”

言语的本质直贯灵魂,修辞术必须知道一共有多少种灵魂。“Those distinctions established, there are, in turn, so-and-so many kinds of speech, each of such-and-such a sort.”

对于安提西尼来说,修辞和哲学并不遥远,且十分游泳。但苏格拉底认为高尔吉亚的修辞术完全不是艺术,而是技艺/技能/knack,来制造特定的满意和愉悦,和烘焙面团一样。苏格拉底认为有两种艺术:针对心灵的政治学,针对身体的另一种,包括体操和医学。灵魂必须统摄肉体。修辞术就是It’s the counterpart in the soul to pastry baking, its counterpart in the body.

Chapter2: Happiness and the Good

对话的终点在于幸福。

关于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对人类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构成了善的人类生活,人类的幸福由什么构成。善恶并不仅限于人类的善恶,苏格拉底派认为没有非人类的善。

2.1是什么让幸福的人幸福?2.2人都欲求好的事情。2.5 什么是科学地完成某事?所以科学地生活的人并不是快乐的。先问什么科学让他幸福?对话者认为是他知道什么是善恶。所以结论是For it is not a science of science and absence of science but of good and evil. 2.10 幸福女神和赫拉克勒斯的对话。一个是恶习/奢侈,一个则是德性。德性认为前者是不节制的,在饿之前吃,在渴之前喝。2.14 苏格拉底质疑令人愉悦的事都是好事吗?

Goods and the Good

在和克赛诺芬尼对话时,苏格拉底提出健康和疾病是否只要产生了好的结果都是好的,但只要产生了坏的结果都是坏的呢?所以这些物理状态有时是好的又是不是,进而提出智慧一定是好的。但苏格拉底提出有人因为智慧被人嫉妒而被害等。最后提出幸福是最无可争议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