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pho

又是一年过去了，昨天跨年夜的时候本来打算好好把论文写写，结果没忍住和室友们玩了几局斗地主，当然结果是惨败。后来又磨磨蹭蹭冲了会浪，等关灯之后才收了心认真写了一两千字。

在这里的第一个跨年夜是被一个学姐邀请的，是和篮球队的一些人搞了轰趴。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拒绝，但是当时对球队一个男生颇有好感，本来以为他也会去，结果那天并没有到场，顿时便索然无味起来。不过就算来了也没多大意思。我本来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东西的人，再加上周遭都是陌生人，对此类社交真是一点勇气也没有。我仍然记得那天在那间地下室里，周围都是陌生的学长学姐，玩着并不感兴趣的游戏，简直坐立难安。才刚过零点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同年级的两名女生一起回去。宿舍的浴室早就停水了，回去之后摸黑换了睡衣，一身狼狈地睡了。现在对那个男生也没多大兴趣，也不是一路人，皮囊也只是一般，不想总是强迫自己关注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前男友也是打篮球的，水平如何我也看不出来，只是他每场比赛都叫我去看（当然仅限于蜜月期，后来他也就没提过了）。我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冬天，我放着作业不写跑到操场，在场外站着冻得要死，穿得又单薄，发抖都来不及还得时刻关注他的表现，关键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喝彩什么时候不该，有时候甚至还要分神注意前男友的前女友有没有来——真的好狗血啊！我真的一定要大声地说，我对篮球一点兴趣也没有。之前每次去看比赛都是为了一两个帅小伙罢了。一个人傻了吧唧站在场边，规则也不懂，别人喊什么就跟着喊什么，真的好蠢哦。无所谓了，现在的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这两天一直听室友哀叹，说她很想去看《心灵奇旅》，于是昨天本来打算想买一张元旦的电影票的，但是时间也不合适，疫情似乎又有反复的迹象。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天气太冷，不想再去电影院跑一趟，风一吹鼻涕糊一脸，所以只好作罢。又是疫情。年初刚听说有疫情的时候简直慌死了，大感世界即将毁灭，每天抱着手机忧心忡忡。二三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系搞统计的老师还发了一个问卷，调查疫情期间人们的心态，我还记得自己把所有的“非常焦虑”、“非常恐慌”、“非常愤怒”都勾了一遍。一方面是流行病毒的威力头一次展现出来，迅疾又沉默地使人一个接一个地无声地倒下，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直到现在仍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治理行为着实令人失望，武汉红十字会被称作“口罩黑洞”的那天我在饭桌上破口大骂，痛斥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行政效率的底下，再加上社区对疑似病例的“拘禁”和隐私的泄漏，利维坦的虚伪和狡诈又一次让我攥紧拳头。但是现在，一个新的一月一日，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态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转变。漫长的一年似乎让人懈怠了，我只会在室外戴口罩——因为大家也都只在室外戴口罩。三月份的时候一直担心能不能开学，但等到四月份说准了不开学的时候反而踏实下来。五月份左右的天津就已经解冻，我好像也是从那时开始，每天晚上七点钟吃完饭和我爸妈一起下楼，穿着裙子去小区外的文化公园和大爷大妈们一起扭秧歌跳广场舞，一直跳到八九点。说是广场舞，其实应该是蹦野迪，毕竟二人转跳起来之后也颇有种霹雳舞的风范。夏天有一回刚出门就开始落雨，但是也没在意，然而跳了还没一会就变成暴雨。大家都很不尽兴，于是强撑着又跳了半支曲子。结果立刻又劈一个雷，人们赶紧作鸟兽散。我一边跟我爸打电话问他在哪，一边快步走向旁边的影院躲雨。我不敢跑太快，尤其是还穿着制服裙，所以就算被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了一脸也不能显出自己狼狈的样子。

扯远了。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晚八点一刻的我对于政府的态度是复杂的。不过我很明确地知道在此之前，或者是直到十二月之前，我都是痛恨的。原因很朴素，不过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如我所愿地生活下去罢了。但“如我所愿”在此时开始被我自己质疑，导火索是从十一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份的JM事件。我开始质疑自己此前的无政府理想是否合理。当自由与平等产生裂隙，我发现自己还是倾向于平等的一面——以女性主义所构建的视角让人难以再信任不平等之上的自由。之前一直逃避思考公权力应该被安置于何种位置，以为只要统统摈弃便可以一劳永逸，但随着自由与平等的张力愈发尖锐，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这大约是临到2020年结尾的思想上的转型。但是我拒绝为这一立场下定义，或者我也拒绝承认这是某种立场。我只能说，我无法在想象自由主义的虚伪与傲慢。

说到这个转型，其实也与我和一位朋友的默不作声但彼此又心知肚明的决裂有关。我已经为这件事写了很多，而且也丧失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趣和耐心。他与上文的“自由主义的虚伪与傲慢”简直一脉相承，无非是一边扮演着布道者的角色，一面又在心底暗暗地瞧不起别人。说多了就真的变成祥林嫂。我们已经一个月没有再发过消息了。而且即使是在三个人的小群，也在悄悄较着劲：只要你说话，我就绝对不说一句话。前两天豆瓣的年度总结刚出来，他特地艾特了另一个用户，说这位才是最懂他的人，仿佛是在大张旗鼓地宣称密友之人的易位。我确实很生气，但一旦表现出来就落了下风，所以只好暗中拉黑，也算扳回一局。总之，已经是无可避免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吧。明明去年的时候还热烈地将其赞美为最珍贵的朋友，现在就已经变成了这样，无论怎么说还是有些令人唏嘘的。

其余的还都是老样子。新朋友的数量为零，没有越过那条线的好朋友仍然还是好朋友，倒是和同师门的女生们感情更深了一些——不光是因为要一起做项目，还有很多同为女生的共鸣。之前为了到底是出国还是保研纠结了好一阵，其实原因不过是以为自己看到了可以保研的希望，又不想再做雅思罢了。当然了，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我还蛮想继续留在师门的，就待一年多还稍微有点舍不得。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我很担心自己在异国他乡会因语言水平差、学术能力差、社交能力差而变得自卑。我肯定是比不过本国的研究生的吧！但是那天和在剑桥的学姐聊了一下，仿佛又重新拾回了一点自信，当天就立刻报名了雅思。

忘了讲了，下半年返校之后，体育似乎好了一点。现在可以一口气跑六公里、游泳游二百米——这真是开天辟地一般的进步。虽然十二分钟跑等等要拼速度的跑步仍然表现很差劲，但对于体育的畏惧好像减少了一点。上半年在家做的一系列有氧无氧运动里只有健身操是喜欢的，虽然它们统统都没什么长期效果。法语之上了几节课，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继续学下去。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不敢一个人去操场跑步，不敢一个人自己下田野，不敢一个人自己去异国他乡——不过交新朋友是无所谓的，我还是很乐意向陌生的女孩子释放自己的善意的。今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一边认识到自己的胆怯，一边又开始鼓起一点勇气了罢。差点又忘说了，十月份的时候终于出柜了，其实就是宣告自己不是异性恋罢了。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的男性都很让人失望，另一方面是制度性结构性的原因——只要还活在这个父权社会一天，我就一天不敢迈入异性恋亲密关系。不过，说是这么说，结果怎样我也不晓得。

还有一点是研究兴趣的可能转向。因为东贸市场的那个研究，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兴趣。之前一直嚷嚷着要学医学人类学，只不过是因为导师是研究医学人类学的而已。现在却发现哲学、政治经济学是和这个世界打交道所不可或缺的工具，所以我或许不应该过早地局限在某一分支领域。连带着的，我也开始审视自己一开始对人类学/社会学本土研究的鄙夷是否过于草率，毕竟我所直接面对的世界就是“本土研究”的世界。不过自我东方主义的问题仍然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到自我的东方主义，一开始是从项飙老师那里读到这个概念的（大约是的吧），结果项飙老师在今年因为《自我作为方法》大火了一把——虽然我直到现在也没读。

“究竟是要奴役中的平等还是自由中的不平等？”

国社上讲托克维尔的时候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彼时的我没多留意，混混沌沌地便放任其在思绪中滑过。老师也没有再举什么具体的例子。但是现在我却发现这一问题日益尖锐和棘手。

首先直接引发思考的切身的例子：性自由等于性平等吗？色情文化真的会通向一条性解放之路吗？JM帝国的漫画可以算是a reformation of my thinking system的转折点。我头一次意识到，在父权社会中的性自由并不必然会带来女性的解放。原来女性在男人的眼中是如此的低劣可笑，连“物化”都太过文明。我此前都是坚定的性解放者，然而现在我不得不拷问自己，男权社会中的“性解放”所要解放的是谁？在“完全自由”的社会中是不是会出现自由地肢解和凌虐女性的现象呢？今天刚巧看到一篇关于色情文化的综述性文章，将反色情文化者和支持色情文化者都进行了梳理（https://www.douban.com/note/750725950/ ）。尤其是在资本剥削、父权剥削以及主体性相互纠缠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之前也曾看到一些色情文化工作者关于性工作非罪化的讨论。我在这一问题上持保留立场，主要是目前掌握的理论储备仍然不够，说话没有足够的底气。话说回来，由近及远，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不是最终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吗？种植园里庄园主自由地奴役黑奴，议会里男性议员自由地制定剥削女性投票权的法案，这不也称得上是“自由”吗？然而这里有一丁点平等的意味吗？更不要提在网上所目睹的自由派人士的种种伪善的言论了。不错，他们反对剥削反对“铁拳”，然而当被剥削的是女性时便又开始装聋作哑（且不论这些人是否知道公权力与自由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有人刻薄地讲，“无非就是人权高于女权嘛！”

所以女权追求的是权力/权利平等还是权力/权利自由？我现在倾向于前者。我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与男性所拥有的是不同的——非常朴素，小时候看到我弟弟比我多拿一颗糖我都要大发一通火。然而如果是奴役中的平等呢？所以人都没有差别地被剥削——不过这在父权社会中并不存在，因为父权制是天然的等级制的培养皿。恩格斯认为当打猎成为消遣，男性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新的财富分配问题便出现，财富被各个家庭私有，大量财富开始集中到一人手中，且这种财富只能被该男子的子女继承。这样的一夫一妻制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地出自一个父亲。当然，恩格斯本人的史料分析确有受到质疑，而且其中逻辑的坚实性也值得怀疑，不过其思路倒是可以借鉴。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父权的不确定性”也可以为此辩护。况且只要 有一个人能统摄别人，就必然会围绕这个人产生等级秩序，所以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被奴役状态”。那么在“奴役中的平等”的语境下超出所有人的存在的唯一可能便只会是公权力。

毫不奇怪，生活在这里的人会对公权力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和不信任。我此前也有文章讨论这一点。墙内常有“铁拳”、“赵弹”的比喻，指涉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肆无忌惮的践踏，以及以某种公权力所维护的价值之上的原则来破坏个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的行为。这种事情常有发生，典型的就是低端人口搬迁的例子，还有疫情期间所发生的红十字会可信承诺危机的问题。我们没有可靠的保障来抵抗公权力的倾轧，但“伤害原则”又是抵在所有人，或者至少是所有女性背后的刀子。在这种语境下向公权力举报JM漫画的行为无疑是饮鸩止渴，通向敌人的刀子最终也会，或者已经捅向了自己。然而有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在没有association or other forms of solidarity作为个人在直接面对国家的屏障的情况下，女权唯有与“温情的利维坦”合谋来短暂地保护自己。但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女权与其合谋的合法性，而不使其与文革中的举报同流？

今天（19号）是一个人去的，下午去档口找的婷婷姐。我到档口的时候所有导购都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和第一次去的时候态度完全不同——之前是只有英子阿姨很热情，其他导购多数只是站在一边看着，这次几乎每个导购都笑脸相迎。可能是因为之前访谈过她们的头头英子阿姨，而且我妈前两天还和她们说我会来实习，不过我因为事情很多只好遗憾地失约了。这次就像是访谈公司里的雇员一样，没有之前和英子阿姨那种拉家常的感觉，虽然也是一个小时左右，但似乎没有以前那种“切中要害”的感觉。

婷婷姐是93年的，张家口人，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在这之后做了什么没有细讲，只是说自己不记得了。后来和她前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女儿今年八岁。算了算结婚生子的时候也就二十左右。后来她在家带孩子，前夫出轨，两个人离婚，女儿的抚养权被判给前夫，因为她当时没有工作，没有抚养能力。二人闹得很不愉快。离婚之后，她决定从老家逃出来。正好身边有人说东贸这边工作好找，就先去了一楼一家女装干了十来天，后来因为家里有事就不干了。再回来的时候打听谁家招导购，正好一楼有人说楼上的无限色彩家招导购，就来了我们家。她是18年年前来的我家，现在干了两三年。

婷婷姐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做起的，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裤子什么号还剩几条，不知道和客户怎么沟通。她先是什么不会就问人家，后来就边听边看边学。她说直到现在也不能打包票说完全没问题，但至少比开始要好。现在每天都要熟悉货品，学着我妈要把裤子摸一遍，知道什么款有什么号。婷婷姐是今年五一才拿到档口给分配的手机。之前不加客户，每天回了家就刷刷抖音看看电视剧，现在有了手机之后，也要每天传图发图联系客户。没有手机时认识的客户很少能再加回来，有了手机之后巩固和客户的关系就会方便很多。虽然婷婷姐之前在女装店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导购，但这对于跳槽没有帮助。女装店一般没有专人来拿货，因为衣服一般就几件，而且很轻，不像牛仔裤，一摞裤子有几十条，只有力气大的人才能从里面抽出来裤子。而且女装导购很看个人形象，牛仔裤导购的要求就没那么高。而且跨行业跳槽也没法带走客户。

相比英子阿姨，婷婷姐就很像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她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和别人合租。每天六点上班四点下班，也不和别人出去吃饭。之前没有手机的时候还会和室友出去散散步，有了手机之后只好每天传图。和同事只是合作关系，和老板只是“互利关系”——这是她的原话，也是英子阿姨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话。虽然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在访谈她的时候正好新客来了，婷婷姐还主动让别人招待一下，但也止步于此。她说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回来散一下喜糖，不过她不打算办婚礼，因为觉得那些都是虚的。一个细节是我在访谈的时候美玲阿姨过来问我渴不渴，要不要帮我接水，我晃了晃瓶子说里面是满的，然后美玲阿姨才问婷婷姐要不要顺带帮她打一下。

也可能是因为婷婷姐没有想在这行长久地干下去。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自己当老板时，她说如果是干别的可能会，但是这一行就不会，因为太累了，忙不过来。而她现在在老家有一个男朋友，结婚之后就要回老家给她男朋友的生意帮忙。如果还在东贸也没法照顾家庭。她在七月份的时候还参加了成人高考，考上了一个石家庄职业技术学校的，说有了这个文凭之后还可以去什么4S店之类的做销售。确实，服装批发很不像是一个正经的上班场所，无法提供稳定的薪资待遇，更不好要说什么五险一金了。

总的来说，婷婷姐和英子阿姨作为新老导购的代表，二者非常不同，倒是有点像长工和短工的区别，不过也不全是。我今天刚到的时候，我舅妈正在打电话，就是英子阿姨招呼的我，然后让别的导购给我把外套装起来、给我和婷婷姐搬的凳子。我们过年回家的时候猫也是拜托英子阿姨照顾的。我们两家之前还一起去爬过山。但是很难说这就是长工和地主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所有人都喊我妈梅姐，只有英子阿姨喊我妈小梅（我舅妈喊的是阿梅），我妈则喊她英子，反倒更像是“老板的亲密战友”？或者是管家？而婷婷姐和我妈就完全是雇工和老板的关系了。

我后来又问我妈怎么定义对她们两个人的关系，和我刚才做出的猜测也正好吻合。我妈说英子是家人，而婷婷就是员工。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我作出如果英子阿姨和婷婷姐吵架的假设时，我妈的态度是表面上是和稀泥，实际上是暗中维护英子。实际上英子阿姨嘴比较碎，和别人起冲突是经常的事。而且一般导购也不敢和英子主动挑事，所以基本上都是英子把别人欺负了。这时我妈就会先和另一位表示安慰和理解，说英子就是嘴碎，她自己也得忍着，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子心眼也不坏，而且我妈也不可能辞了她；然后会去说英子几句，但一定要先安慰她，维护他的面子。这时另一位导购也不敢再使什么小性了，毕竟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英子阿姨就是能力又强，比别人更重要，呆不惯就只能去别的地方。当然，我妈也会说如果太过分了，就该怼他怼他几句，也就是帮他们撑腰。英子阿姨作为管家也不愿意把所有员工都搞走，不然都是一个人干就累死了。如果是其他两个导购起冲突，就会先查档口的摄像头看是谁先动的手，然后主要教训先错的一方。其实今年导购的关系又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我表嫂阿丽到我们档口当导购了。这是货真价实的家人，所以地位甚至超过了英子。上次我妈还跟我说因为带饭那件事英子不高兴来着，就在今天（20号）又有导购和我妈告状了。档口的美玲阿姨和阿丽不知道因为什么起了冲突，阿丽还把美玲阿姨气哭了。我妈说到东贸三年还没有起过这么严重的冲突。而且之前访谈婷婷姐的时候她还提到，她是干了一年多了才被分配了一个手机，阿丽刚来就有一个手机。看起来导购们都怨念颇深，不太喜欢这个关系户，所以其实和上次说的挤兑又联系上了。

本来是打算晚上等我妈从天津回来之后问她关于服装批发经营门道的，但是这两天似乎北京和燕郊都有疫情反复的迹象，担心再拖下去就没法回学校了，所以只好在昨天晚上电话访谈了一下，然后20号早上匆匆赶回北京。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货品到家，想着怎么把它卖出去。而一方面是技巧，一方面是关系。先说技巧。一个例子就是顾客都愿意去看上去很忙生意很好的店铺拿货。所以在早上开门的时候就算没有人来也要伪装出一副很热闹的样子。比如把店里的货往外扔，让人感觉你家好忙，好多人在配货。于是很多第一次来拿货的人也不清楚，看着地下有什么货他就拿什么货。还有就是招徕顾客。销售就要拆别人心。有的客户没有进去看，走到楼梯口还要招呼他进来，愿意进来的就看导购销售水平的高低了，在介绍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顾客的眼睛，这样才知道他心里在怎么想的，然后才能跟她有交流；要实在不愿意拿货、就是想看看的就说没关系，加个微信吧，这样有的人加了微信下次就愿意来拿货了。还有之前提到英子阿姨在下班后往裤子上喷水，这样就能抚平褶皱，让裤子看起来新一些。而老板在这里虽然不是销售，但要有大局观。首先是要自己熟悉货品，然后告诉导购也要把产品了解透彻；其次是要考虑长远的利益，不能说顾客今天来拿货就对他笑嘻嘻，明天来退换货就拉着脸。

一个老板的成功还是失败都取决于三个方面：档口位置、货品和销售。这三者是环环相扣的。首先需要需要找到市场里人流量大的档口，新客对初入行业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而人流量大的位置就意味着有更多可能招徕新客。如果老板和导购能力强，能将客户服务周到，新客就有可能发展成老客，这样就会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其次需要去广州或杭州找厂家拿货，这时需要向厂家证明自己卖货能力强，由此厂家才会提供优质货源。所以初入行业的新来者需要比熟手花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最关键的是销售，也就是导购。导购是建立客户与老板之间关系的纽带，她的导购手上稳定的客户资源越多，老板才越有可能把货销出去，而货品销售越顺畅才越有可能从厂家那里拿到新版和爆版，也就回到了刚才说的第一点。

从以上循环过程来看，理论上说前期资源累积丰富的导购在单干当老板上比新人拥有很强的优势。但事实上是这两年导购单干所需要的启动资金越来越高，因为市场的档口费变得越来越贵，一年的档口费都20多万了，再加上员工的工资，很多导购就不再能负担得起。导购本身的工资也不低，给别人干还不用操心那么多；再加上实体店衰落，失败风险也越来越大。所以这两年东贸导购不像18年刚拆迁的时候单干且成功的多了。

而说到导购单干问题，导购单干或跳槽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一开始招人的时候也看不出来谁是不是有这个心思。得干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有没有这个野心。我妈说如果是决意要走的，基本都留不住，不管涨多少工资都没用，还不如就让她走，否则等到导购掌握核心客户资源之后再走就更麻烦，小娜阿姨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对于老板来说，做生意绝不能光依靠导购，老板在厂家、导购和客户这三者之间不能处于缺席的撒手状态，这样的话一个导购走了，来年还可以继续招人。之前访谈沙沙阿姨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看来老板们对于导购的流失没有想象中那么放不下。这种风险是必须面对的。再退一万步讲，这个人就是想自己干，也不可能刚干俩月就自己干，给你干的这一年挣到钱就行了，大不了来年再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东贸市场不论内部还是外部导购的流动性都很强，总会有新人进来。况且档口的核心仍然是老板而不是导购，不能说没了导购就不认识顾客了。这也是老板必须每天也和导购一起在档口上班的原因，这样客源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同时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就是上次说的手机），老板对客户资源的控制越来越直接。换句话说，导购现在只是起到分担老板压力的作用。不过这只是理想状况，如果是亲如家人的核心导购走了，恐怕老板做不到如此坦然，

这次只访谈一个导购，所以去的比较晚。本来打算是一边吃一边问，结果去了才发现对方的意思是搬个凳子在档口里问，所以只能下班之后就没法再问了，不过也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在说小颖阿姨之前有必要再阐明我家的合伙关系。我家是我小姨、我舅舅和我妈三家合伙，有两个档口。三家也不是一开始就合伙，之前是我小姨单干，我妈和我舅舅一起，分开经营分开算账。大概是16年左右生意不好，于是打算合伙经营来分担风险和损失，不过仍然保留两个档口。因为我妈和我小姨的孩子还小，总是要去陪，所以一般是我舅妈盯着我家这边，我舅舅盯着我小姨家那边。我妈虽然是老板，但日常工作很类似于导购，我小姨则不同，主要负责管理，我舅舅舅妈则负责管账。档口的账目一定要是亲人直接管理。我爸和我小姨夫都主要负责带孩子，有时候也对对帐。这两个档口的导购都彼此熟悉。

这次访谈的小颖阿姨跟着我家在东鼎干了两年，东贸干了一年，19年刚过完年的时候自己出去单干的，今年8月又回来，因为小姨档口缺人所以现在在那边继续干。访谈小颖阿姨的时候还被她口中混乱的时间线差点搞晕，结果发现原来并不是之前所预想的干了十几年的老导购，说是三年原来真的就是三年。找到我家是因为经常来我家买裤子，和英子阿姨熟了，后来我家档口打通之后正好缺导购，英子阿姨就把她介绍过来。导购变动最大的时候就是过完年返城，中途很少有离职的，一般都是第二年老板联系没上班的导购，导购和导购之间也是互相问哪个老板后，小颖阿姨就是过完年之后来的。

我们问的时候是在档口柜台后面的角落里问的。柜台斜上方是摄像头和显示屏，右面是一个小库房。导购把衣服挂在小库房里，我们问的时候正好临近下班，导购进进出出地在我们身后取衣服，所以小颖阿姨的声音也很小。

这次访谈的重点在于导购单干问题。小颖阿姨的单干和家庭有很大关系，但我们是第一次问，所以很多私人生活的细节不方便问，是在事后再问我妈的时候才知道的。小颖阿姨当时离了婚，又找了对象结了婚，双方都是带着孩子再婚。现在的老公在家里有产业，不愿意到这里陪着小颖阿姨，于是小颖阿姨和我妈打好招呼，说自己要结婚了，和对象要去沧州，留下微信，她走的时候我妈还给了一个红包。小颖阿姨告诉我们的是那时沧州的市场正好招商，台租特别便宜，正好她的几个导购朋友带着她过去，她和她老公和妹妹一起开店，还是做牛仔。小颖阿姨讲，在沧州刚干的时候什么都要自己来，而且手上一个客户都没有，即使加上一些客户的微信，补货的回头客又很少，所以前几个月生意很不好。干了一年结果又碰上疫情。一月份的时候刚听见风声，赶紧带着五百条裤子回了老家，否则就会压货，损失更大。在这期间我妈一直都和小颖阿姨有联系，疫情的时候还互相提醒要注意安全，六月份北京爆发疫情的时候问她要不要来，七月份和我小姨合计了一下，正式邀请小颖阿姨回来。于是七月份小颖阿姨回了沧州，把货架都卖掉，背着家当又回到了东贸，重新租房，找了个小开间自己住。

回来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是客户。小颖阿姨在沧州积累的客户资源一个也没带得回来，一方面是交通，另一方面是沧州那边的客户觉得东贸的货品不合需求。那边主要是低端货，东贸的要贵一点。所以回来之后就是从零开始。刚回来的时候每天着急上火，一个月只能卖出去几百条裤子。因为老客户都是找自己熟悉的导购，新来的只能接一些新客。然而新客户并不充裕。旺季还好，老导购招呼不过来的时候就会漏一些给新导购。这时新导购就会借机发展自己的客户源，每天一边在朋友圈发图，一边在微信上招呼着核心客户。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微信的具体使用问题，后面继续讲。小颖阿姨在走之前有提成，我妈说这个月和她谈了，打算底薪降低，在卖够一定目标后给提成。而客户的问题其实又潜在地和导购之间的关系相连。小颖阿姨说楼上（就是一布道味那层）经常有导购打架的，还有送到120的时候，因为新客户很少，每次都必须得抢。但是据小颖阿姨说我们家导购之间都是很熟悉的关系很好的人，所以有时候还会让着点。等我们访谈完了小颖阿姨还要和另一个导购姐姐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小颖阿姨也算半个老人，新导购就可能被挤兑。我妈举了两个老导购挤兑新导购的例子。一个是上半年的时候我妈把对门的一个长得好看能力也好的导购介绍给小姨，这个导购在原来的档口里也算是半个老大，到了新档口之后还经常指使其他导购给自己试版（因为她自己身材不太行），别人也要卖货，自然就不愿意，结果她在秋天的时候被气走了。还有一个是我表嫂，东贸刚开的时候我爸分给她和我表哥一个小档口，但是二人干了一段时间收入并不好，今年就来我们家干了。到这里之后因为也算是老板的家里人，平时我爸做好饭我妈会带一份给她。这份殊荣原来是属于英子阿姨的，现在等于是被我表嫂抢走了。正好我表嫂身材也不是很特别好，又爱使唤别人给她试版，于是英子阿姨就带头挤兑她。我妈就先找英子阿姨，带着点吓唬，再让我表嫂对人家好点。以前喊英姐，现在喊老姨（因为我妈是小婶）。

说回微信的问题。这就不得不提在拆迁时自己带着微信上的客户资源单干的小娜阿姨。她走的时候一个客户都没退回来。我妈的原话是“做人要有情有义，不能把路堵死”。为何只对着一个人有如此严重的指责？一方面是小娜阿姨是在我小姨档口干了十来年的核心导购。之前客户都是直接加导购的微信要货，付钱的时候也是直接扫店铺的二维码，老板这一环就直接被跳过了。幸好我小姨档口那边开单子发货的是我舅舅舅妈，如果不是自家人，很容易出现开单子的和导购串通的情况。作为对比，我们家是有一些客户现场让导购加，我妈也会分一些客户给导购。重要的给核心导购，不重要的给新来的导购。但是微信转账一定要通过老板。而只有给转了账，老板才会给客户发货，每天还要在库房点数。“要货跟小妹要，转钱跟老板转”。因为我妈之前也是导购，这里面的门道都懂。话说回来，之前没有核心老导购离职的情况。即使曾经有，那时微信也没有像现在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小娜阿姨的离职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另一方面是人情。小娜阿姨走了之后也没有再把老客户推回来，只有想要换货的客户才推荐给小姨，要货的拿货的大客户才给。这便让我妈和我小姨很心寒。所以现在采取的是双重保险。首先微信绑定了老板的身份证，然后导购每个人分配一个档口给买的手机，等于每个导购有两个手机，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档口的工作号。我们今天在档口正好看见两个导购阿姨挂着一样的手机绳。然后工作号又和店里的ipad同步，一个微信号登两台设备，iPad在我舅妈手里，相当于是对所有导购工作号的后台监控，导购发什么消息有什么操作都看得见，所以不存在导购偷偷把工作号的客户转移到自己手机上的可能。我妈的微信也是工作号，所以她一般有事的话都和我发短信而不是发微信，否则就全被我舅妈看见了。疫情的时候导购都把档口的手机带回家，二月份的时候导购在家发图联系客户，老板就在库房配货。那时候市场也没正式开，我爸和我舅舅每天从天津开车到东贸，摸黑发货，我妈就天天在家里发图联系客户。

我发现最近几次的访谈对象都需要我妈回过头来再补充信息，而所缺漏的都是家庭方面和其他细节性信息，似乎很难在第一次访谈就触及敏感信息，但这些背景性信息却又对理解行动逻辑非常关键。

每次从田野回来都头痛欲裂、两眼发胀。在和我妈打完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累瘫在座椅上了，包里也没带水，又渴又累。下午访谈沙沙阿姨的时候真的是强打精神。幸好后面是一边吃饭一边问，否则我真怕自己要累倒在现场。访谈真的是一门体力活，肺活量低于三千实在是恼人。

上周汇报的时候老师指出导购视角的缺失，我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王恒下课之后说可以请导购吃饭，于是周三的时候和我妈讲问她可不可行，然后决定这周日先问沙沙阿姨几个问题，再和导购一起吃饭。导购是我家的老导购，叫英子阿姨，干了十几年了。本来是四点半下班，沙沙阿姨家都关灯收摊了，我们回去之后发现家里的档口还在忙活，老板在清点换货返货的，英子阿姨在往裤子上喷水，说这样能抚平褶皱，让裤子和看起来新的一样，喷完水的裤子摆了一排摊在裤架上。大概五点半左右下的班，我们去东贸大厦的拐角吃的酸菜鱼，一边吃一边访谈。

我们下午两点打车过去，三点半左右到。到了之后先把包放在我家档口，然后就去一布道味家找沙沙阿姨。我们上去的时候沙沙阿姨正在直播。见我们来了她就下播，招呼我们到另一个档口里。我们坐在两个板凳上，沙沙阿姨坐在模特台子上。板凳的前后左右是十好几包打包好的衣服，准备发给客户。刚开始双方都正襟危坐，四五十分钟之后，正好有个上周没见过的导购过来要老板退钱。我问这个阿姨好像上周没见过，沙沙阿姨大笑着和那个姐姐说，人家喊你阿姨，结果发现对方才四十岁，上周是回家带小孩了。之后就聊到小孩的话题。聊到这里沙沙阿姨放松了下来，不时地还把衣服下摆拉到膝盖那里，晃来晃去地和我们讲话，说她怎么顺着她儿子宠着儿子，让买什么买什么，怎么处理儿子的叛逆期，要明白父母做了什么儿子才叛逆。她儿子说她应该怎么怎么管理，她还写信给他说用他的方法把档口管理的可好了。她说老公就很大男子主义，说太宠着他了。我们在等导购阿姨下班的时候，还说沙沙阿姨好像总是不能理解我们问题的意图，跑了好久的题。然而让我们震惊的是，我妈后来说在疫情的时候她老公把她儿子送到了合肥的戒网瘾学校，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当时沙沙阿姨提到她给写信的时候我以为只是哄她儿子高兴，原来是写信寄给网瘾学校！实在是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她说的“想让孩子住校，但是孩子不喜欢住校”、“比如说你住老师家，爸爸妈妈在北京，他没有回去的欲望了，他可能就不想玩手机了”说的是戒网瘾学校。这点也有透露，就是她讲孩子在叛逆期玩游戏有点上瘾，还有“不求他成绩多好，就想让他做个正直的人”——这种原则也体现在她招导购的标准上。

没想到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一点就是上次汇报时老师指出的安徽人的问题，周老师提出问题，为什么”安徽人是特别的”。晚上和我妈吃水果的时候也是正好聊起，原来上次沙沙阿姨反复强调的“我们安徽人特别好、市场部的人也说我们好”也是有缘由的。动物园拆到东贸的时候，有实力的几家大咖聚了起来，叫十个代表，给东贸老总的招商出谋划策，也就是沙沙阿姨上次说的“抱团”。据我妈说，东贸老总为了平衡，不让一家独大，就又找了别人，正好是安徽人。安徽人一个带一个，沙沙阿姨也就到了东贸。而东贸一开始比较好的位置都没拿出来招商，这个位置就给了沙沙阿姨。那十个代表里有人就很不高兴，觉得很不公平。两家在动物园的时候又有摩擦——两家上同样的货，还会撬导购，于是说要约架，当然最后也没约起来，因为还要在这个市场做下去。所以很多模糊的问题原来都有隐晦的根源，只是我目前还只能通过反过来和我妈验证才能得出结论。

回归正题，这次访谈的重点在于导购和老板的关系以及导购的主要工作。在来的路上还和林上商量了一下到底问什么。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切入“老板怎么平衡导购和导购的关系”。于是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很快地就明白我问了什么。她讲的主要有四个方面。新来的导购会被挤兑，因为她会抢客户资源，而且新来的总是被分派杂活；关于这些关系英子阿姨也有补充。首先新来的导购需要让人带，说一句还行，说两句还不懂，她烦你也烦，所以老导购都不愿意带新导购。说到提成问题，她说有的人自己的业绩都完不成，更不要说提成了。而之前我问我妈有没有导购打小报告的情况（因为我以前听她讲过），她却说没有。英子阿姨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却不同。她说有的零碎的活有些人就不愿意干，老得别人替他干，别人也不高兴，所以就会和老板打小报告。英子阿姨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一直在回导购的微信要货。这些导购到早上六点就去档口给这些客户发货。上次我还对业绩结算机制有疑问，这次去发现原来是有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商陆花”，每个导购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记录，这些记录和库存都是一一对应的，每天下班都要点一遍。商陆花对导购开放与否情况不同，我家是不对导购开放，每个月底结算；而沙沙阿姨家则是导购随时可以看，这样就对自己的业绩心中有数。之前的几个问题在沙沙阿姨那里则是不同的回答。每次我们试探性地问到导购之间是否有矛盾的时候，她要么说也有也有，要么说大家关系都很好。不过据我们观察情况确实如此。沙沙阿姨和她的员工都很豪爽，彼此都笑嘻嘻的。我们发现档口的经营情况也是非常看老板个人的特质。她们家确实很强调人品，从招聘广告就能看出来——第一要孝顺父母。沙姐也说人品第一能力第二。很有意思的是虽然沙沙阿姨是安徽人，但是因为档口里东北人多，所以她讲话也是东北口音。而且导购多是东北人这一点其实也推翻了上周地域关系的猜测——不是地域歧视，而是另有其因。

与此同时，和上周王老师提出的一样，这里存在着销售的个人主义倾向与团队作战、一家人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问，只好以很粗糙地旁敲侧击地试探，比如是否会主动辞退导购、导购业绩很低怎么办。我妈讲得很清楚，一般不会辞，当然有一直干了好几年的“鸡肋导购”，不过有些人干着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不过沙沙阿姨讲的是不会辞，而且干了这么长时间不会干的也都学着会了，业绩也没有很差。然而说是这么说，她们家却不像我家，有严重的压货问题。吃饭的时候英子阿姨和我们讲，一布道味家做那么大，但是压货可厉害了，我家就没有。当然也有可能是女装本身更新换代快。还有一方面是提成的问题。我们家并不是所有导购都有提成，只有干了十几年的两个老导购才有（其中一个是英子阿姨），其他的虽然没有提成但是有每个月固定的业绩，其他导购为了完成这个业绩也必须努力工作。而沙沙阿姨家则是所有人都有，但是之前也试行过集体提成和个人业绩结合的办法，发现所有人都只关心自己卖了多少，所以坚持不下去就没干了。现在的所有人提成的制度似乎是将这种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然而沙沙阿姨又很强调导购之间认识好几年了、关系很好。导购完成业绩的过程有点类似于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所描述的超额游戏。二者都是计件制，早上到货之后导购必须给自己的客户抢到货，但导购的业绩与拿货的人没有利益任何关系。所以导购如果得罪拿货的就会被使绊子。我家之前正好有这个情况。我舅妈的弟弟在我家干活，但是和英子阿姨关系不好，就在早上拿货的时候给她添堵。我妈就讲，你必须得知道到底是拿货的重要还是导购重要，估计也是提醒了一番，后来那个舅舅就收敛了。我们在问沙沙阿姨这个问题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把这个场景已经描述了一遍，她很含混地就答了一句“也有也有”。还有一点是体现在创业失败之后回来的导购。我们问英子阿姨会不会彼此尴尬，英子阿姨说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感情好，没什么尴尬的。范例就是之前提到的我家被挤兑的导购。那个导购其实是我堂哥的媳妇，原来是在我家档口旁边做生意，两家彼此都熟悉，但是做的不好就到我家干了，结果被挤兑。

在访谈时发现不同对象对同一问题的回应很不同。问我妈的时候可以随便地单刀直入，而且能得到满意的回答；但是问沙沙阿姨的时候，由于双方关系还不是很熟，而且问的问题也比较大，只要迂回又迂回，结果对方似乎也不懂我想问什么。跑题那么久也只能说是我自己功夫不到家。

不知从何讲起，总之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亲密关系体系”又崩塌了。

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和一个人相处绝对维持不到一年以上，这次的两年已经是奇迹。一段关系一旦处久了就会很容易感到不满，不满于在这件事上为何持这种立场，不满于态度的不诚恳，不满于话多或是话少，不满于一切琐琐碎碎的小事为什么不能合自己的心意。每次都是这样，然而每次又满怀期待地想要更亲密地在一起。这次估计是因为疫情，所以中间还有喘息的机会，然而一旦密切起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

虽然话是这么讲，但我还是很想大声地宣泄我的不满。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吊诡的是，尽管我一次次地将其宣泄出来，我的不满并没有因此而消减。虽然话一说多就会变成祥林嫂，但还是想再说一遍。从豆瓣出走后，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新的平台“对人不对事”（其实就是不带姓名地骂人）吐槽他了。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无法忍受他的好为人师的一贯行为了。我还记得和他分享了一大堆关于长毛象好处的帖子，并催促他叫他赶紧去注册。等了好久也没下文，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问，结果得到的回应不过是“看起来和推特差不太多”——终于让我明白一切都不过是我的自我感动。我记得当时还恶狠狠地讥讽，“究竟是什么人才不会喜欢去中心化的社区呢”。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他的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了。每次看到他在豆瓣的发言，总是会想，为什么这个人总是摆出一副那样的布道者的形象然后向他的信众（如果真的有的话）宣教。关于这个我们还正面地吵过。有一次讨论选题时他又在讲798云云，谈到了中产阶级文化等等。不得不讲，我虽然也去过画展，并且是很小的时候就去过了，中学时代也常去博物馆美术馆之类的地方，但是我还是不喜欢用如此明显的文化符号来标榜自己。拜托！又不是没上过美术课，而且单论文学修养，您还真不一定比得上我呢！虽然这样说也是有傲慢的嫌疑，但是说真的，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主动地向外透露过，即使和他在发生冲突时我也没讲过一个字（在豆瓣有时会写几句，虽然好像也有炫耀的意思，不过这真的都是自娱自乐，因为没什么人和我品味一致）。况且这种东西，保持自卑总比保持自信要好，毕竟山外有山。我先是委婉地表示反驳，说中产阶级这个词明显是西方的，直接套用在中国语境下是不是不太合适。我也不记得他怎么回应的了，总之当我坚决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时候，他很不满地说“你怎么好意思这样讲！”

可是我确实不是啊！我的家庭背景确实不是那么上的了台面——说真的，谁会看得上做服装批发的小商贩，至多是流露一二分同情/sympathy罢了，就像一些自由派左翼人士对贫民窟所表现的那样。这一点我在初中时就早已领会。十几岁的小孩从来不屑于遮掩自己的恶意，我仍然记得那些女生在看到我“不合时宜的行为举止”后的眼神。我当时还是个班长，负责每周一给所有人发红领巾。发到那些漂亮时髦的女生时，她们总是像天鹅一般接过从塑料袋里掏出来的皱皱巴巴的红领巾。我还记得有一次运动会表演要求所有女生穿黑色的鞋，那时候我家已经搬进新房子了，可是我还是找不到一双黑色的鞋。我穿着我妈的黑色的棉靴，甚至不敢照教学楼前的镜子。甚至在高中毕业后的聚餐里也是，明里暗里地将我排斥在外。说是过分敏感也无所谓，总之我脆弱的自尊确实非常容易被伤害。更何况是他时常会表现出毫不掩饰的优越感。我好像提过很多次了，就是他总是大声唾弃学校旁边那一排老旧的房子，然而我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想到我在上小学时家里租的房子——八九口人挤在几十平米的屋子里，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客厅，在吃饭的地方也要紧紧巴巴地停一辆电动车。那个时候大家都住着这种房子。我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她们也都是住在类似的房子里。好怀念啊，和她们在小小的屋子里一起玩电脑，看漫画，聊小说，还会尝到好吃的东西。我的发小家里最好，我还听她弹过古筝和钢琴。好怀念啊，我和我的小姐妹在弯弯绕绕的小区里疯跑，我还记得有一次摔了很重的一跤，膝盖磕破了好大一块。我们一起去静悄悄的葡萄架那里探秘，甚至围观过一个男人的跳楼。回到家后我和我哥就挤在床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他有一次趁我看电视的时候拿一根放在蚊香上烧过的链子烫我的后颈，我疼得直叫，我舅舅回家之后狠狠地揍了我哥一顿。那段回忆早就褪色，我八岁的时候就搬走了。但现在打字的时候却莫名地想哭。后来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时候吧，我开始买一些“文艺的”杂志。小学的时候一直看的是儿童文学和知音漫客，后来就是绘心绘意、文艺风赏还有小说绘，后面几个不知道现在办得怎么样了。我开始一个人去西单买衣服，照着编辑推荐看书看电影。我开始不断摸索“如何变得优雅”——是的，直到今天我仍然竭力维持着自以为的“优雅”。然而那个自卑的我从未走远。她甚至从未潜伏起来，只要把那个“优雅”的外壳轻轻敲碎，就能轻而易举地刺痛内里。现在好些了，我以前从来不敢出入那些看起来就很高级的店铺。若是第一次来的商场，我甚至不敢在不熟悉的牌子外面过多停留。化妆品店也是。我从来不会独身一人地前往没什么顾客的丝芙兰。

好吧，话说回来，我还是很想刻薄一句，您的打扮真的很土耶！上衣不知道多久没熨过了，紧身牛仔裤早就过时，肥肥大大的裤子您又根本撑不起来，更不要提比您身材大了一个码的羽绒服了。而且怎么还会有人穿这么土的鞋子！COS来COS去的，可是COS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端牌子，面料和版型也就那样，您还天天当宝贝一样吹，可惜您自己穿上去并不好看。真不知道您的优越感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我敏感又骄傲的自尊，一个不容别人轻易践踏、只允许自己不留情面地捣碎的自尊。

所以一切也就很好解释了。除了刚才讲的长长的一段，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在我还把他当亲密朋友的时候，我总是大大方方地暴露自己的弱点。我很少吃一些高级的餐厅，也没怎么吃过南方的一些食材。每次他讲“这你都没吃过”时我也毫不在意。这确实没什么恶意，只是单纯的惊叹罢了，然而一旦摘掉“亲密朋友”这层保护罩，就会轻微地冒犯到我：没吃过又怎么了？我连奶茶都是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喝。还有很多啦，其实最冒犯我的是他对女权主义和一系列性别议题的态度了。毫不夸张地讲，他总是言必称欧美，然而现实中的种种声音则被毫不留情地打成“社会达尔文”、“民粹”等等。我甚至也被您称作是民粹过，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大学的所谓的精英选拔模式罢了。道理很简单，那个自卑的我从未走远，一面对所谓的选拔时我就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代入被淘汰的失败者的角色中，而他作为常年绩点排名前几的人当然体会不到吊车尾的痛苦。所以，正是这样一个精英的人，却常常把自己当作女性、女权主义和跨性别者的救主。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从满口仁义道德变成满口自由平等，唯一不变的是对现实的罔顾，尽管他又一再强调关注subaltern/庶民的声音——可笑的是，subaltern这个概念还是我告诉他的，结果他倒是反过来当成某种旗帜。而且，什么人才算他眼中的庶民呢？我算吗？不，我已经被打成精英了，当然，是一个远不如他的精英。网络上的女权主义算吗？不，她们都没受过高等教育（承认吧，您潜意识里就是认为这些人读书没您多没你懂得多），看问题哪有他透彻？跨性别者我不了解，因为我作为一个cis-woman，去了解跨性别者的种种总有种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白男来研究印度妇女解放问题的诡异。我也曾尖锐地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理所当然地讲，正是要有这种距离才符合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可是，又该如何避免研究者的虚伪和傲慢呢？七七八八的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不满，最直接的就是每次在微信上发什么消息，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次次反驳——多么不起眼又恼人的小事！

言归正传，整个体系的崩塌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发现在试图将他剔除后，并没有任何可靠的人剩下了。我之前也写过，差序格局的博弈是让人痛苦的：我们总是不知道自己在所看重的对方的差序格局中是否占据着相同的位置，或者说不知道对方是否同等地看重自己。由此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小心试探，然而这种不可言说的试探总是会在迷雾中让人失掉信心。还有什么人呢？我非常确定我在他/她们的差序格局中只是占据着不起眼的位置。然而人总是在追求着“唯一”。所以最后的最后，我发现自己总是孤身一人。

每次写完这种文章总是会怅然若失。而且我也清楚地明白，即使我现在写完了，也并不代表着问题的解决。我还是会感到不满，直到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过快乐的两年，我也很幸运能遇到一个合拍的人。确实，有一些笑话和默契只有和他才有。所以才会不可避免地失望和落寞吧。

今天下午三个人打车去的东贸，只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先去档口找的我爸，结果人在睡觉，等了一会就去了一布道味家。在她家访谈了一个多小时，己何家问了半个小时，双子家又问了半个小时。我们三个人轮流主访。东贸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潮男靓女来来往往，我深感自己在这里就是个土包子。

上次一布道味家的老板娘沙姐好像出差去杭州了，这周末正好在。她家的档口算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两部分加起来估计得有四个小档口那么大。里面的模特和导购像上次一样还是在直播。沙姐说只有早上才会到新货，剩下的时间都是清库存。她家的档口分两部分，一间大概是库房，堆着十几个大包，里面装满了女装，只有一两个“门口男孩”和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孩；另一间是模特和导购在直播。她们家的人员规模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有七八个导购和一两个模特，其他的导购差不多只有一多半，而且没有专门的穿版模特，都是导购自己也穿几件。我们访谈的时候坐在库房里的小板凳上，一个小时之后屁股真是痛得要死。后来又赶着去问上次的张老板。这次相比上次所得的新信息不是很多，而且时间也有限，所以只能当作某种对照。最后问的双子家更是匆匆忙忙一笔带过，因为东贸要关门了，要是走得再晚点就出不去了。不过这家和其他两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两家都是搬迁前就和我家认识的，这家似乎是之后才有联系的，关系也似乎更冷一点。我和我爸送完王恒和林上后去了超市，结账的时候正好碰见她家老板娘季姐。我爸和她见了面后只是平平淡淡地打了声招呼，也没有很热情的攀谈。几个老板老板娘都是俊男美女，沙沙姐的眼睛大得吓人，穿着玫红色上衣，涂着玫红色口红，看起来年轻得很；季姐染着绿头发，戴着夸张的假睫毛，扑的腮红带有细闪，脸上一点瑕疵都没有；张老板还是潮男，穿的每双鞋都不菲的样子，羽绒服是加拿大鹅（总之是我买不起也不敢想的）。

这次的收获在于发现导购与老板之间的微妙的相处模式的异同。这大致体现于导购的收入模式、导购与客户的联系模式以及导购出走的情况。

首先这次就发现了导购薪资结算的三种不同方式。一布道味家和我家都是底薪+提成，提成就是导购的业绩，每卖出一件衣服几块钱。导购每个月根据自己的业绩结算，所以不同导购之间差异很大。不过在我晚上问我妈的时候，她又讲在我家档口是只有业绩好的才会这样。不知道一布道味家具体来讲是什么情况。己何家反复强调自己是“团队作战”，薪资构成是底薪+集体提成，或者用分红来讲更合适。所以算下来其实每个人的薪资都相差无几。双子家就是完全的底薪，同一岗位的人薪资基本无差。所以其实一布道味家导购和导购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甚至会出现“抢货”的情况——假如一个客户来档口拿货，但是这个货这个颜色只有几件，每个导购手上的货数量不同，谁抢到才算谁的业绩。不过我还没搞懂这到底是怎么算清楚的，卖出去的一件一件的货是怎么才知道具体是谁的。沙姐说以前在动物园的时候这种情况倒不少，现在到了东贸，反正大家都处了十几年，也就彼此都让让了。当然，老板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而且老板在这其中的角色目前也很模糊。所以大概需要具体的亲身经历才能体悟到。【疫情期间因为生意很惨淡，沙姐先是用轮休，但是导购都不愿意，因为工资就折半，然后制定日目标，日目标就是达到了和以前一样，达不到就休假——不让你工作变成一种惩罚】

再有就是导购与客户的关系。我家之前和一布道味家都是导购直接加客户的微信。虽然我们在问的时候沙姐说不在意，客户主要是看你的货品和你的关系——只有和老板关系好才有资格月结账，也就是今天上新，老板先给客户铺货，客户先卖着，卖得不好返一点，等到月底一起结——所以导购实际上也带不走多少客户。我们家现在则是导购的微信都改绑老板的手机号，所以客户实际上是加了老板的微信。沙姐说是这么说，但是当我爸说到微信改绑的事后，沙姐还是很详细地问了到底怎么才能把导购的微信收回来。估计心里也是着急这件事。己何家的情况还是沙姐透露的，说是店员上班期间统一上交手机，用店里的手机加客户微信。双子家没来得及问。

这种关系其实根源于导购和老板的关系。一布道味家大抵属于传统模式，可能是因为她们家的导购基本都是老导购，如果要收回微信，导购肯定会心寒——沙姐说，“她们都用那种眼神看着你”。之前我问我妈能不能访谈自己家的导购，我妈明确表示不行，说如果我要问，导购心里肯定会起疑。而己何家更类似于现代公司组织，导购也是新导购居多，所以方便推行这些政策。双子家记不太清了，不过好像也是新导购多一点。所以似乎是相处的时间越久，越依赖于传统型的关系处理方式；而相处时间短则有利于建立科层制模式。【跳槽、单干】

还有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爸今天说，你们问那么多家干嘛，反正他们都大同小异，基本都一样，直接总结总结不就行了。然而大同和小异都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事实上，尽管这些老板的流动史的确有类似之处，但这几家在很多重要的细节上又存在区分，正如上述的相处模式的差异。而且我还不确定各个模式，也就是说还要访谈多少家才能确保一定程度的信度和效度。并且就田野方法来看，虽然一次访谈能得到不少信息，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还要针对特定的一家问很多次。因为很多细节上的东西还是很难单纯地通过口述而流露，比如导购和导购之间、导购和老板之间的微妙的关系。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放假之后去一布道味家上几天班（因为他家看起来生意很红火，而且好像人也比较多），我妈听我讲了倒是表示没什么问题，可是我爸却连连说不行，说人家不要我（于是我和他还理论了一番）。当然目前还只是想想。不过我确实比较倾向于人类学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经典田野方法。

最后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三个人这次的访谈经验。访谈提纲列的不是很详细，全凭现场发挥。我在问沙姐的时候，刚开始的进入有些困难，问得有点散，前后问题没有形成一条线，东问一句西问一句的。到了后半程就好了一些，开始能够聚焦于导购和老板、导购之间、导购和客户的关系上。这里其实表明了一种张力：个体生命史与现时的关系场域的张力。前者看起来和后者这种多主体的关系存在不小的偏离。这种张力恰巧体现在王恒和林上的访谈过程的对比上。因为上一次已经问过张老板的生命史了，所以这次直接切入管理模式的问题 ，并且张老板也很爽快地给了我们他们刚拟定的《员工手册》。而林上在访谈的时候仍是从生命史切入。前半程就是回忆季姐的流动过程。回到沙姐。沙姐的身体语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正襟危坐，到了后来就有时会抱着膝后仰大笑几声。而且她在回忆流动史的时候还会征求性地看向我爸。问到张老板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困倦了，而且张老板的声音过于软绵，我在记笔记的时候真的有几秒睡着了。在问季姐的时候就已经筋疲力竭了，季姐说什么我就应和一声——只是从喉咙里发出声响地那样应和一声。

最后的最后，我爸告诉我之所以这些老板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除了他和我妈的关系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和人家说我们会像那个博士师兄一样在今日头条上发文章……

这次算是半个家乡民族志（因为我始终难以定义哪里才是我的家乡，更何况我对父母工作的场所其实没有很强的认同），也算是第一次步入父母的生活世界。

上午我爸妈一起开车过来，接我们三个去位于燕郊的东贸。在路上访谈的我妈，到了之后先去家里，正好访谈我爸。后半程我就没听了——因为要玩猫……

下午吃饭的时候也谈了一些，聊的是老板和导购的关系——这在我们下午进市场的时候便得到了印证。东贸服装城从外面看高耸入云，但商户实际活动的只有1-5层。每层都弯弯绕绕，曲里拐弯，过道极窄，每家都极小心地避免自己的货堆在门外，否则会有消防来查，原来查消防的小头头傲慢得很，几个老板一提起他就仿佛心里有气一般，抱怨个不停。市场里又闷又热，空气很不流通，好多家电梯口附近的档口都安着大喇叭，一直放着音乐，动次打次，很不美妙。呆上一会，人的生理和心理就会产生不适。档口里面灯光非常足，一般都不大，每间屋子三五平米左右，每家大概都有十来个人，多的在二三十人。模特穿版，导购吆喝，“门口男孩”负责推包，还有一些人在屋里开单子记账。老板（尤其是女老板）夹在其中根本看不出来。不过模特大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瘦瘦高高，皮肤白皙，五官明艳，眉毛描得很精致，画了眼影涂了口红。干这行的女生很多，不过也有不少男的，男女比大概在四比六？

导购在这行算是关键，模特不行可以再换，反正这里年轻小姑娘多得是，但导购不一样。导购负责联系客户，客户就是服装批发行业的命脉。一个会卖货的导购一个月能拿上好几千甚至上万的提成和奖金，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少档口门口都贴着“招导购”的纸。老板们如果想招导购，除了贴布告，还会在订餐群里发信息——订餐群里几乎东贸的所有人都在，所以很容易散布消息。导购如果想跳槽，一般会提前和下家联系好，然后和老东家说自己这两天有事不能来了，双方便心照不宣地明白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导购在家里歇几天避避风头，然后就去新东家上班——绝不能和老东家离得太近，否则就会面子上不好看。与此同时，导购跳槽是一回事，自己出来单干又是另一回事，跳槽可以，但单干的话就会和老东家闹得很不愉快，因为她会带走很大一批客户资源。下文还会说这一点。

卖女装的一般都有直播，档口里摆着手机支架，条件好的还有那种专门的照明设备。我们今天还正好碰上一个，一个手机支在一米二左右高度的支架上，模特穿着毛衣，神情清冷地在手机前摆着pose，隔一会换个动作，旁边的导购在紧盯着屏幕，卖力地解说这个版有什么特点，旁边还有几个女生手上抱着衣服，等着给模特换下一件。想来直播是她们的常态，不过据我妈说，她们干女装批发的直播都是为了清库存，真正的新款还是要看每天早上，大包小包的货堆了一地，全都是发往全国各地的——这些客户在前一天就于微信上和老板商量好要什么货。卖仔裤的似乎直播很少，老板们还都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图，等客户来下订单。东贸老板的一天忙得很，白天一天上班盯摊子，还要回几个外地客户的微信和电话；晚上下班之后，先要发大概好几十条朋友圈，然后就一直在噼里啪啦地在手机上打字回复客户和导购的微信消息：“688的今天没有，明天早上到”、“152的来十五手”、“我今天有点事没到店里，明天送完孩子就回去”——从小到大，每次看见我妈，她都一直在回别人消息：以前是打电话，现在是发语音回复微信。

今天访谈对象的兴致都还不错，聊得也蛮充分的，和上次相比条件成熟了不少，果然田野还是得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间人，而且服装批发这行更是得靠关系。

总结来看，这次对三个人的访谈都是以生命史为切入，所以获得的信息十分丰富，访谈提纲中所列的问题都有问到，并且还有一些拓展；但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就是显得有些纷繁杂乱。并且这样一来，最终收获的访谈结果与我们最初想探讨的主线便存在些微偏离——在下次访谈中需要在提纲中以不同角度的提问来凸显17-18年拆迁前后的事。但生命史又绝对不可忽视，便只能延长时间，可是我们也怕耽误老板做生意。说到这个，其实我们能访谈到的、并且在研究中最终能够体现的也只有老板，导购、推包的、开单子的，这些老板手底下的更次一级的“流动人口”便不太方便接触，一方面这些人都是全年无休，一天从早到晚都必须被老板盯着干活，我们必不可能在老板眼皮子底下访谈这些人；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他/她们是拆迁后从北京跟着过来的，还是当地人。不过据张老板介绍还是从北京过来的多。不过如果是我父母作为中间人，从他/她们的关系的角度上讲也不太可能给我们介绍导购及其他人员。

从具体内容上讲，首先流动人口一定是历经多次流动的。无论是我爸我妈还是下午的张老板，每个人在这里落脚之前都是在南方、北方的不同城市之间不停流转，并且从事过多个行当。最终选择服装批发行业，一方面是因为有熟人带路，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挣的钱多，而且相对安稳。由此可见，“安定”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流动人口的最终目的。不过这便产生某种悖反：他/她们其实很不想一直漂泊，一旦有了机会就一定会努力扎根，但现实却又是他/她们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又在不断于异地奔波。

其次，这里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项飙所描写的浙江村——因为这二者其实从广义上讲属于同一个行当，其关系模式确有相似之处，比如商户与上游厂家、下游客户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二者有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和我父母关系好的都是做女装的老板，今天本来要访谈的“一布道味”家和“几何”家都是做女装的，而且体量和我家差不多大（甚至还要更大一些）。这些不同做品类的老板在拆迁之后联系东贸老总找档口的时候似乎更有可能相互帮衬，同行之前或许会因为竞争问题而关系淡一些。但亲属和地域的因素又会产生不同？我们家就是我妈的兄弟姊妹三个人合伙干，不知道其他家、其他安徽人或东北人是这样。所以关系或许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最后，在真正进入之前，我以为商户在东贸市场是一个全新的、重建关系的过程，但从事实来看却是截然相反。他/她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系原有的关系！这既包括和上游厂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和下游分销的客户之间的关系。这在我父母和张老板的访谈中均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这是他/她们重建生意的关键。一个反例就是我家有一个导购在干了很多年之后，趁着这次拆迁，自己携这十好几年积累下来的大量客户资源出来单干。这让我父母很不高兴，吃饭的时候我爸提出想要去访谈她家，结果我妈就很不满地撇了撇嘴，白了一下眼，说找她家干什么，又不是没人可以问了。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客户，而决定一个刚入行的新人能不能在这行继续待下去的关键也就是客户。张老板和我父母均提到一开始的创业之难：不认识什么人，一方面他/她们联系不到好的厂家，并且只有和厂家关系好人家才允许你赊账，否则就是现金交易——然而刚入行的人并没有充足的现金，所以也打不了好的货；另一方面没有长期稳定的客户买货，到档口的都是散户，看两眼就走，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收益。必须不断积累关系才能扎下根来。其实之前在和我父母闲聊时他/她们也提到了这一点，我堂哥高中辍学后也干了这一行，但是一直都没有起色，每个月几乎都在赔钱。我妈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认识厂家，厂家不愿意给他做，也不愿意给他赊账，所以只能打点散货，这些散货都是些很一般的、根本不流行的款，结果当然是没法卖出去。

概而言之，他/她们生命史所呈现的或许不一定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但却是构成他/她们现有生活世界的底色。实际上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流动的最终目的也不尽然相同。或许在二十岁之前是为了赚钱，二十岁之后则是由于政策、营商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不得不主动流动。而在流动过程中，“流动”似乎意味着关系的破碎与更迭，但他/她们努力的重点却在于既存关系的保有和巩固——这就是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悖反！

这次访谈蛮顺利的，每个人的分工还蛮明确的（不过我倒是总有插话，因为担心林上和王恒因为不了解行业情况和我家的背景，可能会漏掉一些信息）。最后一点想法：在这个田野中我们最好用一些行话来表述，比如档口（店面）、台租（租金）、市场（商场）、导购（售货员）、推包、开单子、“一手号”（牛仔裤的从26-30的五个尺码，刚好一只手数完）、“十五手”（这些尺码发十五个）等等。

今天上午和陈大爷约在团结湖公园见的面。去之前担心坐在外面访谈会很冷，还穿很多，结果天气很好，甚至称得上“风和日丽”，小风吹着，太阳晒着，一切都刚刚好的样子。大爷和我们见面后说要着急走，因为这次见面是瞒着阿姨的——正好双十一打折，阿姨和他约好去超市买东西。见了面之后一边走一边说要我们帮他挂个号，王恒在一边用手机操作着，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先问了。本来以为只能问十来分钟，结果问了一个小时！紧紧巴巴地也算把提纲里的问题都问完了。

这次访谈主要是把上次模糊的点搞清楚。首先大爷的户口确确实实是在北京的，退休后迁回来的，只是没办法用单位的医保报销，只能用一老一小保险报50%——这个保险是家里两个老人都覆盖的，所以阿姨的情况其实和大爷一样。而且报销好像有额度限制，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退休之后的十来年里，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他每个月退休金不少，实际上也没有很强的经济困难。在他加入那个知青群之后这种“不公平感”才开始凸显（这里没打算用“错位而居”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从目前来说还是有种“移植”和“嫁接”的感觉）。

这倒是对“类共同体”心态的探讨很有启发。“类共同体”这个词其实来源于这次访谈的第二个信息点。这次访谈让我意识到知青身份，尤其是“错位的知青”，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被激活。大爷平时的活动是早上七八点起床，做早点，九点准时吃药，十点到十一点去公园晒太阳、遛弯，中午一点要么和邻居他/她们打牌打到五点，要么一觉睡到四点。和插队时认识的知青也有来往，12号的还要给一个知青一起过生日。上次填问卷的时候只提到和老伴一起遛弯，这次补充了不少。知青的微信群不止一个，总共大概一千来人，大爷加的是二群，是一个他以前插队时候的知青介绍他进去的，他对群主、群成员都不了解。线上聊天通常是嘱咐多穿衣多喝水，或者祝生日快乐，聊天并不很热烈，但一定会传达医保相关的信息。这些人只有在需要上访的时候才聚集，并且这种上访明确与也只与医保诉求相关。据陈大爷介绍，这种上访已经持续很久、甚至好几年了，他只是今年才加入，到现在为止参加了两次。我在想这种类共同体具有很明显的工具性，并且只是多元身份认同中的一个截面。像艾滋病患者这一身份，仅仅在地坛医院的情境中才被激发，在今天的访谈中陈大爷非常轻描淡写地掠过了看病、吃药这些在王伟口中极为焦虑和痛苦的事。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两次访谈中陈大爷都絮絮地倾诉很久医保这件事，倒是和上文中铁板一块的“工具性”构成张力：虽然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在一个前提下才能激活某一身份并展开与这一身份的活动，但这行动的逻辑在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中始终是连贯的——仿佛是水面下的鸭子。

这次还问了知青记忆的一点零碎和现在的身体状况，上次有提到一些，这次不算重点。

访谈之后王恒还费了好大功夫在手机上帮大爷挂号拿药，结果也没成功——大爷没带社保卡，没法登记。他只能明天先去一趟挂个号，后天再去拿药。

本来访谈之前特意买了一把香蕉，打算当作访谈的报酬/礼物。见面的时候几次想把香蕉递出去，但是大爷一脸严肃地摆着手拒绝，我以为是因为阿姨不知道访谈这件事，提着一把香蕉回去会很奇怪，也只好作罢，惴惴不安地提着香蕉坐在凳子上访谈。访谈结束后终于在王恒的帮助下把香蕉送出去，结果大爷好像也没有那么不乐意，欣然地把香蕉放在袋子里了。

有待挖掘的地方在于“错位”——原先和现在境况的对比如何构成“错位”？下一次如果再访谈陈大爷，需要探求65年之前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世界细节的对比。有意思的是大爷在下乡之前住在东城区，现在却住在他爷爷留下来的朝阳区的房子里——栖居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错位。并且这也牵涉到家庭关系。

在这次访谈中出现的问题仍是比较常见。还是上次所说的接话茬的问题，不过这次有意识地控制了一些，应该比上次好了点；再有就是多人访谈中的思路冲突问题。本来之前说好是我主访，如果跑太远王恒就补充提纲里的其他问题；结果今天是我问到一半，王恒插进来继续问，由此导致提纲被插得七零八落，思路也是绕来绕去，不过总体看下来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