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用“时间”这个概念（范畴？）给我所体验到的现代世界和现代科技带来的焦虑进行了融贯的解释——归根到底，是因为蕴含于我们身体之中的时间性和这个世界运转的时间性并不匹配。时间不再是“各向同性”的、完全客观的、完全线性的，而是在个人的体验之中、在技术当中、在时代当中、在文化当中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像空间一般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样貌，是“时间景观”。
当计算机的逻辑成为近乎于真理的理解，当所有人都并不质疑“速度、效率、多任务”时，这本书提出了这些问题：为什么计算机的逻辑如此成功？计算机和其他技术真的让我们变得更好了吗？如果变得更好了，那么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好吗？这些问题之前从未进入过自己的脑海，即使对技术感觉到不舒适，也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我自己如何面对技术的问题”，换言之，是个人选择、是生活方式的差异——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病症。
在之前接触过的思想和认同的思想之中，哈桑无疑算是一个“逆行者”：自己更倾向于解构和批判，反主流和反叙事——如果粗糙而不甚恰当地说，更倾向于一种“后现代”的思考方式。（但完全不确定这个词的使用方式是否正确，或者只是一种fancy的表达方式）而哈桑则呼吁一种保守主义在这个时代的“回归”（保守主义离去过吗？），呼吁经典、叙事和结构，让我们重新在这个充满碎屑的时代找回认知的中心、站稳脚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后现代状态”之中。
可以说是被说服了，之前隐含的倾向和观点被哈桑确实地表达到了纸上：不管是电子邮件的形式，还是纸笔、“断线”的生活方式，其中强烈的复古意涵，在更大的概念上理解，也可以是说从“后现代向现代的回归”——需要一个对世界的更连续的、更结构化、更稳定的认知，以对抗无所不在的碎片化的焦虑。
麦克卢汉的“截除”
我们将自己延伸得越远，我们越是弃置之前的媒介类型而强化其他的媒介。这一截除过程就越像是我们仓促地朝着未知世界进发的集体旅程中，切断了自己的后路。经过技术的层层中介，我们延伸进这个世界的“感觉”和身体感受被削弱。同时，技术过程也更加抽象，远离我们的“人类时间本质”。（38）
比如，信和（物理意义上）的书写就是被截断的部分，电子邮件也可以认为在此列——电子邮件几乎仅在工作场合中使用，逐渐从日常技术当中退场。这种“仓促行进”的旅程，不仅仅有传播媒介、沟通媒介被截断，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被抛下狂奔的马车：纸币和纸质车票，一切以“便民”、以“效率”为理由的革新与改进。
世界变得更加不可理解和非直观，缺乏直觉性的、本真的体验。或许父母在网络世界的体验就是一种例证：这个按钮按下之后的反馈已经超出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超出了物理的、自然的运作方式。再有，也能想到之前关于“机器学习和科学研究”的问题：机器学习在科学探索中的功用，是否意味着传统科学研究方式的终结？“神经现实”给出的答案是否认的，因为人类需要可解释性，人类需要一个可解释的理论来帮助理解这个世界。
在层层叠叠的技术之上，我们的行为和世界的反馈变得不确定——像是漫长的传话游戏，中间的人到底说了什么、以什么方式说，都是未知和不可控的，至少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如此，最终的结果之中，“我”的贡献几多很难被说明。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世界的改变？这个问题变得不再好回答，就引发出了巨大的意义和价值危机——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我能改变什么？
“人与时间的解放”
启蒙运动同时带来了“人与时间的解放”：在基督教教会的影响下，前工业时代的人大多认为时间是无穷尽的，它不断伸展、走向人类无法现象的永恒之境，它完全归属于上帝。延伸向最终的审判，以及如何在上帝面前度过死后永恒的时间。……怀疑论的世俗主义将这一基于宗教恐惧的时间观彻底抛弃，在一种更为理性的情境中探寻时间的本质，使之能够被所有人理解（也更易于想象）。而启蒙使得时间成为有限的：这使得“如何度过此生有限的时间”比来生更为要紧。（45）
关于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袪魅”，之前自然也是见到过不同的论述，但是第一次读到从“时间”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当然，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没有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哈桑认为韦伯对于时间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论述：“理性和逻辑要求世界的时间（时钟）和个体的时间（越来越被时钟所决定）应当被有效率地使用。”
“世界是整体的意识”
格林威治时间标准由此诞生，从这一刻起，全球在一个统一的钟表时间系统的基础上运转。这一决定不仅消除了相距极近的不同地区在时间上的本土的、古老的差异性，以一种理性方式使整个大陆保持协调同步。“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无疑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在行星的尺度上统一时间的重要前提。（63）
世界如何成为一个整体？可以说并非是在互联网形成之后，并非是“地球村”之后——可以有一个更早的时间点。当然，哈桑也承认“形成知识共同体的技术前提（信息网络）仍然不存在”，但在观念上“行星尺度的统一”已经成为可能。
不会被提起的问题
为何计算机的逻辑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相信答案是，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处理的应用契合了其创造者与助推者的意识形态。（68）
计算机的逻辑是“科技”“进步”的代名词，整个现代社会和生活都构筑在网络和计算机的大基础之上——这么一想，现代社会似乎又无比脆弱，互联网并没有达成去中心化的结果，而是让一切都变得分外中心化，让所有人都不得不粘在这张硕大的网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依赖于中心化的网络服务，而网络服务的强健程度又远远不足以支撑稳定的生活——郑州大暴雨导致网络服务瘫痪，支付和交通这样基本的需求便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了。当然，这是由于巨大的城市规模导致的——但是巨大的城市规模又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把城市规模“仓促地向前推进”，却并不考虑自身是否可以支撑起庞大的结构。而这种脆弱性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烧毁了背后的桥梁——当最新的技术被击垮的时候，我们身后并没有地方可以退却，一下就会落入更深的谷底：在线支付停摆之后，并不能回复到纸币，而陷入以物易物的状况中。
或许也是一种“技术极简主义”：“落伍和过时”的技术无需保留，丢进废纸篓，保证只有最前沿的技术在运行就可以。最有感受的例子便是电话亭的逐渐消退，小学时候电话亭还是可以插IC卡打，手机价格降低、普及群众之后，电话亭便停用再到消失。技术的迭代是自然的，总会有技术被淘汰和边缘化，但是问题就在于“时间”——过于短的时间间隔让技术淘汰缺乏反思：淘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人的一生”这样的时间跨度上，能感受到几次大的技术迭代和淘汰，新技术的统治和旧技术近乎完全绝迹，典型的例子便是支付方式，这样的频率真的是正常的吗？技术的“断裂感”能被人所知觉：我们无法流畅地在新旧技术的连续谱上移动，而是在湍流之中的石块上跳跃——每次跃向下一个石块，前一个石块就变得更小乃至消失。我们活在新技术的孤岛之上，新旧技术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
作为“潜藏的结构”（与“不可见的叙事”也许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计算机的逻辑并不被质问——连带着还有在生产中对效率的追求。这种不被“没有自我质疑和自我追问”的、非批判性的状态正如哈桑所说的，“为技术提供正当性基础的伪实用主义缺乏反思性：信息处理过程真正在做什么？对真实世界产生何种影响？”（70）
对效率无反思的追逐，大概还可以联想到晚期资本主义（尽管对这个词的内涵自己并不明确，只是随意地使用）、市场伦理（在写“性别与民法”的时候，常见到的用法）、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大约有强的关联性）。或许这些发展都可以统合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下来理解，但又嫌太过粗糙，模糊了“计算机逻辑”的独特之处——似乎并不能被普遍化成为“追逐效率的手段”，而把问题的重心完全转向效率，从而隐含着一种“计算机技术是追逐效率的必然选择”的宿命答案。
时间容量的身体性
写作时手部的抓握和阅读时眼部的运动，都基于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与环境）的无力身体性，它在读写能力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赋予读写过程以时间，它为读写过程的时间容量提供了身体基础。（79）
今天，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我们不再能够正确地把握词语、书写和阅读。……我们无法再以实践层面切实有效的、情感层面令人满意的方式作用于这个世界，无法再运用阅读和书写（它们推动了人类的现代化）所赋予人类的理性来“组织”这个世界。（80）
联想到之前有一个技术，在眼前快速地闪动过词汇，认为在这个闪动的过程当中人同样是可以识别和吸收相应的文字内容的——这里用的是“吸收”这个词，是因为其对文字内容并无法做到“理解”，更谈不上深刻的“思考”。这个技术的内在逻辑似乎与计算机非常相似：尽可能地输入更多的信息，而作为实体的、生物性的人则从“阅读主体”的位置上退却了。本来应当是眼球控制扫视的速度，由眼球作为主角、控制者来决定文字的命运，对易于理解的文字快速浏览，对于不易理解的文字反复地读。但在这样的技术下，眼球成为了单纯的信息输入接口，丧失了对于信息流的控制权，人进一步向不可控的碎片化世界展开。如果信息流的速度和终始并非自己可控，那么便是发条橙里的场景了。
如果抱有“写出来的文字也不会被他人认真阅读”的观念，那么期望用写作来“作用于”这个世界便显得相当无望。各种载体都变得过于轻薄：不论是微博还是朋友圈，自己都并不认为是一个可以进行严肃阅读的场合——即使公众号也是如此。需要更传统、流动性和互动性更低的场合，近乎于“电子化的纸媒”的状态，才是一个更安静的场景——博客是一个良好的选择。而近乎于消失的博客似乎也是“烧毁的桥梁”之一，从纸媒到碎片化的、社交化的、嘈杂的各色平台当中，并没有一个相同甚至只是近似体量的“博客”群来作为过渡。
身体性是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是重要的，以及日常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违背资本主义的逻辑与“网络化”攻克的日常生活，并不以效率为其目标，仍然自然地与身体保持更大的同步性。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倒是常在图书馆见到，不过是否有“对抗晚期资本主义”的面向——花森安治也是通过日常生活来维持“认知中心”，但对抗的或许是军国主义，那么消费主义呢？
中介化和临时性的经验、信息与知识
知识和信息的区分，根本上是时间上的区别。……知识，知识的习得，一定需要花费时间。（81）
[中介性的知识并非从我们的亲身经验中得到，而是我们读到的、从电视和广播中听到的。] 这只是我在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进而理解这个世界时涉及的一个现实、一个话题、一个资源。对我来说，它仍然是临时的，临时是真实的，而不可能是其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有意无意地接受这样的契约——现代性及其大众媒介素养的契约，它源自启蒙运动，信任印在纸张上的词语的力量并进而信任由书籍和报纸所呈现的现实。（83）
越来越多的知识形式已经变得超级中介化。然而，他们仍然停留在信息层面，因为我们缺乏时间在更深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充分思考，以使信息转变为知识，成为我们花费时间去“获知”并将之作为对现实的有效表达而暂时接受下来的东西。对于我们每天、每一分钟都不断遭遇的大量信息，我们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反思他们的意义或重要性。（83）
“中介性的临时性的知识”的观点非常有趣。哈桑似乎对一个哲学命题做出了回答：我们真的可以认识周身的世界吗？哈桑认为不可以，但是我们所获取的临时性的知识便是真实，我们必须藉由其建构我们的世界——尽管知识并非“绝对的、永恒的、真理的”，但是临时的也就足够了。并且，这也是人类社会运转的共识：没有人保证纸上的东西是真实的，但是社会也避免了在绝对的怀疑主义下崩塌。“契约”的描述展示了这种信任是纯粹建构的，从而也是权宜的——纸上的东西被暂时地接受下来，但是永远处于反思的可能性之下。
信息与知识的区别，也击碎了“把知识毫不费力地输入脑子”的现代科技幻梦。进而引出的问题是：现代世界让知识获取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信息的获取一定是更容易了，但如果加入“时间”这个要素，答案似乎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如果你有原材料却没有时间煮菜怎么办？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根本上欠缺煮菜所需要的能力怎么办？时间的欠缺在剥夺反思的能力。
图书馆：维多利亚式的神圣传统
图书馆、书店是更为久远的公共图书馆传统在后现代社会的特定延伸，是维多利亚式的神圣传统在大众文化中的体现。现代性源自启蒙的空间之中，以别处见不到的方式断开与日产生活的连接。（89）
与自己在图书馆中的体验完全一致——图书馆是一个“非日常的、带有神圣性的”场域，有图书管理员在维护馆内的安静，也有为所有人所接受的规则在约束着人的交谈和饮食。一种崇高的安静，在教堂之中也有类似的氛围：但是没有信徒的喃喃低语和牧师的布道声，伟大灵魂的呢喃、说教、交谈、啜泣、呐喊，被包含在翻动书页和笔尖的微弱声息里。
或许有关于图书馆的研究吗？公共图书馆在人类的启蒙历史上有怎样的地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现代的语境下，或许可以提问的是，图书馆在人的公共生活、城市的规划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图书馆是一个神圣的场所，但绝对不是一个精英化的、不可亲近的（formidable）的场所——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可以用教堂来说明：教堂是神圣的，但同时容纳了作为精英阶层的（掌握知识的）神职人员和需要救济的穷人。图书馆，至少脑海中理想的图书馆，应当也扮演类似的角色：遮风挡雨或许是附带的（但是是作为公共场所的必需使命），对精神渴求和文化渴求的救济是核心。图书馆是否承担起“培育公民”的责任——或者至少是一部分责任？
叙事、典范和“语境化的时间”
叙事、典范、经典。
哈桑关于“经典”的说明比较有趣：尽管有些“折中”，但是却很有说服力。自己对于经典的理解大抵来自于女性主义理论，基本的立场是“反对白人男性中产阶级经典”——这点当然也为哈桑所认可。秉持着保守主义的立场，哈桑要求“作为认知中心的经典”，至少让经典在自己的理解当中并不是一个有很大负面倾向性的词汇。但自然，哈桑也提到“经典是对反思开放的”。
叙事与典范的概念，有助于理解何谓语境化的时间：一个观点或一个想法成为叙事和典范的一部分需要时间，时间在其中是重要的变量。但是，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客观的钟表时间，而是社会认知的主观时间。很难用客观的时间来定义“典范为何是典范”——以经典作为例子，莎士比亚和J.K.Rowling都可以视为（一定意义上）的经典，但是显然有年老的经典和年轻的经典之分，二者在时间尺度上也很难有可比性，能将二者相统一的标尺大概是语境化的时间。当然，处于法学生对确定性的追求，“语境化”之物真的可以作为标尺吗？标尺是否暗含了某种客观的含义——但并无必要对此做刨根问底的细究。
对工具的抓握和生产
让人联想到有关“AI画师”的争论，一个相当符合自己想法的帖子是：AI的画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需要证明我的画比AI更为优秀？人通过AI作画，就完全丧失了对于工具的“抓握”，产出的结果也自然“与我无关”——透过层层的中介（AI的黑箱），画师与作品的关联消失了，人对这个世界的改变和影响模糊了，画之于画师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消泯了。从创作者出发的说明是清晰而有利的——避开了何为美、作者对于欣赏着的意义如何、有灵魂与无灵魂的画作之类的难解之题。
“无尽的点击-恍惚状态”
在不同的网页之间“掠过”的体验是无缝的，其隐藏了“无尽的点击 – 恍惚状态”。这一过程是破碎的、无方向的、不稳定的。（111）
掠过、无缝、“点击-恍惚”都是很喜欢的表述。对每一个网页都仅仅是打水漂一样拂过，网页的内容是什么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网页可以导向下一个网页，维持住无尽的信息流——让人联想起《运气的诱饵》里对拉斯维加斯赌徒的描述。赌博的输赢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迷境”状态，维持一次又一次下注的状态。网页的点击、刷短视频（scroll，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词）也是完全一样的机制，“心流”（不在积极意义上使用）的延续是最重要的，其延续完全依赖于无意识的、无穷尽的点击——流媒体的“流”形式，便对应无缝的体验，对应心流的连续。所谓“恍惚”状态，描述的便是心流或是迷境，一种“情绪平和的平稳态”。赌博机和短视频、网页都意在创造一种不打断迷境状态的“无缝”体验：不需要站起身来购买游戏币，不需要退出视频再进入视频，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切换操作。
“无缝”同样也对应于韩炳哲“平滑、无摩擦”的表述——落入光滑的井，没有契机减速，从而失却了作为反思的前提的时间，也遗失了爬出井的机会。
“破碎的、无方向的、不稳定的”是无意义感的来源：在掠过水面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也没有往前进。如同醉汉一样的随机漫步，在漫天碎屑之中逡巡，付出了注意力和时间之后，脱离迷境状态的你仍然杵在原地。
社会病理与个人责任
立场上来说，将注意力分散理解为一种“社会病理”和一种“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是不同的。后者是非批判性的立场，接受了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默许了其正当性。自然而然的，在这种非批判性的立场下，如何“过好生活”便是个人应当负担的责任——个人无权对社会指手画脚，要求社会的变革。
但是，“社会病理”式的理解也并不排斥和鄙弃“个人如何过好生活”的指南——在有病的社会下，自然要寻求生存、寻求快乐、寻求舒适。或许会被不恰当地认为持有不彻底的、保守的观点，但实际上二者根本不矛盾。个人寻求好的生活，根本不妨碍个人寻求对社会的积极变革。“是小布尔乔亚”“是将世界拱手让人”的指责无疑是错位的。
同样的反思也可以置于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运动当中——上野千鹤子喜欢用“结构和主体”这样的表述，也很喜欢。自己常用的表达是“长期的解放策略和短期的生存策略”。男权社会是一个有病的社会结构，“质疑结构本身”并不妨碍作为主体的女性“在对女性极不友好的世界里平安地活下去”——相反，后者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更要紧的命题，“保留有生力量”才能迎来最终的解放。
男权社会是病理，女性遭受的对待并不是“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诚如“保持自律，有效率地生产”并不是注意力分散时代中的个人责任，这个社会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任何人都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
“浅层捕鱼”的搜索引擎
对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的使用，使得信息与知识的组织形式和多样性的基础十分狭窄，甚至比网页排名算法所带来的偏向性更为狭窄。因而在这个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真正能够做出的选择——能见到的、听到的和能够与之互动的信息其实都是贫乏的，而且这些狭隘的选择本身也都是商业导向和工具化导向的。（121）
搜索引擎对全部数据的利用效率其实非常低下，巨大的搜索量并没有用来对于全部的互联网资源进行“遍历”，而仅仅是在浅层的水域反复地捕捞。
用不恰当的话来说，这也属于一种信息茧房：可见的部分太少，互联网用户的世界观（至少一部分世界观）是由不完全的知识建构的，而不是均匀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
假设我们不考虑商业伦理给搜索引擎带来的扭曲——这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即使是单纯的浅层捕鱼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危险的事实。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所有人看到的信息当然也是偏见的——这是人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局限性，如何的技术也无法改变，人无法全知全能地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在所有人没有被中心化的连接在一起的时代，或许是更“各向异性”的。但搜索引擎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或许使所有人的认知更平板一块，偏见和错误很容易地被放大了。
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吗？或许是——因为各向异性的程度降低了，所以人的观点并不分布在一个均匀的、随机的光谱上，而是被聚集成了更多离散的团块，让分裂变得格外明显。只要人被自主或不自主地聚集在一起，多样性降低，就会变得极化——“极化”这个词语本身也是在描述一种一致的方向性。或许可以联系上“大众媒体和大众观点”的联系——现代媒体对大众观点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历史性的和动态性的
我们用以构成知识的历史性的观念基础，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它驻留在报纸、杂志、书籍、百科全书的书页中，通过固化的媒介和这些媒介所处的大量社会和文化语境（人们的家中、图书馆、商店等）的持续存在而获得历史性。储存在这些媒介中的知识——文献、典范、技术知识、哲学知识等，都是可以重访再读的，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可以被重新阐释的，因为任何全新语境都可能会带来全新的话语，并在此技术上影响到知识的再现。（121）
而网络“知识”在实践上成为一种动态的信息……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的实时速度和其不断更新的检索过程，意味着“所接收的信息的结构消解了时间性”，产生了“一种‘当下’的特定体验”。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在谷歌上输入了一个特定的查询请求，然后在一个月再次输入同样的搜索词，你会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列表。……[搜索引擎]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短期化……在根本上削弱了我们与信息、知识以及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之间的联系。（121）
总是谈“互联网有记忆”，事实上互联网是健忘的——至少从哈桑的意义上说。或者说这种双面的困境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两种的失败是可以并存的：记住那些应当（？）被遗忘的，而遗忘那些应当被记住的。
再加上来自私人与政府的审查之后，互联网的记忆不仅本质上（per se）短期的，又因为这样的外部因素变得扭曲而脆弱。
语言文字的私有化
[朱特]认为，当“文字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时，它们所表达的思想亦会如此”。对于朱特而言，“语言私有化的影响不亚于其他任何方面的私有化”。（123）
书写下来的文字是工具，我们创造的工具会反过来重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这些工具变得日益私有化，越来越趋向于简短和工具性，越来越来迎合商业和娱乐的需要，迎合快速和肤浅的社交网络的需要，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文字的私有，它们更变成了商品。当文字成为商品后，我们就与它越来越疏离，它不再反映我们的思想，不再表达意义。（124）
语言的私有化的表述很有意思，如何理解？似乎蕴含着“语言是为了公共讨论而生”的这种意涵——公共写作、公共讨论是语言的使命，传播思想是语言的使命。甚至也并不能说是“传播思想”，文学艺术同样也是如此，即使没有那么理性的意涵，传播体验和情感也有同样的意义。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写道：“我们写的是本土，写的是地域，发出的是个人之声。多少人对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努力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却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流。我们彼此陌生，却由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亲密感。个体的声音就是公共的声音。地域的声音就是世界的声音。”（《作家的信念：生活、技巧、艺术》，第1页）
冷血的人
只有冷血的人，才会将当下的、将我们每天见到、每天与之交谈的人们卷入即刻的巨大灾难中，去为只存在于观念中的人们换取未来的、不确定的益处。（151）
说明了自己在新冠大流行之下的立场：不论怎么样的未来利益，苦难就在面前发生，不论未来的利益如何大、如何清晰，当下的哭喊总是无比真实的。
现代的萨义德
英美等国的军队入侵伊拉克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整治无能的背景下又没有花费时间细致论证推翻一个卡利古拉式政权为何就是正当合理的，对此，乔治·布什、托尼·布莱尔和其他领导人援引经典，告诉我们，西方国家是在“民主化”中东，是在“修复”、塑造伊拉克，使它更像“我们”。毫无疑问，这是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书写。（153）
全新的信息启蒙运动？
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民主和信息自由过程可以持续许多年，这与“维基解密”的速度与无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维基解密”的遭遇突出体现了在我们这个网络化时代中，政治公共讨论、公共责任和信息自由的实际效果。（165）
极有启发性的例子。与曾经被以纸质文件形式揭秘的“五角大楼文件”相比，“维基解密”产生的实质影响非常小，政治议题受到关注的时间跨度和深度都非常优先，因为有过多其他的冗余信息与之相混杂（“碎屑”）。在信息网络空间之中存在的政治议题，受制于一种分散而浅薄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持续的、有深度的、真正产生影响的讨论无法存在。
互联网真的让信息以“更好的方式”流动了吗？互联网真的可以成为政治组织的有效载体吗？似乎都成为问题。互联网营造出了一种信息可以触达许多人的表象，但在人心中留下的音响和驱动力都极端有限。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吗？互联网的匿名性甚至不如线下——数字利维坦至少在互联网上已经形成。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新疆大火之后，第一次见到简中互联网的平台上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和声音——像燃烧一样的观感。现在的想法是，互联网或许不能提供长期讨论的基础或者起点，这要求更传统、更可持续的媒介和写作方式。但是，当压抑的情绪已经足够多，当闷火已经在劈啪作响，轻微的“触达”就已经足够点燃烈火——让火种在第一个瞬间燃烧得足够旺，也是很重要的，“引火纸”。
思想的不可见性
我们无法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叙事、思想发生有效的互动，我们受到了信息碎片与信息迷雾的遮蔽。（152）
后现代是反叙事的，而哈桑认为我们正在自愿或非自愿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入后现代状态。在这种境况下，我们需要叙事、结构和保守主义以寻回认知的稳定和协调。
碎片化的信息当中，难以见到叙事的脉络——舆论是撕裂的，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在一个频道和一个平台上的交流。或许自己会倾向于表述成“基础共识的缺乏”，各自有一套完全隔膜和不可交流的认知。当然，这并不要求一种国家的样板戏式叙事来“统一思想”“统一舆论”——不是国家权力介入与否的问题，国家权力的介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认知的分裂，因为其倾向于掩盖和扭曲事实，将本就碎片化的信息场搅得更加迷惑，仿佛是哈哈镜和万花筒的叠合版本。
碎片化与阴谋论是否是有联系的？现在是不是一个更倾向于猎巫的时代？在现代性和启蒙对神秘主义的袪魅之后，碎片化的认知是否创造了新的神秘主义？读些深信阴谋论的言论，时常感觉到认知之间的巨大鸿沟和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失望——在同一个世界下，认知将人包裹成独立的茧房，互相之间觉得不可理喻。但这或许也并非是当今时代独有的问题，一直是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不过这样的认知就更加根本地让人失去信心。如何跨越“心之壁”呢？
网络社会的时间体验
网络社会中，人与时间的全新关系并不产生更多的时间，只是产生了更精密和集中的时间体验。商品化空间中生产出来的时间，大多数被导向商品目的。（169）
“更精密和集中的时间体验”是很贴切的表述，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网络社会是一个无法慢下来的社会。“精密”意味着时间是被规划的——当然，从钟表时间再到福特式生产，这种规划已经产生，只是在网络社会当中趋于极致（极端？）。时间被规划来作为攫取商业利润的要素，以成本收益的方式被精确地计量和使用。“集中”或许能联想到对效率的无止境乃至非理性追求，不论是个人以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摄入大量的信息流，还是企业以近乎宗教式的狂热追求秒级别的改进——尽管这种改进对于人的更好生活并无意义。印象中在书的某个部分提到，这种看似“提高用户体验的改进”，不过是“被创造的需求”罢了——曾经的我们真的会纠结于眨眼的时间吗？
网络公共领域
技术发展所形成的的网络公共领域并没有成为“反公众”的华宇空间，而是充满了喧嚣和嘈杂。对政治活动进行恰当的讨论、反思、规划与安排的时间在飞速减少。（175）
公共领域需要它自己的时间。（177）
公共领域的形成有自己的时间性，与人的认知的时间性是相匹配的：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着人的观念会更为开放，并不代表着人就能更快更好地处理不同的观点和认知——顽固的认知与过去相比大概是一点也不少。或许在直觉上这些认知得到了“被冲击”的机会，但是信息茧房和“浅水捕鱼”的现象存在，暗示了互联网对信息多样性带来的改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对自己而言大概也是一种安慰：急不得，必须耐心地按照公共领域的时间性来行动。逐渐体验互联网的实践性和公共领域乃至公共讨论的时间性之间的差异，安于后者的节奏和步调，而不尝试在前者“精密而集中”的模式下期盼一个良好和成熟的公共领域的成型。
智能手机和政治小册子
各种工具（智能手机云云）就是被设计来使注意力分散的，而不像阅读、撰写政治小册子那样，使人将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问题上。（178）
是一种安慰、鼓舞和背书：为什么自己要写长篇的、细密的、集中的文章？因为需要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相关的议题上，并且真正地引发思考乃至行动。
“革命商品市场”
各种传播技术的非统一性和割裂本身就破坏了公共领域，不同的传播技术在争相讨要注意力。（178）
自己也有相当贴切的体验。在写东西的时候，总是需要去考虑不同的平台和媒介，以及“如何吸引注意力”。几乎是一种本能的、不受控制的下意识反应，念头产生之后便有无力和悲哀的情绪，又感到一种强烈的讽刺。这种有过于强的“观众意识”的念头，或者说在革命商品市场中争夺注意力的念头，很大程度上会让自己质疑所写东西的真诚性——我真的是想做如此的表达吗？这样的载体、文风和形式是自己真的想写的吗？进一步说，“防杠”“防止误解”也是一种大的成本，在混乱和割裂的舆论场下，不清晰的表述或许会增加喧闹的声音和招致不必要的冲突——从而需要更多的装置来表明自己的意图，这是一种相当的负担。